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與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對這個小日子過得不錯的國家，我們有着非常複雜的感情。不過，如果我們排除民族感情隻談經濟的話，日本這個國家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的。它在科技水平和經營管理方面為這個世界做了很多貢獻，更重要的是，它的經濟模式——曾經的成就和踩過的坑，也是其他國家，尤其是我們可資借鑒的絕佳樣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曾稱世界有四種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和阿根廷。

他說這話的時候其實是在盛贊日本的東亞模式。但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之後，回頭再看這段話卻有了别樣的滋味。

曾經的東亞優等生在高速發展之後、在一度成為世界第二大國之後，發展态勢戛然而止進入了持續低迷狀态，這其中一定有什麼屬于底層規律的決定性因素在當時被人所忽視。

事後來看，泡沫經濟及其破裂顯然應該是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裂後一蹶不振，國運自此而衰。

不但日美差距重新拉大，第二寶座讓與鄰國，而且自身的優勢産業也在中韓的擠壓下越來越薄，以至于對外貿易一改常年順差，開始出現逆差。

尤其是去年7月起開始出現的逆差還呈現出持續擴大的态勢，今年上半年日本貿易逆差（7.92萬億日元）甚至創下了有統計數據以來的半年最高貿易逆差紀錄。

跟通縮這個老大難相比，産業優勢弱化才是真正的災難，因為不被世界分工所需要的日本隻能繼續滑落。

回到本文關心的重點——日本的泡沫經濟和泡沫破裂，讓我們來看看我們能從中汲取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

前言

先看看泡沫破裂前後日本的經濟狀況。

1965年日本首次出現對美貿易順差後，便一發不可收拾。

70年代便以以巨額貿易順差為資本跻身債權國行列，榮登世界債權國榜首。

與此同時，美國則在1971年出現了首次貿易逆差，并在1985年耗盡海外債權轉而成為淨債務國，債務規模并在此後越長越大，再無回頭。

然而泡沫破裂後，日本的發展趨勢迅速逆轉。

1989年至1992年，日本股票的時價總額減少420萬億日元，土地等的評估額則減少了380萬億日元。這合計800萬億日元的金融資産的損失相當于國家财力的11.3%。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所有物質損失在國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是14%。

兩個數字竟然相差無幾。

可以說，在泡沫經濟以前，日本用制造業打敗了美國，但在泡沫經濟之後則是美國用金融業赢回了局面。這是一場金融業對工業的降維打擊。

日本起飛

戰後日本經濟快速起飛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其内在的管理模式——戰後，日本沿用了戰争期間的國家動員體制，在通産省和大藏省的長期規劃和資源集中調配之下，日本經濟快速發展。

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當時的國際形勢。

二戰後，國際社會進入冷戰狀态。日本由于身處冷戰前線，具有重要的地緣優勢，因此獲得了美國的垂青。

随着朝鮮戰争、越南戰争等戰争“特需”景氣的推進，日本在美國的重點扶持下，經濟快速起飛。在這内外兩個原因的推動下，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高速增長階段，與美國的差距開始逐漸縮小。

1965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收支發生逆轉，美國的對日收支出現赤字。而伴随着日本國力的上升，日美争端開始逐漸出現。最先出現争端的是紡織産品。

以1955年美國降低紡織品關稅為契機，日本向美出口急劇增加，紡織品貿易摩擦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接下來從70年代後半期開始，鋼鐵貿易逐漸接棒成為政治問題。

再然後是80年代的彩色電視機、錄像機，以及半導體、機電産品和汽車行業，貿易争端不斷向高層次産業轉移。

與日本經濟的騰飛相反，美國經濟的衰退十分顯著，于是日美貿易争端不斷加劇。

不過矛盾雖然存在，但此時美國面對的主要矛盾是美蘇争霸，在這個大矛盾前，其他問題都不是核心問題，所以日美争端暫時被壓制起來。

金融興起

時間到了1979年。

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沃爾克上台，美國利率開始迅速走高。

1979年夏，保羅·沃爾克（Paul Adolph Volcker）就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

為了治理通貨膨脹，他連續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實施了嚴格的緊縮銀根政策，聯邦基金利率幾度到達19.1%的高位。

