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家文明階段從夏朝開始，朝代順序表也是“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史記》也把夏朝也被列為我國曆朝曆代的肇始。

然而在近些年，夏朝作為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标志着中國進入國家文明階段這一一直以來都得到了公認的事實，卻遭遇到了挑戰。

學術界不斷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認為夏朝是個傳說中的朝代，曆史上并不存在，中國國家文明的曆史應該從商朝開始算，隻有三千多年，并沒有五千年那麼多。

而且這種說法在近些年似乎越來越有市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這種說法。

他們認為中華上下五千年是個誇張的說法，中國的國家文明史隻有三千三百多年，是四大文明古國中最短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部分人崇洋媚外，故意貶低中國。

但從理性客觀的角度來說，這種說法也并不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因為夏朝确實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困擾。

一方面是因為夏朝距離我們太過遙遠，那個時候還沒有史書。

相關記載多是根據傳言形成的，不僅模糊，而且還有部分矛盾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也是引發質疑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夏朝相關的考古發現，還不足以完全證明夏朝作為一個國家文明存在過，這才讓一衆學者陷入了無休止的争論和激辯之中。

而現在結合各種曆史記載和考古顯示，有學者提出，大禹建的或許不是夏朝。

關于夏朝，中國古代的很多史書确實都有記載。

最早關于夏朝的記載，見于中國最早的曆史文獻彙編——《尚書》。

在《尚書》中有專門的虞夏書，其中提到了大禹、啟、商湯滅夏的故事。

目前史學界對于《尚書》的成書時間，一般認為是公元前5世紀之前，要比太史公的《史記》早得多，而且《史記》本身有很多内容就是對《尚書》的引用。

雖然《尚書》曾經亡佚過，其中部分内容已經被證明都是由東晉内史僞造的，但這并不影響其對夏朝記載的真實性。

清華大學在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裡邊就有已經失傳兩千多年的《尚書》的真正原貌。

這批戰國竹簡上沒有直接記載夏朝，但記載有這麼一句話：商湯“敗西邑夏”。

那麼，“西邑夏”是夏朝嗎？完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

通過甲骨文我們得知，商人并不是自稱自己為“商”，而是自稱“大邑商”、“大邑”。

而根據曆史記載，夏朝的統治都城很可能在商朝都城的西部。

因此人們完全可以認為，“西邑”就是如“大邑”一樣的稱呼，指夏的都城。

而且在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西邑”一詞。

這是曆史類文獻關于夏朝最早的記載，除了曆史文獻之外，在著名的詩歌總集《詩經》商頌篇中，同樣有關于夏朝的記載，而且時間相比《尚書》要更早。

根據《左轉》、《孔子家語·本姓解》、《國語·魯語·闵馬父笑子服景伯》等記載，《詩經·商頌》這一部分的作者至少早于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屬于商朝遺留作品了。

在《詩經·商頌·長發》中記載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大概意思就是大禹治水，施政四方，然後以周邊各諸侯國為疆域建立了一個大國。

之後還提到了：“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意思就是說要想實現一統九州，就要先去讨伐韋國和顧國，再去讨伐昆吾國和夏桀王。

這就證明夏桀的政權有附屬國作為屏障，由此可見當時已經形成了國家的基本雛形。

除了《詩經》之外，在出土的春秋時期的叔夷鐘上也記載着商湯曾經“伐夏後式”。

叔夷鐘是齊靈公的大臣叔夷滅萊國時弄的一個鐘，而叔夷本人就是殷商王室後裔，因此鐘上的記載可信度較高。

根據各種先秦時期的記載，這個“夏後式”有極大可能就是夏。

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竹書紀年》記載：“帝禹夏後氏母曰修己......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紐。”

而在著名的儒家經典《論語·八佾》中也記載:“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此外，在著名的先秦文獻，左丘明編纂的《左傳·定公四年》中也有“故周公相王室......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的記載，同樣有夏後氏、殷（商）、周的說辭。

