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崇拜，産生于發展較高的氏族制階段，相信祖先是他們的庇護者。這種宗教迷信，曾長期流行于階級社會中，并有所發展。西周、春秋時貴族的大小宗族，都建有宗廟祭祀祖先，并作為舉行重大典禮的場所。

　周族建造宗廟，和他們建造宮室的曆史一樣悠久。《詩經·大雅·緜》記述太王（公亶父）遷居到岐山時開始營建的情況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太王在遷居到岐山後，改變住窯洞的習慣，開始建築“室家”，同時就“作廟翼翼”。周族的習慣，廟和寝造在一起，廟造在寝的前面，這到春秋時還是如此，例如“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左傳·昭公十八年》），廟都是南向的，寝既在其北，也就是寝在廟後了。古人所以要把廟和活人住的寝造在一起，因為他們認為廟是曆代宗主的住宅，寝是現任宗主的住宅，兩者必須密切聯系的。他們把死人看得和活人一樣，所謂“事死如事生，禮也”（《左傳·哀公十五年》），廟就是按照活人住的寝的式樣造的，區别不大。《爾雅·釋宮》說：“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寝。”廟隻是比寝多出了東西廂。因為宗廟造得和寝一樣，同樣可以用來住宿，甚至留宿貴賓。往往在宗廟舉行重要典禮之前，地位高的主人或貴賓就留宿在宗廟裡[1]。

　　“宗法”的“宗”，從“宀”從“示”，本義即為宗廟，“宀”是宮室的形象，“示”是其中所住神主的象征，所以《說文》說：“宗，尊，宗廟也。”沈子簋載：“作于0479-01周公宗”，周公宗即是周公廟。因為古人認為廟是祖先住的宮室，常常把廟稱為宮，例如魯國的“桓宮”即桓公廟，“炀宮”即炀公廟，這類稱呼很是普遍。廟也稱為室，如魯的伯禽廟稱為“太室”或“世室”（《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文公十三年》）。廟又稱為寝，如《周禮·夏官·隸仆》所談到的五寝、小寝、大寝，都是指廟。又因為廟堂是舉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場所，如同朝廷一樣，亦稱為朝，廟就是由此得名的。如0479-02鼎說：“王各（格）于大朝”，大朝即是太廟。

　　古代貴族以為鬼神和活人一樣需要飲食，所謂“鬼猶求食”（《左傳·宣公四年》），祭祀就是供給鬼神飲食。他們又以為鬼神和活人一樣離不開宗族的關系，所謂“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因此奉祀祖先就成為子孫應盡之責，舉行“祭禮”就成為團結本族成員的重要手段。在宗法制度下，宗子都繼承其祖先的地位、權力和職司，需要向祖先報恩，也需要向祖先學習，所謂“不敢弗帥井（型）皇祖考”（見番生簋等），還常需要向祖先請示和報告，有所謂“告廟”，更希望得到祖先的幫助和保佑。在他們的宗教觀念中，祖先必須要子孫祭祀，子孫要祖先降福，活人離不了死人，死人亦離不了活人。宗子不僅是一族之長，又是宗廟之主，所以稱為“宗廟主”或“宗主”。如果宗子因放出奔，就叫“失守宗廟”（《左傳·宣公十年》）；如果宗族滅亡，宗廟也就絕祀，他們認為這是最大的不孝，所謂“滅宗廢祀，非孝也”（《左傳·定公四年》）。

　　宗廟内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叫做主。木主都保藏在石函中，叫“宗祏（《左傳·莊公十四年》）、“主祏”（《左傳·昭公十八年》）或“祏”（《左傳·哀公十六年》）[2]。

　　宗廟内，分建多少個“廟”，要看宗主的等級地位而定。《禮記·王制》說：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

　　此處說“天子七廟”，也還有說“天子五廟”的。《禮記·喪服小記》說：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

　　究竟天子七廟還是五廟，七廟的内容怎樣，曆來經學家有很多的争論。看來五廟之說比較正确，七廟乃是後來擴大的說法[3]。

　　值得注意的，當時宗廟中，除太祖外，祖先是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的。就是從太祖之後，父叫昭，子叫穆，孫又叫昭，叫昭的排在左列，叫穆的排在右列，祖和孫同在一列，而父與子分開在兩列。這不僅宗廟中如此排列，“公墓”上也照這樣的行列埋葬。不僅死人如此，所有貴族成員群衆性的活動，也按照這樣的行列作次序的。《禮記·祭統》說：“是故有事于大廟，則群昭群穆鹹在，而不失其倫。”又說：“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這是說，宗族成員參加宗廟中的典禮的時候，或者賜爵的時候，都要按左昭右穆來排列次序。《禮記·大傳》還說：“合族以食，序以昭缪（穆）。”這又說，宗族成員聚餐或舉行酒會時，也要按照左昭右穆為次序。看來這是周族很早就有的一種生活習慣[4]，李亞農認為這是周族的亞血族群婚制的遺迹，該是可信的。因為當時周族流行這種生活習慣，就在宗廟中采取同樣的排列方式了。

