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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教育，首先你得有個孩子。

對于郭剛堂來說，9月21日是個撕心裂肺的日子，在1997年，他年僅2歲的兒子被人拐走，徹底打亂了27歲郭剛堂的生活。

從此他騎着摩托車，綁着尋子信息的旗子，一找就是二十年。

那一天的下午6點，已經結婚三年的郭剛堂忙着開拖拉機搞運輸，那天他賺了幾十元特别高興，可是回家的時候卻看到門口圍滿了人。“當時心裡咯噔了一下，心想是不是我小子出意外了，這時一位老人家過來拉着我的手說，郭振被人販子拐走了，要我不要擔心，先想辦法趕緊找孩子。”

可是怎麼找呢？郭剛堂跪在土裡給在場的鄉親們磕頭，所有人都哭了；當天晚上有500多人，三人一組到附近的路口、汽車站和貨車站去找；鄉親們還湊了5萬塊錢讓郭剛堂去找孩子，可是不管怎麼找，郭振就是不見蹤影。

兩年後，花光了所有積蓄又借了20多萬的郭剛堂，還是沒有找到兒子，心裡極度絕望，“在最抗不過去的時候，想過讓汽車撞死自己，這樣可以拿幾萬塊去還債。”

“但是我死了，我的孩子，還有誰會去找呢？如果他在外面受苦怎麼辦呢?，沒有一點希望，大家借這麼多錢給我，不就是讓我找到孩子嗎？”到了1999年，郭剛堂決定一個人出去，開始尋找郭振的旅程，“我們大人可以選擇絕望或者堅強，但孩子隻能等待，等待父親的出現，等待父親來帶他回家，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孩子。”

從1999年底開始，郭剛堂騎着摩托車，10年間跑了30多個省，40萬公裡路，報廢了9輛摩托車，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尋找兒子。看到和兒子差不多年齡的男孩，他就多看兩眼，“我這是一個很笨的辦法，但也是個沒辦法的辦法。”每年出門的時候，郭剛堂的摩托車上都裝着兩米高的一個箱子，裡面裝着媳婦做的葫蘆烙畫，當做他出門尋子的盤纏。

“這些年在路上，認識了幾十萬人，其中有太多的好心人；這些年騎的摩托車，有好幾輛都是别人送的；他們買了小車，摩托車不騎了，就給我。在深圳，摩托車車友給我檢修了摩托車還給我換了齒輪，怎麼給他錢都不要；離開的時候，還送了200公裡，他怕我從深圳出來會迷路。”郭剛堂還說：“我這麼些年，一個人在路上孤獨地行走，其中有幾十次好像是發現了孩子蹤影，但探究下去，幾十次希望變成了幾十次失望，如果不是一直有好心人鼓勵我，我真的很難堅持。”

十年的騎行尋子路，郭剛堂沒有找到兒子郭振，卻替7個家庭找到了被拐的孩子。

郭剛堂曾經是村子裡最能幹的青年，在上世紀90年代，一天就能賺一百塊錢，他年輕時喜歡熱鬧，也喜歡唱歌，有一次歌舞團下鄉表演，才十幾歲的他就站在台下叫闆說：“你唱得還不如我唱得好。”别人不信，他就唱了一首《冬天裡的一把火》，台下人全都鼓掌，連歌舞團老闆也想把他挖走。

他和妻子是相親認識的，被媒人安排着見了一面，臉都沒記清就結了婚。

郭剛堂喜歡說，妻子喜歡聽，夫妻倆經常會徹夜長談。他們結婚沒多久，兒子郭振就出生了，那時郭剛堂在外面開拖拉機，妻子在家裡種地；他還想着在聊城河邊包下一塊地，打造一個特色旅遊區。郭剛堂說，“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但是到了1997年9月，郭剛堂的生活就被徹底撕裂了。

孩子剛丢的時候，郭剛堂慌亂而焦灼，恨不得不吃不喝去全世界找。“如果是現在，我絕對不會像當初那樣找孩子。我會先安慰家人，再配合職能部門，組建親友團，然後利用網絡和公益組織的力量，一起找孩子。”這是郭剛堂在二十年尋子路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和切身體會。

每次出門的時候，妻子都會目送着他離開，而郭剛堂隻是帶着兩件換洗衣服和一個裝滿尋人啟事的黑色挎包，就騎着摩托車上路了。

2015年，以他為原型，由劉德華主演的《失孤》上映；電影一開場，看到劉德華扮演的雷澤寬趴在摩托車上睡覺時，滿臉滄桑和疲憊不堪的畫面，郭剛堂忍不住起身，坐在觀影廳旁的台階上，咬着手指無聲痛哭起來。

