又到年底，用數據考核過去一年的工作似乎成了一種慣例，很多人深信，成功的必經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績效，公布結果，并根據數據來分配酬勞。

但是，當我們飽含熱情地投入這些評估過程，有時卻由測量績效變成了癡迷于測量本身。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傑出教授傑瑞·穆勒将之稱為“指标的暴政”，它直接威脅着人類生活的品質和最重要機構的表現。

在《指标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社會和生活》一書中，傑瑞·穆勒揭示了我們對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麼樣的損害，并探讨了我們應當如何加以補救。

通過與傑瑞·穆勒及譯者闾佳的對談，可以發現，本書對于日益波及我們所有人卻罕有人質疑的這股趨勢，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矯正。

「指标固戀，無處不在」

上觀新聞：似乎從古至今，讓事情越來越精确，讓社會可以被數量化描述，已經成為文明進步的代名詞。量化的世界觀是從何時開始的？

傑瑞·穆勒：您所說的量化的世界觀，和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概念非常相似，就是“指标固戀”。它指的是，哪怕面對說明指标效果不佳的證據，人們仍然有着貌似不可抗拒的沖動，要去衡量績效，宣傳績效，并獎勵績效。

指标固戀的一項關鍵前提，涉及測量和改進之間的關系。有一句名言，據說來自偉大的19世紀物理學家開爾文勳爵，“無法測量的東西就無法改進”。1986年，美國管理大師湯姆·彼得斯也接受了這樣一句座右銘，“可測量的才可完成”。而這句話成了對指标的基礎信念。随着時間的推移，一些人得出結論———“凡可測量的，都可改進”。

你一旦覺察到指标固戀，很可能會發現它無處不在。谷歌的Ngram（它能即時搜索成千上萬的掃描版書和其他出版物）為我們文化和社會所發生的變化提供了一幅粗略但極為生動的畫像。在頁面上按年份設置參數，輸入術語或短語，就會彈出一幅圖表，顯示相應的詞語從1800年到現在的出現率。輸入“問責制”，你将看到一條線從1965年開始逐漸上揚，1985年後提升幅度不斷增加。“指标”一詞也一樣，在1985年前後急劇增加。“基準”和“績效指标”也都遵循相同的模式。

闾佳：量化的世界觀始于機器大規模生産時代。具體而言，也就是20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剛開始的時候。亨利·福特的汽車流水線，弗雷德裡克·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都是這一世界觀的體現。他們分别通過對工廠車間工作的标準化和提速，提高效率，創造了“批量化大規模生産”這一完全屬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概念。根據泰勒的理論，“把過去由工人所掌握的傳統知識全都收集到一起，接着分類、制表，将這些知識簡化為規則、定律、公式……通過強制執行标準化方法，強制采用最佳工具和工作條件，強化協作，才能确保工作更快完成”。所有這些規範化和标準化，都是為量化所做的鋪墊。

上觀新聞：為什麼指标一經使用，就如此大受歡迎？

傑瑞·穆勒：首先是社會對于個人判斷的不信任。人們對自己的判斷總覺得不穩妥，更容易追求依據看似客觀的标準來做出決定。數字隐含着客觀的味道，是“确鑿”的，顯得更像是更穩妥的賭注。

其次，“消費者選擇”這股意識形态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對于大的公司或者組織，例如醫療、教育等大型公共事業，普通用戶往往是缺少信息的一方，結果的指标化和披露可以使得整個社會更好地對這些大機構進行監督。

另一些經濟力量同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置身高層者面臨着大多數人都會面臨的認知局限，更樂意通過種種策略來控制下屬，而指标是其中的核心組成部分。量化的指标管理是一種很好的解決方案，使得公司的管理流程不僅僅依賴于人，從而實現規模效應。

最後是信息技術的普及。收集數據的機會越來越多，成本越來越低，企業和組織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搭建數據管理系統，對于企業内部的各個流程和環節進行監控，并及時做出決策。

「量化魅力，來自整理和簡化」

上觀新聞：不可否認，指标至上的風氣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那麼為什麼在書中要把它稱作指标“暴政”呢？

傑瑞·穆勒：一旦開始迷戀測量，我們很容易就會相信，更多會更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幾個領域的案例。

