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立君

作為偉大的世界性帝國，唐朝的曆史記憶和文明遺産常常令千年之後的人們激動不已。書寫唐代近300年的曆史，描摹帝國璀璨奪目的文化，揭橥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唐史、唐人、唐風，也成為一代又一代學人甘之如饴而“永遠在路上”的無悔事業。近年來，随着海量的考古文物和出土文獻的重見天日，唐史的書寫增加了更多可能性，同時也愈加多姿多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産》一書，并非是面面俱到的唐朝通史，而是一部試圖從八個不同面相勾勒唐代社會世态萬象的作品：雍容華貴的“正面”，精神飽滿的“側面”，珠光寶氣的“體面”，醉心文化的“場面”，虔誠忘我的“背面”，佛教信仰的“金面佛面”，物質文明的“别開生面”，以及“千人千面”的“唐人表情包”。通過這部細繹深掘之作的廣闊筆觸，兼以種類豐富的精美文物圖片，唐朝的立體畫卷躍然紙上。在曆史随意抛撒、史家認真撿拾的現場，我們似乎與“八面玲珑”的大唐之國悠然邂逅。

《職貢圖》（唐） 閻立本繪

唐朝的“正面”：梳理唐代的大脈絡

作為唐朝最突出向外的“尊貴”一面，作者别出心裁地探讨唐代的綜合國力，不僅将唐朝建立以來的内外軍事戰争重新解讀為旨在徹底清除周圍諸敵威脅以保衛國家安全與發展，更是将民族融合、萬邦來朝的“天下國家”與盛唐氣象也歸因于這些硬實力的基本保障。同時，對外國人和非漢人的包容和吸納，對外來文明的開放與擁抱，對外部世界多元交流的自信與主動，又展現出唐朝的軟實力和巧實力。作者還以儒釋道三教之外，景教、祆教、摩尼教等波斯宗教的流行，繪制唐代多元思想文化的精神地圖，試圖反駁思想史學者的“盛世的平庸”論斷。不僅如此，作者筆下7—10世紀的唐朝吸引了鄰近民族和各國人士蜂擁而至，不單具有國際交流的開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優越性，即物質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權威，軍事實力的威懾，宗教理性的寬容，文學藝術的繁榮，科學技術的領先，甚至包括服式發型的新潮——這無疑是唐朝最顯著的“正面”。

《大唐之國：1400 年的記憶遺産》葛承雍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唐朝的“側面”：透視從國家到基層的社會現象

一個多元包容，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偉大國度，它的社會多個側面是千姿百态的。作者選擇了幾個有趣的角度，描摹唐代社會的側影。在對唐代移民與社會變遷特征的探讨中，作者梳理了突厥、吐谷渾、鐵勒、粟特、波斯、高麗等邊疆内遷的非漢民族以及内地人口的南遷兩種移民類型，促成了一種社會變遷的浪潮：國際區際族際之間的人口遷移改寫了唐代人口格局，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開發，達成人群與文化的融合發展。唐朝的這一社會面相并非社會特征取代輪替，而是集多種文明之長創新圓融，展現于廣闊的社會領域，恰好印證了陳寅恪所說的“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别創空前之世局”。而在民衆的社會心理内化追尋中，作者又選取民謠俗語作出填白性研究，剖析唐人藏在這些俚語俗諺之下的動蕩感、危機感、恐懼感、變革感、大治感等種種心理态勢，而其中除卻情緒喜惡的感性層次，還包含着更深的理性因素，例如厭惡感标志着唐人一貫的求安心理，而崇拜感說明唐人偏愛心理的執着，抗争感則表示唐人逆反心理的增強等。作者進一步深度挖掘波瀾起伏的社會生活之下傳遞情感的民謠俗語的監督、激勵之積極作用和固有的消極作用。口口相傳的民諺展現的這一幅幅社會圖景，似乎正是唐人的某種“心靈史”。在唐朝社會的多面折射中，本書獨出機杼地找到了幾個令人興味盎然的個案來滿足現代讀者不免時常生發的獵奇心理。唐代社會中的賭博濁流被标以“狂歡漩渦”之題，介紹唐人賭博的普遍性、超階級性，以及其令人眼花缭亂的各種花樣，更以賭博為俯瞰社會的視角，以考察唐人賭博的社會功能和社會輿論的角色。唐代乞丐和病坊這兩種社會現象也得到相對全面的梳理介紹，在史料的廣泛搜羅排比中，乞丐來源和形式以及唐政府為救濟這類貧困者而設置的病坊等以往不太受到關注的社會現象浮出水面。而唐都長安武俠的真實面貌漫漶不清，作者借助翔實史料和社會分析方法，區分了惡少流氓和豪俠武雄的兩面行為、義氣心态、人格道德等，道出俠成為惡少流氓與英雄豪傑的統一，所論内容新鮮而有趣，所提結論新穎又合理。對這些社會現象由表及裡的揭示，隻是細讀唐朝社會全貌的開始而非全部，但這正為讀者認識五光十色的唐代社會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

