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曾參加過“批林批孔”運動，加上弄到一本“破四舊”時《論語》，雖不能完全看懂，但卻也斷斷續續、似懂非懂地認真讀過，所以，從十幾歲便有了些認知；而接觸孟子就很晚了，大約年近而立之時，方才第一次通讀。

但對孟子的精辟言論卻很早便能如數家珍般地在心底常存了，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有感時便用出來顯擺一番。

孟子與孔子并列，一直是被以“亞聖”尊之，其學說亦稱“孔孟之道”，但二者是很大不同之處的，所謂“孔子曰仁，孟子曰義”，這至少說明二人的着重點不同。

《孟子》一書中，通貫其中的就是一個“義”字，相對于孔子的溫柔敦厚，孟子要犀利了很多，他對如何做人，如何在利益面前的取舍，教會了我們每一個人應該有的價值取向，那堅貞不屈的大丈夫精神和行為準則，生生不息，萬世綿延，從而也沉澱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孟子》還被後世的朱熹列為《四書》之一，科舉考試題目必須從《四書》中選取，要“代聖人立言”，于是《孟子》成為科舉必修書目，這也從根本上肯定了孟子的地位。

其實，在孟子之後的很長時間中，孟子并不為人所重視，即使曆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聲名亦未見有起色；不知是因為孔孟學說被那董仲舒抽取了精髓以迎合帝王之欲，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反正孟子并不是太受人們待見。

孟子之所以名聲大噪，首先要感謝中唐的韓愈，他在《原道》中，第一次将孟子稱為繼承孔學的“道統”人物，是真正的孔子學說繼承人，在他的影響下，後世的歐陽修、王安石及三蘇等，都尊崇孟子，遂出現了一個尊孟的升格運動，再經宋神宗、元文宗，一直到明代的嘉靖皇帝，無一不是孟子的崇拜者。

但這其中也是有風波的，最過激的一次是來自朱元璋，這位曆史上對底層百姓最好的，對苛刻剝削百姓的貪官污吏行“剝皮填草”之事的“讨口子”皇帝，卻下令将孟子像移出孔廟，這有點讓匪夷所思。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民本和仁政，仁政當然不入朱皇帝的心思，而朱元璋雖然看似對老百姓好，但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也觸動了他的底線，所以才做出了這瘋狂之舉。

但是，對篡位的朱棣來說卻不這樣認為，因為孟子的說道似乎是他造反的基礎，所以，在17年後，又将孟子請回了祀堂，如同鬧劇般地收場，搞笑。

相對于孔子，這孟子到底好在何處？為何能稱“亞聖”？這實在是個天大的課題，遠不是一篇小文能叙述清楚的，隻能說說我對此的一點感想，絕無認證之妄。

就孔、孟二人的個人經曆來看，他們在世時都不得志，雖說孔子曾當過幾天的“司法部長”，卻與他要用自己的學說去改變天下的宏志相去甚遠，而孟子就更悲摧了，幼年為我們留下一個“孟母三遷”的故事，看來家境也不算好，一生幾乎沒當過什麼正經的官。

他距孔子離世有小兩百年，是其再傳又再傳的弟子，當時的名氣還是很大的，也如孔子一樣帶着學生周遊列國，赴魏遊宋，奔齊說魯，排場要比孔子大了很多，“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亦頗受各國當權者的歡迎，至少不會出現“無食困陳蔡”的現象。

但悲摧的是，他也隻是同那些“肉食者們”進行了幾次讨論，一句王“何必言利？但曰仁義而已矣。”把人家說得昏昏欲睡，或者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僅此而已，沒奈何，晚年返回故鄉鄒國，從事教育和著述，于83歲時逝世。

雖然孔孟皆非不得志之人，但要是同那些先秦的百家先哲們相比又要好了許多，比起老子圖書管理員後的偷渡，莊子漆園護林員的無奈，墨子“藜藿之羹”的窮困，商鞅“五馬分屍”的慘烈，這儒家的創始人們，也不算太委屈了。

孔子講仁義禮智信，這是形而上的概念，《論語》零散不成文，皆為語錄之記錄，後世對其的解讀會容易産生歧義，所謂“孔子死，儒分為八”，便是佐證；而孟子則說的是良知，即“萬物皆備于我”，強調的是個人要先有浩然之氣，然後才能行教化之事，這在操作上要精準了許多。

也就是說，孔子的仁，是指一個君子的内在修為，這個就很有些虛無了，而且修煉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具體的表現也形式各異，實在有些讓人無從着手，所以，各說各理，各有側重，反正是正人修養的好東西皆可為，見仁見智，都有道理。

而孟子的義，則是指一個君子的處世之道，亦可以說是内心之“仁”的外在表現，為君子者，為民請命，民貴君輕；為君子者，舍生取義；為君子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君子者，“善養浩然之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相對于孔子的“溫良恭儉讓”，孟子要剛烈得多，“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在孟子的觀念中，伐無道昏君也是仁，這蔑視君王的氣魄，于孔子來看，直可視為亂臣賊子。

像這樣無視“無視君父”的語言，孔子是萬萬說不出來，甚至可以說，孟子同孔子的君君臣臣之觀念是相悖的，盡管君無道，孔子也萬不能說是可以将其推翻的，最多是讓臣下反複地去勸誡，有毛個用啊！

孟子身處一個連年征戰，爾虞我詐的時代，其學說要推行起來是不太可能的，他理想中的國家，比起老子的“小國寡民”，要顯得具體很多。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樣的一個理想社會，在當時的狀況下是根本沒有适合的生存土壤，各國都為增強國力而變革，需要的是如何“王天下”的，操作性強的理論，如張儀和蘇秦般的縱橫家，管仲和商鞅那樣的法家，所有的理想都是後話。

也就是說，強國需要的是“術”而非“道”，而孔孟所代表的儒家學說，從本質上來看是屬于倫理學的範疇，所以，孟子注定是位失敗之人。

作為一位“公知”，同孔子相比，孟子被人黑的概率要低了很多，盡管他口無遮攔地将諸侯公卿和諸子百家問候了個遍，但卻也不妨礙他成為聖人。

究其原因，是孟子行事的原則，不是什麼是好事我便去做，而是我覺得這事我應該做，就應該這樣做，志之所在，義當所為，這是内心的修煉使然，是“仁”心的表現，也就是“義”。

這是對得起自己的選擇和裁斷，即所謂“道之所在，雖萬千人逆之，吾往矣。”說的便是這種氣魄，大丈夫當如是！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