教育領域是我進行指标固戀研究的起點，因為我曾在高校任老師并負責一些行政的工作。在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鼓勵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接受高等教育，如何提升大學的入學率就成了政府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然而，大學學位的獲得者人數雖然持續上升，但是實際上畢業生整體的能力水平反而是有所下降的。因為，為了實現入學率目标，不同州在競争過程中降低了大學的準入标準和畢業要求，直接的後果就是在大學裡面設置更多的課程來彌補一部分學生在進入大學前能力的欠缺，從而進一步減弱了大學教育的質量。

指标在其他領域的流行熱度都比不上醫療領域。在醫療領域，指标同樣扮演着各種各樣的角色———一些是真正有用的，另一些則十分可疑。我舉個例子，《婦産科醫生》是一部醫學劇集，但現實世界裡充斥着它所描繪的現象。在《婦産科醫生》裡，外科醫生是按成功率來接受評級或獲得報酬的，一些醫生就會拒絕對病情複雜或嚴重的患者施術。排除更困難的病例（因為它們存在結果不佳的可能性），提高了外科醫生的成功率，也就提高了他們的指标、名聲和報酬。當然，這麼做的代價是，犧牲了被拒做手術的患者的性命，但這些死亡并未體現在指标裡。

我們會看到，操縱指标的現象發生在每一個領域：警務，基礎、中等和高等教育，醫療，非營利組織，當然還有企業。采用績效指标作為獎懲基礎，會帶來許多不可避免的問題，操縱指标隻是其中之一。有些事物可以測量，有些事物值得測量。但能被測量的東西，不見得總值得測量；得到測量的東西，跟我們真正想知道的東西，有可能毫無關系。測量的成本可能高于收益。被測量的東西，有可能讓我們從真正在乎的事情上分散了精力。測量給我們帶來的或許是扭曲的知識———看似可靠，實則具有欺騙性。

闾佳：量化的世界觀認為，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規範化和标準化。事實上，批量化的大規模工業生産，的确要依靠規範化和标準化才得以完成。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們的世界逐漸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進入了信息革命的時代，“測量”概念變得更為普及，因為幾乎一切都可以轉換成“數字”，而數字，是天然可以測量的。我們現代人也一次次地見證了“數字”帶來的奇迹。于是，各行各業都開始使用數字來對工作進行規範化和标準化，并進而以數字指标作為成功的象征。指标文化的過分風靡，認為“無法測量的就無法管理”，便是作者所稱的“暴政”。

上觀新聞：量化的指标，是怎樣轉變成了一種玩弄和操縱的文化？

闾佳：在作者看來，對一些主要依靠經驗、依靠判斷、依靠人際互動的工作，比如教育、醫療、警務、政治等，使用數字和指标加以規範，是對測量的濫用，扭曲了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

既然數字最容易測量，它也就最容易被動手腳。這就好比說，對膠卷拍出來的照片做手腳，我們還需要一間暗房，各種藥水，各種工具；但對數碼照片做手腳，我們隻需要手機上安裝一款軟件就行了。給數據指标動手腳，人們可以尋找更簡單的目标，對測量群體進行選擇，從而更便于達到測量指标，同時排除那些難以成功的案例。此外還可以通過降低标準來提高成績，通過省略或歪曲數據來改善結果。

傑瑞·穆勒：有時候，從合理地應用指标到瘋狂地應用指标，背後有利益在作祟；但另一個原因同樣重要，那就是不加批判地采用“指标意識形态”。與每一種文化一樣，指标問責制文化擁有一套不容置疑的獨特神聖術語，及其特征性的盲點。不過，它在今天所占據的優勢地位太顯赫了，使得人們往往無視它的缺陷。

上觀新聞：将指标作為唯一的衡量方式，會産生哪些缺陷？

闾佳：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量化指标，有一些天然的缺陷。

第一，人總是喜歡測量最容易測量的元素，但最容易測量的元素，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有時甚至完全不重要。

第二，有時候，我們期待實現的結果涉及極為複雜的層面，比如教育對學生的塑造，遠不止成績好這一個維度。但在實踐中，我們往往以“成績好”這一個指标來評價教育的成敗。換句話說，我們想要的結果是那麼的複雜，測量的内容卻過分簡單。