在沃爾克的嚴厲治理下，肆虐美國十餘年的高通脹終于被馴服。

然而美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1980年2月和1981年8月連續兩次出現經濟危機。

尤其是1981年經濟危機持續了16個月，成為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危機。

經濟的窘迫使得卡特政府敗選第二任期，而裡根政府則由此勝出。

不得不說，裡根還是很有一套的。

裡根上台後以供給學派為理論指導核心，設計了一整套打法。

他主張小政府，力推自由市場主義，以釋放市場活力。

裡根充分吸收了卡特政府的教訓，通過減稅為企業解綁，以刺激經濟。

為了重塑美國形象，同時也是為了治理通脹，裡根政府實施了強勢美元戰略，甚至喊出了“強大的美國，強勢的美元”的口号。

可是為了刺激經濟而實施的減稅和美蘇軍備競賽所需要的支出是沖突的。

收不抵支之下，美國不得已加大了對财政赤字和國債的依賴。

于是1983-1984年間，在通脹好轉和擴張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美國經濟開始明顯好轉，但财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卻在日益擴大。

如果按照以往的經濟規律的話，照理美國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趨勢，美國早晚會像英國一樣，因為債務的積累而失去霸權和領導地位。

不過現在不同以往。

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了。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黃金的束縛，拿到了貨币權力。

從這個時候起，經濟發展的規律出現了本質性的變化，從此強國的标志不再是海外淨資産的多少，而變成對外負債的多少。

對于這個經濟規律的變化，我拿英美對比闡述，大家更好理解。

為什麼同樣都是霸權國家，英國是海外淨資産的最大國家，而美國就是世界最大債務國呢？

這是因為英鎊時代，英鎊并不掌握貨币的權力，英鎊隻是代言黃金；而在美元時代，美元掌握貨币的最終權力。

那麼，為什麼掌握了貨币權力後，強國特征就會從資産大國變成債務大國呢？

因為英鎊的本質是黃金代币，而美元的本質是負債憑證。

英鎊的價值來自于黃金，有權力的不是英鎊，而是黃金。

這意味着，英鎊想強大自己，就必須要多貯藏黃金。

黃金越多，英鎊得到的肯定和背書就越多，英國和英鎊就越強勢。

所以英國強大與否的标準是海外淨資産，淨資産越多，英國和英鎊就越強大。

而美元的價值來自于美國暴力的背書，與黃金無關。

美元不需要淨資産，他需要的是别人的資産——這就是它負債的過程。

因此，因為擁有了貨币權力，現在的美國既可以、也需要濫用美元去剝削其他國家，去收取其他國家的鑄币稅。

于是，美國站在貨币的基礎上開發新産品，調動資源對其他國家實施降維打擊。

恰逢這個時候信息技術長足發展，金融市場開始呈現多層次、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各種金融産品圍繞美元被相繼開發出來，美國的金融市場得到蓬勃發展。

而美國飛速發展的金融市場吸引了大量的資金向美國的回流和集中，這其中就包括日本順差通過金融市場的回流。

這些資金客觀上彌補了美國貿易的逆差。

美國享受到了金融市場發展的成果，這是美元霸權帶給美國的初步權益，更大的好處還在後面，這裡暫且按下不表。

日德換位

1979年的另一件是歐洲貨币體系成立，德國與歐洲深度綁定，歐洲開始抱團對抗美元。

失去了歐洲助力的美國，把目光也不得不放在日本身上——柿子要撿軟的捏麼，更何況日本的資金量巨大，用起來解渴。

日本也沒有辜負美國的信任。

日本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6年日本購買的美國國債才僅僅1.97億美元，但到了1986年就已經達到了138億美元。

80年代的前五年，日本對外投資的一多半都是美國國債。

當時的普林斯頓大學羅伯特·吉爾平教授對此評價是：沒有從日本向美國的資金流動，就絕不會有裡根政府一邊刺激國内消費、一邊進行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軍備擴充……行為。

到了1985年，美國終于迎來了一個拐點——美國從債權國變成了債務國。

同時這一年裡根第二次當選總統。

這時擺在裡根面前的是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壞消息是長期以來強勢美元帶來的産業壓力正在通過國會施加過來；好消息是冷戰格局出現了有利于自己的變化，蘇聯内部矛盾重重，解體趨勢已現。

