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晨

一個暴風雪來臨前的早晨，一個饑寒交迫的孤獨護林員，一個剛剛失去戰友的警察，一個身份存疑的老光棍，一個“即将到來”的盜獵者……重重迷霧之中，真假警察身份撲朔迷離，衡量站邊的每一刻都可能是生死一線間，拉滿的懸疑感裡滿是關于人性善惡的判斷題和選擇題，而最終的答案，是一場引人深思的羅生門……

《一個和四個》海報

本月閉幕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上，主競賽單元的一部華語片驚豔亮相。《一個和四個》這部影片的特别之處在于，它發生于神秘藏地，但絕不是這些年逐漸走進觀衆視野的“藏地新浪潮”那卦的深沉文藝片。《綜藝》的影評人評價“影片的類型化表達很好地喚起禁欲主義和冰冷的、存在主義的中間地帶，以至于讓你難以眨眼”。

《一個和四個》入圍第34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95後導演久美成列，是東京電影節曆史上最年輕的主競賽單元入圍者。《一個和四個》是他的首部長片作品，久美成列展現出對于影片節奏極佳的控制力，88分鐘的劇情中不斷讓觀衆跟随護林員的視角置身于撲朔迷離的生死抉擇中，并不斷推翻看似已經給出的蛛絲馬迹和線索。

這位導演還有另一個身份，著名導演萬瑪才旦的兒子。萬瑪才旦近年來以《塔洛》《撞死了一隻羊》《氣球》等影片在海内外各大影展大放異彩的同時，也逐漸帶領觀衆來共同審視備受外來文化沖擊的藏地生存處境和藏民的精神世界。而在他帶領下逐漸嶄露頭角的松太加、拉華加、德格才讓等藏族電影人，也都以各自的視角開始了他們所理解的藏地故事的講述。

久美成列

久美成列和上述一批藏族電影人的成長路徑并不相似，他從小學階段就離開故土，跟随父親在北京生活。大城市對于他，是比遙遠藏地有着更直觀認知和體驗的地方。盡管從小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之下，久美成列倒也沒覺得拍電影會是長大後順理成章的事。

小時候的久美成列一度是個“段子手”，課餘時間喜歡編排小品演出來逗同學們笑。青春期的時候他迷戀畫畫，從藝術入手，開始進入更深層次的自我觀察。父親總是很忙，能夠給予的關心并不算多。久美成列第一次在電影中找到共鳴是看到伯格曼的《秋日奏鳴曲》，裡面女兒對于鋼琴家母親愛恨交加，也曾一度拼命練琴想要博得母親的關注。他好像在電影裡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看到電影能夠給人生做出綿長注腳的力量。

他也一度并不喜歡父親電影裡的沉悶，說起小時候父親給他和親戚放電影的經曆，他記得親戚呼呼大睡，他也三心二意玩着手機。雖然随着知識和閱曆漸長，逐漸看到父親平靜影像下潛藏的暗湧而感動震撼，但他也深知這樣的暗湧和普通觀衆之間隔着并不容易跨越的文化壁壘。而他更願意把自己劃歸為“普通觀衆”，用一種更符合當下年輕人的視角去講述他感興趣的主題。

東京首映結束後，澎湃新聞記者和這位年輕的95後“影二代”聊了聊他的這部長片處女作，以及他獨特的成長路徑，和作為新生代電影人對于當下電影處境的思考。

【對話】

展現人性多面的“羅生門”

澎湃新聞：第一次作為導演的身份，讓自己的作品和觀衆見面，收獲的反饋和你預想的差不多嗎？

久美成列：一開始我挺擔心的，怕東京那邊的觀衆會覺得這就是一個比較普通的類型片，可能像《八惡人》《羅生門》之類的，覺得沒有新意。我擔心觀衆可能會感受不到片子所力圖表現出來那種氛圍感，還有人的心裡面的比較細膩的東西，沒想到他們還真的挺喜歡的。

《一個和四個》劇照

澎湃新聞：《八惡人》《羅生門》這兩部片子也确實是一些觀衆看完《一個和四個》後覺得會聯想到的，對于這些經典的大師之作，你受到的影響和想要着力去突破的分别是什麼呢？

久美成列：《羅生門》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電影。最早我看《羅生門》的時候，覺得每一個人都在從自己的角度去闡述一件事，試圖美化他們自己，這樣的叙事角度很酷。但是我剛開始看的時候，其實沒有太理解這個故事裡它想傳達的這種人性比較自私的部分，後來學習電影以後，跟一些前輩一些老師去聊，就覺得對我很有啟發，所以我在寫《一個和四個》這個劇本的時候，也是不斷地去挖掘每個人這種自私的部分和每個人行為的動機，想把人性複雜的部分呈現得更多一點，而不僅僅是叙述一個誰是盜獵分子，誰是警察這樣一個簡單身份的分辨。《八惡人》可能是很多這種空間上調度的東西，對我來說還挺值得學習的。