從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大禹肯定是建立了一個國家的。

這個國家或許并不叫“夏”，或者說大禹可能壓根就沒有取國号。

隻不過因為大禹的家族是夏後式，後世為了和殷商、周朝相對應和區别，才以大禹的家族為基礎，給他建立的國家取了個國号叫做“夏”。

第一個給夏朝定國号的就是《史記》。

而《史記》中記載的夏朝國号就是“夏後”，有原文為證：“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号曰夏後，姓姒氏。”

這樣一來，也就正好能夠解釋為什麼殷商的甲骨文上沒有關于夏朝的記載了。

雖然根據先秦時期的文獻記載，我們推斷大禹肯定是建立了一個國家。

“夏”指代的這個國家肯定是存在，但相關的考古工作卻遲遲未能給出明确的答案。

有人認為可能是年代太久遠了，這個理由聽上去可以接受，但卻經不起推敲，因為很多比夏朝更古老的遺迹都被發現了。

就比如和大禹其名的堯帝，與其相關的陶寺遺迹和朱書文字“文堯”便已經被發現，堯帝的傳說即将被證明為史實。

關于陶寺和堯帝的關系，目前由于證據還未形成完整閉環，因此還不能完全定論。

但是，無論是根據碳十四測定時間：公元前2300年，還是遺址發現的區域，即流傳的堯都平陽的說法，亦或者是陶寺遺址出土的具有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領折肩壺、折腹盆等文物在山東日照堯王城遺址中皆有體現這一事實，都可以證明，陶寺八九不離十就是傳說中的堯都了。

不過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努的表述相對比較謹慎：“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

而且事實上，中國國家文明曙光，可能要比我們所熟知的夏朝，甚至是堯、舜時期更早。

距今5000餘年的浙江良渚遺址群申遺成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對“良渚遺址”的定性為“典型的城市文明”，意味着良渚作為中國早期國家文明社會是得到了“國際認可”的。

而且“良渚”其實也并非“中華文明”的開端，還有更早的。

距今9000-75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目前揭露面積尚不到遺址總面積十分之一，但已清理出來了房址45座、陶窯9座、墓葬249座等。

遺址中不僅有人工栽培稻遺存和骨笛、龜甲，證明了古人的精神生活已脫離原始人類水平并且已經形成了宗教信仰，而且還發現了一批契刻符号，很可能就是漢字的濫觞。

因此不少學者提出，“賈湖遺址”已經初露“中華文明”的曙光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比夏朝更早的堯帝時代，甚至更早的良渚時代和賈湖遺址都已經被考古發現了。

為什麼多個文獻記載的，存在了400多年的夏朝，為何卻挖不到呢？

其實關于夏朝的考古發現也并不是空白一片，還是有所發現的。

目前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鈎的考古發現，就是人們在曆史課上學到的河南偃師的二裡頭文化。

二裡頭遺址的情況和陶寺遺址比較類似，無論是從時間上、區域上還是從出土器物上，都與各種先秦文獻中記載的夏朝高度吻合。

這其實就證實了，在商朝成立之前，中原大地上的确存在另一個高度發達的廣域王朝。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夏文化相關的遺址，也是目前唯一一個。

二裡頭文化是1952年發現的，70年過去了，就沒有再發現過第二個夏文化遺址。

不過這并不是問題所在，因為考古發現看得也不是數量，隻要有就行。

問題在于，二裡頭文化相關考古發現中，至今都沒有發現哪怕是一個“夏”字這樣的自證性文字。

不過這也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于二裡頭文化的時間，它的年代上限遠遠達不到文獻記載中的夏朝國祚時長。

考古學家将二裡頭文化從年代上劃分為了四期，如果從第一期開始算的話，那倒是超過了夏朝國祚時長。

但第一期隻是一個普通聚落，還算不上是國家，直到第二期時才出現了宮殿、手工業作坊以及青銅禮樂器群，突破了地域限制，呈現出跨地域社會整合的迹象。

而跨地域整合則意味着當時已經不再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方國時代了，而是進入了按行政區劃組織的成熟國家社會。

