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貨币天然是金銀”，深刻揭示了貨币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所應具有的價值形态。對于紙币，馬克思指出，“紙币是金的符号或貨币符号”，本身并沒有價值，因國家強制才得以流通，但“紙币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無論是銀本位制、金本位制，還是複本位制，抑或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挂鈎的國際貨币體制，大都遵循了這一基本原理。隻要貨币的發行直接或間接錨定貴金屬，貨币本身就具有或象征着價值（含金量）。我們說基礎貨币發行最可靠的依據是具有真實價值的資産或實物。根據馬克思的價值規律，這些資産或實物的價格可能會随市場交易狀況變化而波動，但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保底價值。

　　事實上，直到19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之後，大多數國家才轉向純粹的信用貨币。由于貴金屬儲量有限，随着經濟發展、交易量的上升，錨定貴金屬的制度退出曆史舞台不可避免。隻是演化成信用貨币後，超發、濫發所産生的問題就極其突出。根據馬克思貨币流通規律的原理，一定時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貨币量與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同一單位貨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再結合貨币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這兩個最基本的職能來看，以真實的資源資産價值為基礎，以其交易量為依據發行貨币，相比信用貨币制度有本質性的進步意義。

　　當前，中國存在着有巨大價值且正在被廣泛推向市場的主權資源，就是分布在廣大鄉村地域内的空間生态資源。因此，能夠作為貨币發行依據的，就是集體經濟組織所持有的資源性資産的保底價值，即根據一産（農業）價格确定的農村生态資源價值總量。這個價值量是央行經過此渠道發行的基礎貨币量的上限。

　　鄉村社會不僅是生态型海綿社會，而且其空間邊界内還承載着數百萬億元、甚至難以計數的空間生态資源價值。這些資源、資産、資本“三資合一”的空間生态資源，具備成為新動能和新增長極的潛力，能夠極大地促進以内循環為主體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推動經濟結構性的高質量增長。“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在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下對立統一，而“三生合一”“三資合一”作為鄉村振興戰略支撐經濟社會同步高質量增長的方法論和實踐路徑，為全面綠色轉型和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提供了“高位嫁接”的接觸點。

　　随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實踐中的深入，生态資源價值日益凸顯，這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作用的客觀結果。其一，在宏觀過剩突出、經濟脫實向虛的背景下，城市投資空間被擠壓，大量資本迫切需要找到安全的投資領域。其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中等收入群體總量最大的國家，中等收入群體一般都傾向于綠色消費，注重生态環境可持續發展。其三，随着經濟社會發展，良好的生态環境日益成為稀缺的資源。生态資源由于天然具有保值增值的潛力，被稱為“綠色銀行”，十分符合資本過剩壓力下投資人追求穩定預期收益的需求。

　　“金山銀山”（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系統的空間生态資源）作為稀缺資源的屬性越來越明顯。從理論上講，其資本化過程産生的交易需求也可以支撐貨币發行流通。但生态資源與貴金屬、能源這類傳統的貨币錨定物不同，它具有高度非标準化的特點，很難像傳統标準化的商品那樣，在市場中按一般的供求原理進行定價。因此，要實現空間生态資源的價值化，首先就要解決其定價問題，在可交易的前提下才能發揮發行和吸納貨币的功能。

　　從某種意義上說，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會财富、經濟财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兩山”故事在大江南北傳頌。像是河北最北端鑲嵌着一顆“綠寶石”，這裡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人工林海——塞罕壩。曾經的塞罕壩“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栖樹”，現在這裡變成了郁郁蔥蔥的林海。從昔日“高、遠、冷”，到如今“綠、美、香”，塞罕壩每年淨化水質和涵養水源達2.84億立方米，固碳86.03萬噸，釋放氧氣59.84萬噸。林場積極發展綠色生态産業，成為職工及周邊群衆脫貧緻富的“綠色銀行”。

　　好生态給更多地方帶來好“錢景”。一棵樹沒砍，卻掙了14萬多元，這要擱在以前，福建三明常口村的村民想都不敢想。這筆“奇怪”的收入來自“碳票”。這是以林木生長量增量為測算基礎并依據計量辦法換算成的碳減排量，以“票”的形式發給林木所有權人，從而把“空氣”轉化成可交易、可收儲、可貸款的“真金白銀”。隻要樹林管好了，林木所有權人就能源源不斷獲得收入。今年5月，三明舉行林業“碳票”首發儀式。常口村3197畝生态公益林監測期碳減排量12723噸的“碳票”，發行當天即被買光。

　　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條是産業興旺,而産業興旺的關鍵是活化農村因在工業化時代不被定價而長期沉澱的生态資源。為此, 隻有通過生态資源價值化實現形式的創新, 才能在生态文明轉型的大背景下, 促進城鄉要素有序流動, 壯大集體經濟和增加農民财産性收入, 也才能重構農村可持續發展與治理有效的經濟基礎, 這也是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和建構鄉村振興經濟基礎的關鍵問題。鄉村産業興旺的關鍵是活化農村因在工業化時代不被定價而長期沉澱的生态資源。為此, 隻有通過生态資源價值化實現形式的創新, 才能在生态文明轉型的大背景下, 促進城鄉要素有序流動, 壯大集體經濟和增加農民财産性收入, 也才能重構農村可持續發展與治理有效的經濟基礎, 這也是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和建構鄉村振興經濟基礎的關鍵問題。

　　在農業一體化思路下, 許多地方走不出農戶與集體對立的政策死結, 這是因為耕地作為一産化農業的主要要素, 早就已經分配到農戶幾十年了, 再想收回集體非常困難。而從農業三産化的角度來看, 真正能夠被資本化開發和再定價的要素, 恰好是因具有不可分性而還沒有也不可能被分到戶的陽光、泉水、空氣、山林等生态資源以及鄉村文化資源。這些山水林湖草等資源要素在一産化時代幾乎沒有被定價, 因此就具有被定價和再定價的增值空間。而要對這些資源在一定區域和範圍内進行排他性占有和開發, 就需要發揮集體作為資源産權歸屬主體的作用。

　　理論上看, 生态資源内涵的多樣性, 導緻占有生态資源的所有權主體對不同内涵的消費以及形成的消費彈性是不同的, 因而産生其定價多樣性的困境。效用不同導緻它價值内涵不同, 它的内涵不同導緻單一價格沒法确定。因此, 鄉村生态化轉型必須是整體定價, 而非分散定價。所以, 要對這些符合一二三産融合要求的資源要素進行開發, 就必須借助于集體經濟組織, 因為集體經濟組織的财産權利邊界是以地緣為依據形成的。而集體經濟組織也可以借此直接占有這些要素被三産化的再定價收益, 用于對村民股東的分配, 據此形成鄉村基層的有效治理。

　　可以說，以生态資源開發為主線，鄉村集體經濟的公司化改制，能幫助我國利用現代市場把過去被動納入全球化所形成的包袱甩掉，至少可為我國“逐步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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