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來自權威機構的調研報告，折射出專家的擔心。近5年來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年輕的大中學生占比逐年增多，必須列入艾滋病防控人群中，并向他們普及正确防護和預防艾滋病。

12月1日是 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透露，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轉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國報告現存活15-24歲的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男同”的艾滋病風險

“大中學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據82%。”吳尊友向新京報記者介紹，目前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上以男性為主，男女比例為11：1；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轉播。

研究生一年級學生李維（化名）隻是近年來不斷上升的學生感染者中的一員。

塵埃落定在七個月前。

4月份，正值論文答辯的關鍵時刻，李維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診報告。HIV陽性，紅色印章刺眼奪目。之前的僥幸證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時，李維在一朋友建議下做了HIV檢查初篩，“就是覺得去抽個血吧。”20分鐘後，初篩結果下來。兩道杠閃在眼前，腦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隻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維已接受感染的事實。

李維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時認識的。2014年12月，成績優秀的李維通過幾輪面試，順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讀研。一身輕松，李維獨自前往南方，提前兌現計劃已久的畢業旅行。

在事先定好的青年旅館，李維和一個男遊客入住同一房間。男生二十三、四歲樣子，自稱從事銷售工作，常來南方出差。兩位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天南海北閑聊，“最後聊到男女關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維與對方發生了關系。”

“小旅館裡非常簡陋，沒有準備安全套，也沒有想過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聯系時，李維已收到初篩報告。

李維再打電話過去，對方已不再接聽。出于好奇，李維在網上檢索對方号碼。自動彈出的網頁顯示，對方是專門服務男性的性工作者。

飛來橫禍，李維憤怒異常，但也無可奈何，“我沒有确切的證據可以報警。”李維隻是給對方發了一條短信：你把我徹底毀了，但希望你好自為之，不要再去害人。

事實上，如李維一樣的男性同性艾滋病傳播比例正在逐年上升。一組來自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當中，2008年至2010年，男性同性傳播所占據比例分别為59%至67%；2014年至2015年1月到10月均為82%。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國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血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152例，占全國感染的1.6%。

“混亂社交圈”向校園滲透

據權威機構調查發現，青少年學生的感染，都是從高中到大學的轉型之中發生的。吳尊友介紹，很多學生被社會人士所利用，通過這一途徑，社會上的艾滋病開始向高校滲透。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與李維相比，張明（化名）看到兩道杠的檢測結果時出奇平靜。

10月4日還是5日，張明已經記不清初篩的具體時間。防艾志願者張海龍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輛車停在馬甸橋附近，為市民提供咨詢和檢測艾滋病、免費發放安全套等活動。每隔三個月，張明會前往檢測車檢測一次。

唾液檢測，20分鐘就能出結果。“檢測顯示兩道杠，疑似感染。”張海龍見到過很多感染者無法接受事實而崩潰，準備了一大堆話安慰張明。

“嗨，沒事兒！”四個小時後，張明晃晃悠悠地回來了，稱早料到了。張海龍驚訝于張明的“無所謂。”

“後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個月後，張明笑嘻嘻地談論自己的遭遇。

大二時，張明開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同志”。

“雖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種東西’，我不會跟他發生關系。”張明所指的“那種東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觸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張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對方拿出一種新型毒品。好奇的張明接過來聞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時，已經晚了。”回憶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時，張明又恢複了理智。

大學生默默（化名）“中槍”則源于他們混亂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時，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聽說“同志群體”，但不以為意。高中時有了喜歡的男孩子，默默“徹底理解了，并進入這個圈子”。

直至大學默默開始頻繁地更換男朋友。通常情況下，在交友網站，默默和對方先視頻聊天，合眼緣後約見面、約飯，最快和對方認識三天發生性關系。“基本上一個月會和兩三位發生關系。”

在更換男朋友時，默默偶爾會在圈内社交群裡聽人談論“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發生關系前，默默都要求對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體無虞，默默開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護措施。

艾滋病防治的校園尴尬

新京報記者在北京多所學校進行的随機調查300名學生顯示，90%大學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識，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護和預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講座，甚至遭遇僅有七八名同學參加的尴尬。

在北京某高校，紅十字會學生社團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個班級，“但是和學校談判結果是不允許，學校的态度是每個班級開始進行類似的培訓有強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學都對艾滋病防治感興趣。”會長李美含直言。

中國農業大學學生社團負責人稱，他們會在艾滋病日前後拉橫幅、發傳單、搞講座，但這些效用并不明顯。學校社團組織有時也開展一些自發形式的講座，但參與 的學生很難超過50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校醫院一保健醫生介紹，學校每年都會在艾滋病日當天開展活動，“通常一個防艾講座，隻吸引七八名學生來聽。”

有高校學生社團曾想在防艾宣傳上做一些尺度較大的圖片，吸引更多人參加，擔心學校通不過，因為，前幾任社團負責人曾在學校嘗試大規模發放安全套，也被學校提醒“收斂”。

《艾滋病防治條例》要求高校、中學等将艾滋病知識納入相關課程。但記者調查了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範大學五所高校，發現設有“性教育”方面的課程，但少有專門的防艾課程設置。

吳尊友建議，面對學生的性教育，應該建立從小學到高校的一套完備的教育體系。“小學時，應該開始學習男女性别差異等基本性教育知識；中學時，應該學習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護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學階段，從各個方面進行有個體差異的設立完備的咨詢體系。”

“各個學校以講座、開學第一課、選修課、必修課等課程設置開展多種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吳尊友說，隻有性教育知識夯實，在特定環境中，比如面對發生性行為的要求，學生們會做出正确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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