《失孤》改編自他的故事，大部分情節都是他的真實經曆：在路上遭遇車禍，被人欺淩；在路上撕下其他失蹤孩子的尋人啟事；而且每到一個城市和鄉鎮，他都會去中心地帶擺出照片，散發尋子的傳單。和電影中的雷澤寬一樣，他也有個小本子，記錄着漫漫尋子路上所有陌生人對他的資助。

“我不是想放棄找孩子這件事情，而是放棄我自己。你說這個事，我隻要活着一天，誰做父母不會想自己的孩子，是吧？”想起最絕望的時刻，郭剛堂不無感慨地說。

郭剛堂出門找兒子，整個家裡就隻能靠着妻子。

郭剛堂的妻子做着兩份工：白天是保姆，每個月收入一千多；晚上還要到飯店打另一份工。她常年精神衰弱，直到現在，也經常整晚睡不着覺。

他們後來有了小兒子郭偉，“長得就像是郭振的翻版”。可是孩子大了，吃喝上學都要花錢，妻子感到壓力很大：“你願意幹什麼事業就幹什麼事業去，我現在過日子還喘不過氣來呢。”

2016年底，郭剛堂開通了網絡直播，每天見一個丢失孩子的家長，講述一個被拐孩子信息，每次都有幾千人觀看。

2017年初，郭剛堂又出發了，除了繼續尋找兒子郭振以外，他準備一路收集失蹤孩子的信息，跟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見面。但是妻子忽然說不願意讓他去，她想讓郭剛堂多照顧家裡的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她，陪小兒子郭偉寫作業感到很吃力，尤其是英語。

“她畢竟是個家庭婦女，面對的就是家裡的鍋碗瓢盆。”郭剛堂說：“束縛着我的東西呢，它就是一個大網，我這一輩子不可能從裡面逃脫出來。”

在尋子路上學會了上網，并且對網絡越來越依賴的郭剛堂，借助尋子協會、網絡和直播的力量，想要更有效地尋找兒子郭振，同時幫助所有丢失孩子的家長建立數據庫，互相溝通信息。

他感到很累，而且這種疲憊感包圍他已經很久了。每當有關于他的電視節目播出後，就有很多人打電話找他，大多數都是丢了小孩的家長；他太忙了，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接電話。

“全國各地的，你要聽各種不一樣的語言。有的方言你聽不懂，你就要努力地聽。”有時候他甚至感覺自己像個垃圾桶，承受了全國各地前來尋求幫助家庭的負面情緒。

“我什麼事情都幹不成，整天就是接電話、回信息，就搞這些東西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我沒有排洩的地方。但是我就像他們的一個主心骨，我要是停下來，他們也會有失落感，而且我們情同兄弟姐妹。”

郭剛堂說：“我一輩子都不會從這件事裡出來，肯定會幹一輩子。”

從1999年開始，郭剛堂的漫漫尋子路已經延續了二十年，但是他的線索隻有一個：兒子的左腳上有一塊小燙疤。堅韌而執着的郭剛堂，就憑着這一條線索“大海撈針”。

他的兒子郭振，是在山東聊城開發區的城鄉結合部被拐走的，可是直到村子拆遷，兒子還是沒有找回來。

如今的郭剛堂每天五六點起床，然後花一個小時在河邊漫步，聽一會付費廣播，“現在做的事情越來越細化，總感覺自己的能力差得不是一點半點，差得太遠太遠，也要補充一點東西。”打理完協會的事情，到了晚上郭剛堂就盡量待在家裡，“畢竟父母都快80歲了，而且可能年齡大了，說心裡話，我真的進了家都不想出去。”

從2016年到現在，通過網絡平台和尋子協會的力量，郭剛堂找到了360多個疑似郭振的孩子，他都做了編号，然後跟大多數孩子做了DNA檢測，結果都不是。後來他把這些數據全部交給了公安數據庫，“不是我家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2018年，郭剛堂成為山東省“百姓宣講員”，并入選“聊城好人年度十大人物”。

《失孤》的導演彭三源說：“每個人來到世上都是一場考試，上天卻給了郭剛堂最難的一張試卷。”而這張答卷隻有一個答案：找到孩子。

“兒子，你在哪兒啊？爸爸找你回家。”二十年以來，郭剛堂始終天南海北地尋找着兒子，但是不管摩托車後面的旗子換過多少面，這句話一直用最大的字體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騎行的時候，郭剛堂很喜歡聽身後的旗子抖在風中的聲音，這讓他感到自己和兒子在一起。

在電影裡，劉德華扮演的雷澤寬說，“15年了，隻有在路上，我才感覺我是個父親。”這也是郭剛堂的原話。

當你的孩子年幼的時候，最好的教育不是打罵責罰，也不是三字經弟子規，更不是誇獎贊譽，而是緊緊地拉着他的小手。如果你有其他想法，請在評論區告訴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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