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城區社科聯委員 王光鎬

有一句話現在很時興，是說人們對未來的想象都基于對過去的了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曆史學也可以稱為未來學。由此出發，要想全面理解今天的北京，或想科學地預見未來的北京，都要從認識過去的北京開始。而認識過去的北京，就要從這座城市的源頭說起。

一 問題的提出

一座城市當然有它的源頭，甚至有它的“生日”。縱觀世界上的各大曆史文化名城，幾乎都有自己的“生日”，而且是它們最隆重的節日。謂予不信，請看如下實例：

一．最神奇之例——羅馬古城

羅馬城源于一個和母狼有關的神話，以至直到今天，羅馬城仍然以一尊母狼雕像為她的市徽。

（圖1：羅馬城城徽）

據說在遠古時代的意大利半島上，一個篡奪了哥哥王位的國王擔心王位不保，設計陷害了哥哥的女兒，并把她的一對雙胞胎嬰兒扔進了第伯河。不料這對孿生子命不該絕，裝載他們的筐子被河邊的樹枝挂住，又被一隻正在河邊飲水的母狼發現。母狼用自己的奶水哺育了這對嗷嗷待哺的雙胞胎，然後把他們交給一對獵人夫婦撫養。這對喝過狼奶的孿生子長大成人後，先為母親報了仇，然後哥哥羅慕洛便在母狼哺乳他的地方建立了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這就是羅馬。

雖然源于一個神話，但這并不妨礙浪漫的意大利人為羅馬城推定出一個生日。而且最神的是，羅馬人不僅推算出了年份，還推算出了具體的月和日，說是在公元前的753年4月21日，羅慕洛創建了這座城市。所以每年這一天，羅馬城都要隆重慶祝它的“建城日”，舉行各種盛裝遊行和廣場音樂會等大型活動。

（圖2：羅馬城建日）

二．最隆重之例——莫斯科城

莫斯科最早成為小居民點始于1147年，至今已滿874歲。在具體日期無從稽考的情況下，莫斯科政府決定把每年9月的第一個雙休日定為自己的城市日。每逢此時，數百萬莫斯科市民就會傾巢而出，踴躍參加近千場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國家領導人還會親自出席在紅場舉行的盛大慶典活動并緻辭。

（圖3：普京總統出席莫斯科城市日活動）

總之，無論參與人數之多、項目内容之廣、慶典規格之高，莫斯科的城市日都堪稱世界上最為隆重的城建日。

三．最正式之例——聖彼得堡市

1703年5月27日，沙皇彼得一世下令在涅瓦河口的兔子島上建立一座要塞，取名“彼得堡羅要塞”，這就是聖彼得堡建城的開始。于是每年的5月27日，聖彼得堡市都要舉行隆重的建城慶典。慶祝的規模也很大，往往要舉辦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并且邀請很多外國政要出席。去年的5月27日，适逢疫情泛濫，但聖彼得堡市仍不忘她的317歲生日，搞了不下140多場紀念活動，并通過網絡和電視向全世界同步直播。所以我們說，這是世界上最正式的城建日，任何災難都無法阻止它。

那麼，北京呢？

早在1987年的5月4日，著名曆史地理學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教授就曾緻信當時的北京市領導：“建議應盡早考慮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

（圖4：侯仁之教授）

這封信拉開了探索北京建城史的序幕。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但重要的是，此事不同于其它學術讨論，需要走出書齋，得到廣大市民的廣泛關注與參與。沒有公衆的關注和認可，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真正解決的。

二 薊城的由來

侯仁之先生的信發表後，大多數學者在讨論中認為，周武王伐纣滅商後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帶分封了燕國，北京市從此有了城邑，這便是北京建城之始。根據文獻記載并綜合天象、曆法的推算，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5年左右，于是到了1995年，北京市隆重舉行了紀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的大型活動，正式确認了公元前1045年為北京建城之始。

（圖5：北京建城3040周年紀念柱）

輾轉至今，此說幾成不易之論，以這一年為基點的北京市建城活動也一再舉辦下來。

但考諸史實，問題卻沒有這麼簡單。最關鍵的問題是，琉璃河燕都南距北京城不下100裡，即便它是大北京行政區中一個重要的城市文明源頭，但要把它直接安在老北京城的頭上，未免有張冠李戴之嫌。

我們的老北京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當然不是，必定有它自己的源頭。而揆諸史實，這個源頭就是“黃帝後人”的薊。

