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就此得出落下闳是“渾天說”和“渾天儀”的創始人，那又未免言過其實因為落下闳并非為“渾天儀”首創者王蕃在《渾天象說》中記載：“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玑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羲和是遠古時候的天文學家可見，“渾天儀”早已有之，隻不過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所以汪榮寶在《法言義疏》中說：“《隋志》所雲羲和、渾天儀，相傳謂之玑衡者，後代久無其器”雖然“無其器”，但相關理論和信息都傳存了下來，落下闳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制造了“渾天儀”，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天文學家第谷?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天文學家第谷

　　如果我們就此得出落下闳是“渾天說”和“渾天儀”的創始人，那又未免言過其實。因為落下闳并非為“渾天儀”首創者。王蕃在《渾天象說》中記載：“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玑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羲和是遠古時候的天文學家。可見，“渾天儀”早已有之，隻不過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所以汪榮寶在《法言義疏》中說：“《隋志》所雲羲和、渾天儀，相傳謂之玑衡者，後代久無其器。”雖然“無其器”，但相關理論和信息都傳存了下來，落下闳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制造了“渾天儀”。

　　落下闳也不是“渾天儀”的終結者或集成者。西漢後期和東漢時期的天文學家對“渾天說”進行過反複闡釋和完善，對“渾天儀”進行過多次驗證和改進，其中張衡的貢獻最大，其《渾天儀圖注》全面總結和系統論述了“渾天說”，認為“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裡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并據此理論把“渾天儀”改造成“水運渾天儀”，以水漏為原動力。還有賈逵又給“渾天儀”增加“黃道”等，這才使“渾天儀”趨于完備。

　　落下闳與太初曆

　　落下闳天文學成就的另一項成果是主導編制了《太初曆》。

　　漢武帝“太初改曆”是其“太初改制”的組成部分。戰國以來盛行“五德始終”之說，帝王們都得為自己的政權建構政治文化标識，以昭示天命所在。漢朝前期沒有顧及這項工作，而是“襲秦正朔服色”，但“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的呼聲一直存在。漢武帝時，國力強盛，天下晏然。一時君臣決計放棄秦朝之舊制，建立“漢家制度”。換紀元，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号，封泰山，第次開來，用以構建漢朝的政治文化體系。其中，“改朔更曆”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天文、曆法、算數以及地面觀測和曆史記錄等諸多領域，需要多部門和多學科的分工協作才能完成。

　　落下闳在這場“改朔更曆”中擔當着重要任務，即“運算轉曆”。《史記》留下了簡明記載：“至今上即位，招緻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據此，《太初曆》主要是落下闳與唐都分工協作完成，唐都負責對天體進行定位分區，落下闳負責按天體運行規律進行計算推演，最終達成“與夏正同”的目标。元封七年（前104），漢武帝正式頒行《太初曆》，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

　　太初日曆表

　　與舊行《颛顼曆》相比，《太初曆》确實有着巨大的進步。它兼顧太陽運動和月亮圓缺變化規律，采用回歸年和朔望月平均值為基本周期。它以寅月為歲首，置二十四節氣于其中，與春種、夏忙、秋收、冬閑的農耕節奏合拍，對指導農業生産和生活更具實效性。它以無中氣之月為閏月，而冬、臘、正三月不置閏，較之此前曆法的年終置閏法更趨合理。《太初曆》的這些處理辦法對後世曆法影響久遠，經後世調整和改進過的農曆沿用至今。落下闳發揮所長，運算轉曆，處理數據，為這部新曆法的誕生作出了重要貢獻，并因此而名垂青史。

　　當然，“太初改曆”從啟動到頒行經曆了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從《漢書》的記載來看，參與這項事關國體的大事的人員衆多。兒寬與博士賜等人建議改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議造漢曆”，召募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與民間治曆者20多人，還有淳于陵渠等人觀測校驗，一共形成了10多套方案，最終選定落下闳、唐都的方案，“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與焉。都分天部，而闳運算轉曆。”因而，《太初曆》是分工協作的成果，既不能将《太初曆》歸功于落下闳一人，更不能歸功于司馬遷或唐都一人，當然落下闳在《太初曆》編制中的主導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落下闳的精神

　　落下闳“運算轉曆”，參與編制《太初曆》的功勞在當代就得到充分肯定。班固在《公孫弘傳贊》中将落下闳和唐都作為漢興以來律曆方面的代表人物加以肯定和褒贊：“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笃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蔔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闳，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骞、蘇武，将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本為方士的唐都、落下闳因其觀星制曆而比肩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司馬相如、趙禹、張湯、衛青、霍去病等文臣武将。

　　當今落下闳研究者對他及其《太初曆》的評價又超越古人，稱頌《太初曆》是中國特色的天文曆法的“楷模”，為以後100多種天文曆法提供了“樣闆”，充分肯定《太初曆》“以孟春正月為歲首”和“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等創建。

　　當然，也有研究者對落下闳及其曆法持否定态度。劉操南在《古代天文曆法釋證》中說：“就太初曆所采的歲實、朔策的數據而論，除三統曆沿襲于太初曆的數據外，在中國曆法史上102種曆法中是沒有一曆采用這樣疏闊的歲實、朔策的數據的。這和傳統的六曆相提并論，也是一種倒退的現象。”以緻有人把《太初曆》貶斥為“我國所有曆法中最不好的一部”。

　　由此可見，對落下闳及其天文學成就有着肯定與否定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評價，不過還是以肯定為主。在今天看來，落下闳主導完成的《太初曆》和“渾天儀”的科學性都有瑕疵，如“以律起曆”就有失科學性。我們不苛求古人，但要客觀公正地評價其天文成就，更要傳承發揚其創新、求實、淡泊的精神。

　　落下闳的創新精神集中體現在《太初曆》的編制和“渾天儀”的制作上。漢武帝以前《颛顼曆》已采行百年，而“渾天說”和“渾天儀”早在戰國時已經出現。到“太初改制”時，雖然聚集20餘人從事改曆工作，并形成多套方案，而漢武帝采納的是落下闳和唐都主導的方案，并頒行于世，正是《太初曆》在置閏、正朔、節氣等方面具有既往《颛顼曆》和其他現成方案所沒有的創新之處。同時，落下闳在原本“無其器”的情況下，依據“渾天儀”的流傳信息制作了全新的“渾天儀”，“精微深妙”的曆史評價正是對落下闳創新精神的高度認可。

　　落下闳的求實精神集中體現在其客觀看待《太初曆》上。落下闳本人并不覺得自己“運算轉曆”完美無缺，還十分坦然地指出這部新曆的誤差。《藝文類聚》卷五《歲時下》引文記載：“巴郡落下闳，漢武帝時改颛顼曆，更作太初曆。曰：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太平禦覽》卷一六《時序部一》有與此相同的記載。這就是說，落下闳知道《太初曆》在800年後會誤差一天。這反映了一位科學家的謙虛胸懷和求實精神，也給我們今天客觀公正地評價落下闳及其《太初曆》以啟迪。

　　落下闳的淡泊精神集中體現在其辭官不受上。漢武帝信用方士，衆多方士裝神弄鬼，迎合皇帝，神化君權，騙取功名利祿。落下闳本來就是方士，又在“太初改曆”中立下大功，原本可以名正言順地得到名利，武帝也确實授予“侍中”之職，而落下闳堅決“辭不受”。這種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精神正是傳統社會大多數士人所缺少的，也是值得當今學者借鑒和學習。

　　（載《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曆史名人”專刊）

　　蔡東洲，西華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院長，落下闳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落下闳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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