因此，從二裡頭文化來推定夏朝隻能從二裡頭二期開始，但二裡頭二期的年代上限卻隻到了公元前1780年，距商朝相關考古發現隻有不足200年。

也就是說，無論怎麼樣，二裡頭遺址都隻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遺址。

也正是因為如此，目前考古專家對于二裡頭遺址的定義，也是定性為夏朝中晚期都城，有學者推測可能是傳說中的夏王太康以後的都城。

那麼問題就來了，另外半個夏朝，也就是夏朝中前期在哪呢？

難不成文獻記載有誤，夏朝原本就隻有200年？

此前也确實有學者提出過這個假設，但很快便被否定了。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問題，雖然關于夏朝的記載有争議，但是關于大禹的記載還是沒什麼争議的。

大禹因為帶領人們降服了洪水，接受舜的禅讓成為部落共主，而舜的部落共主地位是堯禅讓給他的，這都是已經形成共識的。

而根據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堯帝很有可能生存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此外，根據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研究成果和多處聚落遺址考古發現存在顯著的洪水沖刷痕迹來看，公元前1900年左右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遭遇了一次引起人口銳減的大災難，造成了聚落總數量減少近九成。

這次大災難，應該就是傳說中的大洪水。

可以看出，大洪水出現的時間節點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二裡頭文化興起的時間節點是公元前1780年左右，中間有着120餘年的時間差。

所以如果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真的，大禹同堯帝是同時代的人的話，那麼怎麼也不會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

除非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假的，或者夏朝不是大禹建立的。

但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非常小。

那麼問題就來了，那這中間120餘年的文明去哪了呢？

為此，有學者提出了通過時間重疊的方法去尋找這120餘年。

他們将夏朝（公元前2024—公元前1553年）的471年分為了早、中、晚三期。

而這120餘年的時間差基本是夏朝早期階段，即公元前2024—公元前1867年左右。　　

根據對中原區域内各遺址的碳十四測年數據，夏朝早期，也就是中間這120餘年應該在晚期中原龍山文化至早期新砦文化中尋找。

而且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中，也确實發現了戰國陶文“陽城”，這與文獻中的“禹都陽城”相吻合。

因此把它視為夏朝初年的夏都遺址，是有相當大合理性的。

此外，二裡頭遺址也确實出土了很多帶有龍山文化元素的物品。

而且墓葬葬俗也與龍山文化晚期的葬俗相近，這更增加了夏朝早期就是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可能性。

不過，二裡頭文化并不是完全傳承于中原龍山文化，一方面是因為二裡頭文化中除了中原龍山文化元素，還有良渚、大汶口等文化因素。

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很多學者提出：二裡頭文化很可能是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西遷到河南後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而形成起來的一種文化遺存。

另一方面，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二裡頭文化是在洛陽盆地突然出現的，不存在明顯遷徙傳承關系。

很多學者根據二裡頭文化融合多種文化這一特點推定，二裡頭很可能是當時廣域王權的核心都邑，也就是傳說中的夏都。

也正是根據這一研究，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華文明”是從“滿天星鬥”到“多元一體”的一個發展進程，而不是之前廣為流傳的“萬世一系”的論斷。

而夏朝中晚期的二裡頭文化時期，正是這個發展進程的融合階段。

如果夏朝中晚期仍是融合階段，那麼夏朝前期也就是分散階段，是邦國文明向國家文明的過渡階段。

據此我們可以推定，大禹通過治水應該隻是成為了部落共主，但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具有統率地位的政權。

大禹建立的政權仍然是以夏後氏血緣為紐帶的方國，與堯舜的政權并無本質上的不同，不是一個廣域王國，也并非是朝代（國家文明）。

各個部落和方國之間仍然是平等關系，他們相互之間可能是形成了一個類似邦聯，而大禹的政權就是邦聯的主事人，可以協調大家的關系，但還不能強制發号施令。

如果是這樣，那麼“禹傳啟，家天下”的說法就是有問題。

大禹和他的兒子啟應該隻是建立了世襲這種傳承方式，但還沒有實現家天下。

不過因為年代過于久遠，所以到底是什麼時候實現“家天下”的，我估計沒有人知道。

也正是因為沒有人清楚的知道，加之大禹是夏後式最著名的首領。

因此先秦時代的文獻們，索性便将大禹和他的兒子啟作為“家天下”的夏王朝的開創者了。

不過根據目前的記載和考古發現，我們并不能認定大禹和啟就是“王”，他們建立的政權或許不是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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