澎湃新聞：電影最後并沒有很明确地解釋一個客觀意義上的真相，作為導演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是在緻力于營造這個羅生門，還是心中有一個比較明确的現實版本的存在？觀衆怎麼樣更好地破解導演其中的一些密碼？

久美成列：當然是有一個很清晰的邏輯，但是我不會告訴你。你需要想清楚每個人物他到底是誰，他為什麼要來這，他來跟這些人交談，他有什麼目的，這些東西是跟他的身份背景有關系的，把這些想清楚事情，才會更接近真相到底是什麼。但是的确對我來說，這些不是最重要的，包括在原著小說裡面它的結論也不是最重要的，我還是想呈現這種極端情境下人物的心理狀态，以及他們能爆發出來的人性的各種各樣的複雜面相。

《一個和四個》劇照

澎湃新聞：關于盜獵者和護林人的生活，要去做一些功課嗎？

久美成列：對，我們做了很多的功課，開拍之前我們一邊在這邊置景，一邊去找當地的護林員。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們找到那些護林員全都是90年代在這裡工作的，他們的那種生活跟我要塑造的人物完全吻合。那個年代信息條件特别閉塞，他們在林子裡面發現了一起盜獵的事件，想要給警察彙報，必須要跑到很遠的地方，才能打一個公用電話。他們吃飯需要提前一個月甚至兩個月把糧食儲備好，遇到大雪封山或者極端情境的話，他們可能就吃不上飯了。那種生活狀态是非常原始并且孤獨的。

關于盜獵者也很有意思，我記得一次看景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一個老人想搭車，路上我們問他以前是幹什麼的，他說他以前是盜獵分子，把我激動壞了。還有一個印象特别深刻的點是，那次我們接上他的時候天都快黑了，突然他就說“看，那有一匹狼”。我們就怎麼看都看不見，他卻說很清晰。實際上那匹狼在800米開外，還灰不溜丢的，我們真的啥也看不見，所以盜獵分子到老了還是異于常人的敏銳。

澎湃新聞：關于片名《一個和四個》，我們看到的是護林員遇到三個人，那第四個人，是怎樣的考慮？

久美成列：一個和四個，表面上看是護林員和他遇到的另外四個人。當然有一個很容易讓忽略的人，是那個死掉的警察。其實是這個關鍵的人，讓這個事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對于護林員的世界來說也是一次更大的打擊，就是它離真相似乎就近在咫尺了，但是又一下子遠在天邊了，這個人很重要。

同時，我看小說的時候，說實話跟現在的理解不一樣。我當時理解和大多數觀衆一樣，也是護林員和闖進他們屋裡的人，但在我不斷改編劇本的時候，我把原本是一個意象的鹿變實體了，它真實出現在了空間、這個故事裡面，甚至最後的時候他成為了和護林員對視的最後一個生物。做好成片之後，我對這頭鹿的感情就越來越深了，我覺得它有一個特别大的慈悲心，看破不說破，就像佛祖一樣可能靜靜地看着發生的一切，讓你們去感悟。“一個”可能是這頭鹿，它是一個來自于另外一個空間維度的視角和生命。

《一個和四個》劇照

不一樣的藏地叙事

澎湃新聞：看這個電影的時候，發現藏地原來、是一個非常适合類型片生長的土壤，信息閉塞，風貌獨特，你對這方面有怎樣的思考？

久美成列：對，我覺得藏地的确是有各種各樣題材的故事值得被發展成影片，比如說我從小就看一些神話故事，當時我看的時候就覺得這些東西拍出來該多麼吸引人，它所描述的世界是在我沒有看到它的時候完全想象不到的。

還有我覺得藏地的人，他本身的性格和個性，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與衆不同的，這裡面也蘊含着很多能夠發生故事的可能性。比如說給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朋友跟我聊到以前的藏族軍人他們打架，他們打累了後就會說“累了，先别打了，先吃頓飯”，然後每個人就從自己的帳篷裡面把糌粑拿出來吃飽了，然後繼續打。這種東西它是屬于這個地方的人的特有的一種精神，非常适合發展成一些很有特點的類型片的故事、模式。