斟酌之後，裡根（Ronald Wilson Reagan）調整了财政部長，将白宮幕僚長與财政部長對調，任命詹姆斯·貝克為新一任财政部長。

和前任财政部長裡甘（Donald Thomas Regan，也有譯為裡根的。由于和總統裡根過于相似，這裡用裡甘以示區别）不同，貝克主張對彙率市場進行幹預。

這意味着裡根政府奉行的自由市場主義變天，未來美國政府要下場了。

于是随着内外環境的變化，幾乎是一夜之間，日本從美國可信賴的盟友，變成了美國的經濟威脅。

廣場協議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财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發表了被稱為“廣場協議”的聲明。

五國開始聯合幹預外彙市場，誘導彙率向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美元貶值的方向發展，以解決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

如上所述，此時的日本已經取代德國成為美國對外溝通的主要對象。

但不同于大家印象的是，廣場協議并不是日本的城下之盟，而是日本主動為之的結果。

時任大藏大臣竹下登甚至表示“貶值20%OK”，以表達日本願意協助美國采取入市幹預的手段壓低美元彙率的姿态。

這不是竹下登的自作主張，實際上讓日元升值也是時任首相中曾根的政治訴求。

中曾根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把“強大的日元”看作是日本強大的象征，渴望借此締造一個強大的日本。他同時還懷疑市場主義那套理論，厭惡彙率的自由浮動。

這兩點使得中曾根非常支持日美協作推動日元升值。而對美國來說，廣場協議更是求之不得。

美元貶值既有助于政府緩解來自國會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又有助于降低美國的債務壓力，所以美國政府積極籌劃廣場會議。

實際上，美國解決逆差的方案是一攬子的，包括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其對美國的出口（即自願出口限制VER）、開放國内市場擴大内需（如自願進口擴大措施VIE）、資本進出自由化，等等。

隻不過在落實的時候，由于彙率具有指向明确方便監督的特點，所以成為解決日美貿易不平衡的重點。

于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廣場協議就此出爐。

“廣場協議”簽訂後，五國開始聯合幹預外彙市場，在國際外彙市場大量抛售美元，美元開始持續大幅度貶值。

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還在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美元就迅速下跌到200日元左右，跌幅20%。

此後，美國财政部長貝克再接再厲，不斷表态進行口頭幹預，推動美元最低跌到120日元。

不到三年的時間，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跌幅遠超日美當初的預期。

那麼日元升值解決了日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嗎？

顯然沒有。

1985-1986年，美國貿易逆差分别為1484億美元和1550億美元，1987年更是創下1700億美元的最高記錄。

二戰後美國貿易差額走勢。紅箭頭處為1985年。

雖然在接下來的1988-1990年，美國貿易逆差出現一定下滑，但從90年代起又開始再次擴大。

但日本産業界卻是損失慘重。

美元貶值使得日本的海外美元資産直接腰斬，損失金額高達3.5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的一半直接作廢。

當時日本企業為抵禦美元貶值帶來的經營風險，采用15%記賬法——即記賬的時候直接提取15%的彙率損失撥備，但仍然遠不能覆蓋實際的彙率損失。

顯然，廣場協議成為日本送給美國的大禮包。

那麼，為什麼彙率不能解決日美貿易的不平衡問題呢？

因為外部失衡其實是内部失衡的表現。

裡根政府為了跟蘇聯搞軍備競賽，大肆舉債擴張。

這些國債賣給國外，就是對外債務。而國外購買美債的資金來源正是靠自己辛辛苦苦掙出來的對美順差，或者說是靠美國的貿易逆差輸送過去的。

所以，日美貿易不平衡是美國過度擴張濫用美元的結果，這不是調整日本内需和經濟結構能夠解決的，更不是單單調增一個彙率能夠解決的。

但是在美國霸權的壓力之下，廣場協議成為美國把内部失衡甩鍋給日歐的行動方案。

而對日歐來說，則是用彙率調整來換取免于貿易制裁。

于是彙率成為美日歐協調的焦點。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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