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于明末清初的曆史尤其感興趣，除了對于這段曆史中國農民戰争頗多，還延伸出了很多曆史未解的寶藏之謎。

獻忠是明朝末年與李自成齊名的亂世枭雄，一度攻占四川大部分地區，建立大西政權。

對于這位起義軍首領，後世對其褒貶不一，明清史書都将其描述為嗜血惡魔，如《明史》說他“性狡

谲，嗜殺，一日不殺人，辄悒悒不樂”，給他貼上了“屠蜀”“亂蜀”标簽。

但在四川一些地方，卻流傳着不少關于張獻忠的正面傳說，如智鬥奸商惡僧、大戰火燒橋等。明朝末年進入四川傳教的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位神父曾親與張獻忠相處過2年，他們在《聖教入川記》中描繪的張獻忠是一位對天文、地理有着濃厚的興趣卻又帶着傳統帝王思想的起義統帥。

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明、西、清三方勢力在四川的相互攻伐征戰，張獻忠的真實形象已經被塗抹的無法辨别真僞。

然而，比起其真實的人物形象，人們更急于弄清楚的是張獻忠留給後世的最大謎團：寶藏。

據《彭山縣志》記載，張獻忠于1646年從成都撤離，由于旱路被清軍封死，張獻忠改走水路，卻又遭遇南明參将楊展伏擊，張獻忠索性多年積累的寶藏沉入江底。《明史》說張獻忠“埋金寶億萬計”。

自張獻忠敗亡後，成都民間始終流傳着“石牛對石鼓，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的民謠，傳聞破譯了這段隐語，就能找到寶藏所在，四川簡陽、彭山、蘆山也有類似民謠，傳播甚廣。

但數百年來，人們對于張獻忠寶藏始終是“隻聞其事，罕見其實”，很多人根據傳聞前去尋寶，還是一無所獲。直到2017江口古戰場水下考古取得重大進展，張獻忠寶藏才浮出水面。

在出土的四萬兩千件文物中，除了“西王賞功錢”、“金冊”等封賞用度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帶有地名的大批銀錠，成色較差，地域覆蓋江西、湖廣、四川。

張獻忠寶藏背後深扒的是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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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子在古裝影視劇中經常見到，似乎形成了一種定式，即古人的貨币都是銀子。但其實，唐宋以前的貨币為銅錢，而明朝的法定貨币則是寶鈔和銅錢，銀子并不被官方認可，朱元璋在位時還一度下令禁止金銀流通。

但是，明朝的寶鈔貶值很快，從洪武朝到成化朝，寶鈔貶值了1000多倍，而衆所周知，貨币貶值太快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商人和百姓不敢再使用，明朝民間甚至出現了用緞匹、米谷以物易物的情況。

在這一背景下，明朝的商人、百姓已不再顧及大明律法規定，私下交易中再次開始使用銀子。民間對非法貨币的大量使用，最終迫使明朝也做出了讓步，隆慶朝時下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到萬曆朝時，張居正改革稅法，開始以銀來計算，但這是民間和官方博弈的結果，是大明朝廷無奈下的妥協。

這裡就會産生一個疑問：為什麼明朝如此排斥銀子呢？

這是因為我國是個貧銀國，以萬曆朝為例，從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大明所采銀為300萬兩，平均每年隻有30餘萬兩，而整個明朝開采的銀子一共隻有8300萬兩，海外貿易流入大明的約有2.9億兩。

但這些白銀儲備遠遠無法滿足整個明朝經濟的運行。僅崇祯朝遼饷、剿饷、練饷合計就需要1600萬兩，這還沒有把民間商品貿易對銀子的巨大需求算進去。而張獻忠寶藏隻見白銀不見寶鈔銅錢，折射的又恰恰是明朝後期民間隻認銀子的貨币觀。

由于銀産量的有限，貧瘠的白銀成為貨币，将導緻明朝出現嚴重的錢荒，這也是崇祯朝屢屢出現拖欠軍饷導緻嘩變的原因，更嚴重的是大明朝廷對經濟的失控，有限的白銀也全部藏于富商巨賈和官吏手中。

過去我們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無外乎政治腐敗、土地兼并、賦稅沉重、災荒等，但實際上，錢荒才是深層次原因，并且無法在短期内改變，即使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再世，也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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