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最初含義，源于《道德經》。老子把自然規律稱為“道”，而把人效法天地之道的行為規範稱作“德”。與老子效法自然不同，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谟，在研究人性時，提出了“道德原則”一說。他從“理性”與“感情”兩個角度去思考，認為“道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那麼，道德究竟為何物？

道德首先約束自己，而不是用來批評人

不管是老子的遵從自然的共同人道，還是大衛·休谟基于情感的道德原則，道德都不是抽象的。老子在《道德經》裡，說了那麼多的道德原則，他實際上是在提醒人們：天有道，人亦有道。老子希望每個人都依道而行。

大衛·休谟雖然也提出了一些道德原則，但這些基于“人欲”的原則，并非為某個“集團”服務。不管從哪個角度，道德首先是用來約束自己的，而非批評他人。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道德一旦變成表演，就是醜陋的作假》，文章的作者是台灣作家蔣勳寫的，被不同的公衆号轉載，有的閱讀量甚至達到10萬＋。

我想大多數人讀這篇文章，不是被“道德”本身的含義所吸引，而是對“道德”淪喪而悲哀。人人都想自己道德高尚，卻喜歡拿道德對别人指指點點。哪怕魯迅眼中的“孔乙己”、“阿Q”之流的小人物，也常常給自己的行為糊上一層“道德”，而批評和議論起别人，他們更喜歡站在“道德”的高度去指指點點，這便是人之常情。

道德不是說教，而是一種踐行

老子雖為先聖，他在《道德經》裡，并未說教式地要求别人。他那個時代，禮崩樂壞，作為先聖，老子從自然中悟出一種道理，人的所作所為也應效法自然。因此在老子看來，道德首先是一種實踐，從自身做起，由己推人，由内向外，自上而下。甚至有人認為《道德經》是老子寫給當時的士大夫看的。孔子認為“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則習慣于上行下效。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道德成為約束别人的工具。正如蔣勳先生講述的“阮籍的故事”，阮籍的母親去世時，他沒有哭，而在魏晉的社會已經流行孝道，在别人看來他不哭，就是大不孝。阮籍覺得母親去世是自己的事，與别人何幹，然等憑吊的人散盡後，阮籍因喪母之痛，吐血數升。

曆史的評價是公允的，阮籍之哭被記載下來，後人稱為“窮途之哭”，阮籍沒有因為不會當衆表演哭而被遺忘，他仍被列為“竹林七賢”。

從衆心理讓道德觀扭曲

記得小時候讀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總覺得安徒生講的故事沒什麼笑點，甚至還不如“掩耳盜鈴”好笑。長大後，慢慢思考，覺得安徒生很了不起，《皇帝的新衣》裡的故事未必真實存在，安徒生隻是想通過故事來喚醒人們，别再裝了。因為一個人表演時，一旦獲得掌聲和點贊，便有人跟着去表演。

看似活生生的人，實際上很多人被作為空氣人存在，他們隻會鼓掌和叫好。為了驗證這一現象，有人做了一個實驗，實驗者在大街上盯着一處看，路人好奇，也停下來看，這樣人越來越多，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如果說被好奇心吸引，不如說是一種從衆心理。空氣人的特征就是永遠相信“多數人的正确”。

有人做過統計，所謂的多數人并非就是一半以上，而是隻要超過20%的人一緻，便會成為他那個群體的主流。

不要讓“道德标準” 流于形式

對于道德的塑造，從禅讓制開始，很多人認為“禅讓制”是一種傳說。當然，我們不能拿現在人的眼光去看那個時代。人也并不是一開始就尊崇道德。在那個原始的時代，“禅讓制”是為了讓有德有能者脫穎而出，帶領大家吃飽肚子，遠離危險。

然而到了周天子時，道德成為“上層建築”，并被人們普遍遵守推崇，道德實際上已“脫實向虛”，開始了形式主義之路。

古聖先賢們之所以萬世流芳，因為他們懂得踐行“道德”，而不是停留在“形式”層面指責别人。

文明的進程就像搭積木，道德的大廈，也被塗上不同時代的内容，道德越是高大上，距離踐行也越遠，慢慢淪為指責别人的工具。一旦道德标準成為指責工具，人人都想站在制高點，更有甚者，言必稱道德，看不慣某種行為，便拿起道德标準予以譴責。

國人素喜高大上，善于“誇張”。比如談到傳統文化，總冠以國學；道德也是，人人都覺得自己是道德的化身，畢竟指責和說教遠比“做”容易得多。

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在告訴我們，越是标榜某種東西，實際上它已經變得稀缺。正如老子那句铿锵有力的話：“衆往之地莫争”，有時候，遠離時尚，未嘗不是一種智慧。

本文作者李鑫淼，源自公衆号“思想者劄記”（ID:SXZzh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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