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蛇者說》

唐代．柳宗元

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瘘疠，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複若賦，則何如？”

《捕蛇者說》寫于作者被貶到永州時，是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柳宗元的貶地永州，在當時是相當荒僻落後的地區。而且司馬是刺史的助手，有職無權。柳宗元在這裡住了将近十年，到元和十年才被改派到柳州當刺史。在刺史任上，他"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取得顯著政績。但因長期内心抑郁，健康狀況惡化，病死在柳州，僅四十七歲。這篇文章，表達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捕蛇者說》揭露了當時“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會現實。文章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說依次刻畫描寫，以蛇毒與賦斂之毒相對舉而成文。叙事開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議。全文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處處設比，文風委婉曲折，波瀾縱橫，脈絡清晰，層層遞進。

内容結構上，作者以“蛇”為線索，步步深入地展開文字。全文以蛇開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産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說的順序步步遞進，最後得出結論。雖然題為“捕蛇者說”，卻不徑從蔣氏叙起，而從“永州之野産異蛇”下筆。

蔣氏的這番話，繼續運用對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獨存”和鄉親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卧”和鄉親們的驚恐相對比；以他“一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确實“未若複吾賦不幸之甚也”。文章從多角度進行對比，從各層面揭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死亡與生存的對比：文章以其鄉鄰60年來由于苛賦之迫而“非死則徙”的遭遇與蔣氏“以捕蛇獨存”的狀況作對比，觸目驚心地表明“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鄉鄰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蔣氏“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諸多對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題。

北宋文學家蘇轼：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明末清初藏書家、文學家孫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隻就“苛政猛于虎”一語，發出一篇妙文。中間寫悍吏之催科，賦役之煩擾，十室九空，一字十淚，中谷哀猿，莫盡其慘。然都就蔣氏口中說出，子厚隻代述得一遍。以叙事起，入蔣氏語，出一“悲”字，後以“聞而愈悲”自相叫應。結乃明言著說之旨。一片憫時深思、憂民至意，拂拂從紙上浮出，莫作小文字觀。”

明朝進士林雲銘《古文析義》卷十三：“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簿，上之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看可見。而子厚之谪永州，正當其時也。此篇借題發揮，總言賦斂之害，民窮而徒，徒而死，漸歸于盡。凄咽之音，不忍多讀。其言三世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憂。嗣安史亂後，曆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以内，其下語俱有斟酌，煞是奇文。”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東解人，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愚溪"，漢族，祖籍河東，唐代政治家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柳宗元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與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等并稱為 "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唐代宗大曆八年出生于京都長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貞元九年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後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九月，革新失敗，貶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貶永州司馬，在此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元和十年春回京師，不久再次被貶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編輯整理：清風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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