《一個和四個》劇照

澎湃新聞：過去我們看藏地的電影，似乎是一定要和它的地域、信仰、曆史這些身份去結合的，到你這一代的時候你覺得這種文化的影響有所淡化嗎？在你處理這一組人物關系的時候這些背景處于什麼樣的位置？

久美成列：我先說說我的前輩們，因為他們年齡都比我大一輪或者兩輪，所以他們很自然地經曆了變遷的過程，比如說有外來的文化進入，讓他們的生活方式改變，從比較遊牧的方式進入到城市化，這些在他們的生命曆程中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很深刻的生命體驗。作為一個創作者來說，他們理應去表達這些對他們的确深有沖擊的感受和事件。

對我來說，我出生的時候可能已經處于劇烈變化的末端，所以我就更直接地接受了變化之後的樣子，也沒有他們那樣的精力去專門思考很多東西，去感觸那麼深，所以我可能暫時還沒有去想拍那樣類型和主題故事。當然在這個片子裡面的确就是它的地域，它的社會的背景，它的曆史，這些東西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故事。

但是你要是說我完全沒有考慮的話，也不可能。有一些東西是自然在構建人物的時候自然生長的，比如說在我們寫劇本的時候，曾經試圖把其中的一個警察設置成藏族。但是我的體驗告訴我，一個本民族的人，他會更相信一個本民族的人。繼而某種兩難的平衡就會單純的因為一個身份認同被打破，那故事就很難成立。所以這種對于民族關系或者說現在這種社會處境對我創作這個劇本還是有影響的，但不是最重要的。

《一個和四個》劇照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成長背景裡，受藏地文化的影響是怎樣的？

久美成列：我是在12歲的時候來北京，大部分學習的時候覺得自己和城市的孩子沒什麼兩樣，也沒有機會去接觸到藏文。後來家裡面的人為了不讓我丢掉本民族的文化，給我去找一些老師讓我去寺院裡學習，之後又有一年專門回到老家去學習藏語和藏文化。那一年對我的影響挺大的，我會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人，對于宗教、生命的理解都有所改觀。

父輩的光環和警惕

澎湃新聞：你的父親萬瑪才旦是藏地導演的代表人物，這種“子承父業”對你來說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嗎？是在怎樣的機緣下選擇了電影？

久美成列：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比較獨立的人，也不太希望别人說我在走跟我爸一樣的路，但每個人他的生命軌迹的确是一點一點堆積起來，可能最終也是命運使然，讓我去做電影。我之所以真的想做電影，我覺得我從小到大都有一種表達欲，比如說想去畫畫，比如我從小其實是個特别愛演的人。

我感覺我對電影的認知的不斷加深，是源于我自己其他的一些生命的經曆，還有我自己心理的變化，然後才會去比較嚴肅地看待電影這個事情。比如我小的時候在學校裡面特别愛喜劇小品，去讓大家感到高興，哈哈大笑，我就特别滿足。但大概到了初二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大家對我的期待就是讓他們笑，我突然很反感自己是這樣一個人，心裡面比較嚴肅的那一面就被激發了，我就想去挖掘我自己内心更細膩的那些東西。比如說在畫畫的時候，每一個筆觸，它給我的感覺可能都是不一樣的，我非常享受在這個過程去思考我的每一個行為對我心理産生的這種影響。再後來我到藏區去了解曆史，去經曆了一些生死的場面，親人去世參加葬禮去幫忙，種種電影以外的東西，是這些慢慢在塑造我的人格，并且把我指向電影。

《一個和四個》劇照

澎湃新聞：有一個著名導演父親對你的成長以及電影審美的養成有什麼樣的影響？

久美成列：其實導演這個身份對我來說我沒什麼感覺，但确實從小父親會帶我看很多電影，有些我看得懂，有些看不懂。我記得真正電影給我帶來第一次共鳴，是看伯格曼的《秋日奏鳴曲》，那裡面講了一個學鋼琴的小女孩，得不到身為鋼琴家母親的關注，即使她拼了命地學，拼了命地彈，還是被母親忽視。而她的母親告訴她，我不希望你做這些事情，不是因為你喜歡。這個東西當時給我的影響特别大，因為我當時的确也有這方面的問題，我會寫一篇小說或者說創作一幅畫出來，第一時間就想給我爸看，特别希望能得到他的鼓勵和表揚，但我覺得這種東西也是某種畸形，所以當時那個片子非常打動我，也讓我去思考電影和我的生活之間的關系。