史書記載，當年周武王封在北京的不僅有一個燕國，還有一個薊國。

公元前11世紀中葉，周武王滅商，建立了周王朝。周有天下後，采取的首要舉措就是“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全面推行了諸侯分封制。從性質上說，周初的分封可以區分為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對周天子兄弟、宗親、姻親、功臣的分封，受封者主要是周天子的家族成員和親戚，且受封的諸侯皆“受民受疆土”，得到了一處實實在在的被征服土地和臣民，其之封國也都是全新的政體。另一類分封則是對先聖王後裔的“褒封”。所謂“褒封”，《公羊傳·隐公元年》何休注雲：“有土嘉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此言說明，褒封的先聖王後裔與“無土建國”的齊、魯、燕等封國截然不同，區别就在于接受褒封的先聖王後裔多是傳承已久的邦國，受封者實際上有土有國也有民，隻是名譽上得到周天子的嘉封。

事關北京地區的兩個封國恰好分屬兩個不同類型，一個是新封的燕，一個便是褒封的薊。關于武王褒封的薊，《史記·樂書》引孔子之言謂：“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此事同時還見于《禮記·樂記》、《韓詩外傳》、許慎《說文》等上古文獻的記載，當無可疑。

據現有資料，可知這個薊的始建國年代再晚也晚不過殷商時期。這一來是作為“褒封”，武王“封黃帝之後于薊”時薊國早已存在，于是薊的始建國年代勢必早于周武王所在的商末周初時期；二來殷商甲文、金文中有以“丌”為國族稱謂者，而學者指出“‘丌’就是‘其’字，也就是後來的‘薊’字”。這就是說，甲骨文、金文已經證實了殷商薊國的存在，并且早在殷墟蔔辭一期上便已出現。

殷墟蔔辭一期的年代約當商王盤庚至武丁時期，大緻為公元前1300年到前1200年。薊國的史實既然出現在此時，它的形成自然不會晚于公元前1200年，甚至應該早于此時。據此可知，薊的曆史至今已有悠悠三千二百餘載。

三 薊城與西城

通過從1973年以來的考古發掘，已知周武王封的燕都在房山琉璃河鎮董家林村一帶。那麼，周武王所封的薊呢？

關于薊城的所在，北魏郦道元《水經注》載明在漢代廣陽國的薊縣，即今之北京城。而且“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即薊城之名始于“城内西北隅”的薊丘。郦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不朽之作。

（圖6：水經注）

引據浩繁且論斷公允，加之郦道元是範陽涿州人（今河北涿州），屬于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當時的範陽郡包括了今北京市和涿州），此結論當然持之有故。在此基礎上，侯仁之教授通過反複考證和實地踏勘，最終确定薊就在今北京，具體方位即“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現在白雲觀所在，差不多正處于薊城的西北隅附近”。白雲觀既然在古薊城的西北隅，那麼以此為原點，古薊城自當由白雲觀向東向南尋之，其範圍就在今北京市西城區的南半部。

考古發掘曾出土一把“寶尺”，不僅證明了侯教授所言不虛，還确切指明了薊城的所在。這把“寶尺”出土于1965年，發現在北京西郊八寶山西晉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王浚之妻華芳墓中。

（圖7：八寶山出土晉尺）

墓裡的《華芳墓志銘》明言該墓“假葬于燕國薊城西廿裡”。這是北京地區曆代墓志銘中關于薊城方位的最早記載，提供了該墓葬和薊城的相對位置。尤為難得的是，墓中出土了一把晉尺，每尺約合24.2 厘米，藉此可以核算出晉的二十裡約當今天的8712米。而由墓地向東8.7公裡許，恰好直抵白雲觀西的會城門，與侯仁之教授對薊城位置的推斷若合符節。

這個位于北京西城的薊，就是今北京城的真正源頭。既然薊的曆史至今已有悠悠三千二百餘載，那不等于告訴我們，北京城起源于三千二百年前嗎？

最為難得的是，自從先秦薊城起，這座城邑就如奔騰不息的長河，流淌出一部史詩般的城市發展史來，直到今天的大北京。可以說，在人類城市之林中，薊城最可貴的就是它的連續性，而這恰是北京曆史生生不息的最有力見證。

侯仁之：《論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魯琪、葛英會：《北京市出土文物巡展》，《文物》1984年第4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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