　　宗廟不僅是祭祀祖先之處，重要典禮都要在這裡舉行，重大決定也要在這裡宣布。

　　成年男子的“冠禮”必須在宗廟舉行，據說是為了“尊先祖”（《禮記·冠義》）。“士昏禮”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都要在女方宗廟中舉行，據說因為“将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祢廟也”（《儀禮·士昏禮》鄭注）。“士昏禮”的親迎，婿又必須到女方宗廟中拜見女父，由女父親自把女兒許給婿。卿大夫的婚禮也相同，親迎之前要“告廟”，親迎時，婿也必須到女方宗廟中。例如楚的公子圍（即楚靈王）聘問鄭國，娶妻于公孫段氏，事先“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親迎時，從豐氏之祧（即公孫段的宗廟）“入逆而出”（《左傳·昭公元年》）。如果先迎娶而後再“告廟”，叫做“先配而後祖”，要被認為是“非禮”的（《左傳·隐公八年》）。

　　政治上的大典，也必須在宗廟行之。《尚書·顧命》就是記載太子钊（康王）在先王廟中接受成王遺命而即位的事。據《左傳》記載，晉文公、晉成公、晉悼公即位，都曾“朝于武宮”，“武宮”就是建立在晉都绛的始祖武公之廟。不僅國君即位要朝于廟，卿大夫就任新的官職也要“告廟”，例如周公之子明保接受王命“尹三事四方”，就“令0228-01告于周公宮”（令彜），周公宮即是周公廟。諸侯朝見天子的“觐禮”，卿大夫會見鄰國國君的“聘禮”，都必須在祖廟舉行，詳見淩廷堪《禮經釋例·賓客之例》。天子對臣下任命官職或賞賜的“策命”禮，多數都在天子的祖廟舉行，少數在臣下的宗廟舉行，西周金文中這類記載很多。到春秋時也還如此。《禮記·祭統》說：“古者明君爵有德有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

　　祖廟還成為國中結盟的地方。當單穆公擁立王子猛（悼王）的時候，曾“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注：“平宮，平王廟”）”（《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當崔杼殺死齊莊公，聯合慶封擁立景公的時候，“盟國人于大宮（齊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這類例子很多。

　　宗主有大事，需要到宗廟請示和報告。如果要出行，有一系列的禮節要在宗廟舉行。所謂“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左傳·桓公二年》）。不論為了朝聘、會盟、出征或出奔，出行前，都要向祖先報告[5]；回來後，要舉行酒會向祖先報到，叫做“飲至”，酒會完畢，就要把功勞寫在簡策上，叫做“策勳”。魯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左傳》），就是在宗廟舉行“飲至”禮。魯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左傳》），就是舉行了“策勳”禮。如果有重大事故和災難，也要向祖先報告，例如鄭國火災，執政子産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左傳·昭公十八年》）。如果國家有危急，還有哭廟之舉。《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圍鄭十七天，鄭國占蔔的結果，“臨于大宮”得到“吉”兆（注：“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于是“國人大臨”。

　　當時國家最重要的大事是軍事，所有軍事行動，照禮都要向祖先請示和報告。出師前，要先請示和“受命”，所謂“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赈于社”（《左傳·闵公二年》）。作戰策略決定後，要在太廟發布命令，例如晉國伐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國語·晉語五》）。所以古時把作戰的策略，稱為“廟算”（《孫子·計篇》）。出師時，要舉行把兵器授予戰士的“授兵”禮，也在太廟行之，例如鄭國伐許，“授兵于大宮”（《左傳·隐公十一年》）。行軍時，要載廟主和社主從軍而行，例如武王伐纣，“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史記·周本紀》）。戰勝之後，有的還替從軍的廟主建造臨時的宗廟來告捷，如邲之戰，楚得勝，楚文王就在前線“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左傳·宣公十二年》）。凱旋後，獻俘禮也常在宗廟舉行。如小盂鼎就是盂在周廟向王獻俘的長篇記載，虢季子白盤也載有在周廟“獻馘于王”的事，敔簋又載有在周太廟“告禽（擒）”的事[6]。

　　宗廟在宗族中具有禮堂的性質。為什麼族中的重要禮節和政治上的重大典禮都要在宗廟舉行？所有政治和軍事上的大事都到宗廟請示和報告呢？因為宗主不僅是宗族之長，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軍事上的統帥。這樣在宗廟舉行典禮和請示報告，無非表示聽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鞏固宗族的團結，鞏固君臣的關系，統一貴族的行動，從而加強貴族的戰鬥力量和統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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