再到後來不斷地去看電影，不斷地去了解一些導演，他們為什麼想拍片子。我也漸漸明白創作者應該真誠地去把自己内心的深處的東西去跟觀衆分享，慢慢的電影在我的生命裡占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包括到現在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之後，我也更能體會到作為一個導演，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心态去創作，去審視自己的生活，去講什麼樣的故事。

澎湃新聞：真的成為導演之後，父親的光環會是一種壓力嗎？這部電影他作為監制你們是怎麼合作的？

久美成列：他主要是在文本階段，還有最後剪輯階段給我的意見比較多，在現場的時候，我就是完全沒有讓他過來，因為我希望這是屬于我自己的一個片子，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能力和我自己的認知去拍一個我想拍的故事，所以不希望在片場的時候他介入進來。當然他有很豐富的經驗，包括怎麼樣去寫台詞，怎麼樣把情節寫得更生動，然後在剪輯的時候怎麼樣結構調整得更合理，因為這是一個類型片，最終還要面對市場，所以他在這一方面，如何讓故事的節奏更緊湊更好看一些，都給我提了很多建議。

至于說所謂光環帶來的壓力，我覺得這種問題對我來說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的确我可能有比别人幸運的地方，但我所能做的就是盡我自己的所能去把自己的片子拍好，我也希望自己是有能力能夠幫助到身邊其他人的。我覺得我自己還是挺獨立的，不會被一些有色眼鏡去幹擾我自己的生活和創作。

澎湃新聞：這些年上映的藏語電影也不少，但幾乎還是會面臨一個抵達觀衆的瓶頸，你會通過觀察父親和其他藏族導演的影片思考和大衆的關系嗎？

久美成列：對，其實說實話我自己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觀衆。在沒有去我的老家學藏文化的那一年之前，看我父親的片子，包括看一些其他的導演的片子，真的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共鳴，或者說讓我很震撼的東西。可能因為的确生長在不同的文化環境裡，他們去講述一個故事的時候，其中的文化語境和生存處境我也覺得和我離得很遠，對普通的觀衆來說，肯定會有天然的鴻溝，讓大家對這種題材的故事不會很感興趣。

我記得特别有意思的一個事是，在我比較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給我和另一個藏族親戚放他的片子，我看也不是太看得下去，那個親戚幹脆就睡着了打呼噜，他睡得特别香，我就發現即便是藏族觀衆，對電影的認知也是有局限性的，用文藝片的方式，非常隐晦的方式去講一個故事的話，很多人就是看不到那個點，普通觀衆還是喜歡看有刺激感的片子。所以我也會希望自己拍的故事在這方面是能夠再往更多人能夠覺得好看的方向上走一步。

當然，後來我了解了更多關于藏族的曆史，對于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後，他們的很多電影也讓我非常感同身受，給我印象最深，到至今都十分震撼的就是我父親的《老狗》。

澎湃新聞：這次你入圍東京另一個讓大家很驚豔的點是你是這個影展入圍主競賽的導演裡最年輕的。你作為一個95後，我也好奇你們這些生活在流媒體信息更發達，拍攝門檻已經變得非常低時代的導演，怎麼看待當下電影的處境？

久美成列：這個問題我可以分享一個我的經曆。18年的時候，我跟我的父母親去了一趟紐約參加一個活動，晚上我們走到了紐約市中心的一家電影院想去看個電影。結果進去之後跟我在中國經曆的場景完全不一樣，整個電影院就感覺像是個末日電影院，空蕩蕩的，甚至連個工作人員都看不到。看電影的時候，我發現電影院裡面有一些流浪漢在睡覺，一直睡到片子結束。當時這個場景給我的震撼很大，就是我覺得電影難道在紐約人的生活裡面這麼不重要了嗎？那個時候我讀大二，剛剛學電影不久，直接讓我對導演對電影産生了質疑，到底我學電影還有沒有意義？

但回到中國，我去到電影資料館，去到北京一個叫林象詞語放映的地方，發現他們會放一些非常獨立的導演的電影，而這些場次常常都是爆滿的，然後每一個人都很有激情，他們非常樂意在結束之後跟導演去交流問一些很有深度的問題。我就覺得在當下這個時代，可能人們已經對那種嘩衆取寵的電影不感興趣，他們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東西，想通過看電影去挖掘思考一些更深層次的，關于社會、生命、曆史、心靈的一些問題。而這樣的電影肯定是永遠都不會被取代，也永遠都會存在它的價值的。所以可能在紐約被電影院被打擊的信心，在這些放映場合被找回來了。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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