第三，很多時候，更容易測量的數字來自輸入端，比如組織投入了多少資源，或使用了怎樣的流程，但輸出端不一定會有精确的數據。例如，企業對産品投入了多少廣告費用是一目了然的，但廣告對産品的銷售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卻不見得很清晰。

第四，為便于測量，人們先要把複雜的東西進行标準化和統一化。量化的魅力，部分地來自它對知識做了整理和簡化。它提供了定量信息，便于進行人與人、機構與機構之間的比較。但這種簡化往往會帶來扭曲，因為使得事物可堪比較，往往意味着要剝離其背景、曆史和意義。前不久，中文網絡上流行一個詞叫“内卷”，其實就是量化給人帶來的一種焦慮感：隻有規範化、統一化的人生，才能互相比較，如果隻通過金錢這一單一維度衡量個人的成就和幸福感，必定會讓人感到重重的壓力。

「與其說是反抗，不如說是預警」

上觀新聞：其實，問題不在于測量，而是過度測量和不當測量，應該如何避免過度測量和不當測量？

闾佳：這個暫時還沒有什麼好辦法。随着技術的發展，從前很多沒法測量的東西，如今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測量了。測量之風愈演愈烈，人們對數字愈發迷戀。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的一點是，如今的中國仍然在摸索發展之道，在很多方面的确也需要更多的測量。結合這兩方面來看，尤其在我國，對數字的追求恐怕還會持續頗長時期。

傑瑞·穆勒：測量并不能替代判斷，相反，測量更需要人們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關乎需不需要測量，測量些什麼，怎樣評估測量内容的重要性，是否将獎懲附加到測量結果上，以及向什麼人公開測量結果的判斷。

我的建議是，要讓内行人甚至從業者參與指标的設定，通過調動從業者的内在動機，讓指标朝着好的方向發揮效果。同時，在設定指标之前，也需要更審慎地思考，是否有必要設定指标。

世上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真正地認識自己所面對的主題和所在的組織，這是無可替代的———它部分是個經驗問題，部分是個無法量化的技能問題。許多重要事項，對判斷和闡釋的依賴性太大，無法用标準化指标加以解決。歸根結底，關鍵不在于讓指标與判斷截然對立，而是要讓指标為判斷提供信息，這就包括知道要為指标分配多大的權重，意識到指标的典型畸變，以及理解什麼東西無法被測量。最近幾十年來，太多的政治家、商界領袖、決策者和學術機構管理者都忽視了這一點。

上觀新聞：我們已經步入了大數據時代，要适應大數據時代的發展，還要做到不被數據所束縛，确實不易。

闾佳：越是需要人類主觀判斷力和經驗的領域，就越是不能一味依賴指标進行衡量。比如政治家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藝術創作的意境高低，人際互動的感情深淺，這一類東西，完全無法靠指标來衡量。

大數據的應用已經逐漸擴散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此次新冠疫情的暴發和持續，對大數據的應用甚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如我們前面所說，便于統計測量的數據，往往是那些表面化的、經過标準化的東西，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社會接觸，卻是個性化的，難于标準化的。個體是多層面的、立體的、豐富多彩的，它不是一個單調的數據點。在陷入大數據的宏觀思維之前，不妨先想一想那些不能歸納在數據裡的東西，為自己的思路增加一重個性化的色彩。

上觀新聞：有人說，《指标陷阱》就是一部反抗之作———反抗衆多堆砌的數據和問責之作，這是一種抗議嗎？

傑瑞·穆勒：可以這麼說，這主要是對一種觀點的反抗，這種觀點就是越多的數據就越好，并把所有的信息都數據化。

闾佳：普遍的觀點往往是，我們的社會還需要更多的标準化、規範化、透明度。人們認為朝着這個方向走，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本書幫助我們提前審視這種趨勢有可能存在的問題，與其說它在反抗，不如說它是發出預警。

我們如今所感受到的大數據優勢，基本上是它帶給我們的便捷性，對大數據的一些天然缺陷，以及那些被大數據及其相關應用變得邊緣化的群體（尤其是老人等），卻認識和思考不足。本書提醒我們，還存在别的觀察視角。

《指标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社會和生活》[美]傑瑞·穆勒 著闾佳 譯東方出版中心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王一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