唐代拜占庭風格鴿子紋錦 甘肅博物館藏

唐代皇家的“體面”：皇家經濟相連的倉與庫

隋祚短促，唐赓其續。隋朝高效的執政效率、出色的民衆動員能力、迅捷的大工程建造速度，都在“盛唐話語”以及“炀帝殘暴”的過度演義評說中被遮蔽了。實際上，隋朝的國力積累為唐朝的複興奠定了堅實基礎。最令人信服的事例就是都城大興城（即唐長安城）的巨型糧倉，直到唐初還在使用。不過，唐朝将天下倉糧散之于民、輕徭薄賦，而不是像隋朝那樣奪民口食、橫征暴斂——這才是唐朝皇家真正的“體面”。當然，書中豐富的圖文也在講述唐朝京城儲糧巨倉——太倉的位置與規模、制度與管理、職能與作用：太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唐帝國的經濟實力，是國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太倉的科學管理方法，太倉收納查驗、貯藏保管、開倉出驗、管理監察的周密制度，使其在中國倉制史上發揮承前啟後的作用。作者還将視角集中在帝國國庫——唐代的左右藏作為制度周密、管理有效的國庫，是古代國家聚斂财富和搜刮貢品的貯存處，它直接透露出國力的盛衰隆替，成為唐朝經濟基礎的象征。但由于皇宮私庫内藏擴張，例如開元時代的“瓊林”和“大盈”，左右藏在中唐後逐漸中辍，内藏取代左右藏，使财政機構被“架攝”，内藏遂成為帝王操縱财富的得力工具，這種遞變又折射出财富的流轉、王朝的興衰。作者進一步借助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驚世文物，揭秘唐朝内庫制度。特别是地宮隧道的《監送真身使随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寶器衣物賬》和《大唐鹹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兩通石碑刻文，前者像一篇呈報賬表，上呈給“監送真身使”以便回京後向皇帝彙報，由押送宦官、左右街僧錄、地方官、法門寺僧四方具名簽署，記錄辦清交接手續，然後入塔下地宮分類存置；後者則記載了奉迎佛骨時“護送真身”聚集的一班泱泱人馬，诏送時還要攜帶大量金銀翠玉、珍品奇物等内庫财寶，掌管内庫的宦官監送，保證到達法門寺升堂入室，進行供奉。出土碑文、地宮文物和傳世文獻足以證明，法門寺地宮珍寶來自長安宮廷内庫，是唐朝統治者“力圖繞過衰亡劫數而達于不生不滅彼岸世界”而祈祝佛祖的體現。作者還分析了蜚聲海内外的何家村珍寶與大唐國庫的緊密關系，甚至談及國庫制度對于日本正倉院的深遠影響。由是觀之，唐朝皇家的“體面”是舉世聞名的。

唐人的“千面”：刻入曆史年輪的人物影像

作者極力通過傳統文獻和新見史料着重刻畫有唐一代聞達名流和無名小卒的群像，搭配成一組唐朝人物的“表情包”：借助西安新出高力士碑石，為這位背負千古罪名的大宦官“鳴冤平反”，指出作為死忠玄宗皇帝的近侍，高力士命運雖然與皇權伴随始終，但并非導緻唐朝轉衰的決策層人物。細讀史料，解讀出在天竺求取真經被後世過度理想化的玄奘回到唐朝之後令人唏噓的無奈人生：雖精通域外知識、滿腹經綸而受到太宗皇帝賞識器重，但終不願出仕，雖委曲求全于帝國頂端的權力以開創法相宗的佛教大業，但仍在閑不容息中孜孜争取時間翻譯佛典，雖曆經長安政局的波谲雲詭，但仍不斷委婉隐忍。玄奘本非不食煙火的天神，實為栖身專制社會的佛學高僧。從一位女性、一位普通人的角度，平心解讀女皇武則天一生功業和她的獨特個性，因為有了武曌，唐朝在中國曆史上才顯得那樣與衆不同，才會那樣曼妙多姿。借助西安考古發現的一方墓志，秦王李世民女侍衛這一從未進入人們視野的曆史形象得以複現。《太尉秦王刀人高墓志銘》隻留下名為高惠通的女“刀人”的簡略生平，“秋風未發，悲蘭惠之早凋；寒霜靡零，嗟桃李之先落”，女性何止活躍在政、商、文、宮領域，就連腰配長刀的侍衛武士之中也有她們矯健靓麗的身影。作者的細緻解讀，使人仿佛嗅到武德末年波谲雲詭的政局變化中的血腥味道。作者的筆下還有在唐朝中央和地方做過約40種官職經曆異常豐富的名臣裴伷，以及因為墓志出土而為人所知的唐代貪官李世壽，而這僅僅是帝國曆史風雲中的若幹剪影。

唐朝文化的“場面”：紛繁萬象中的文化面影

人們常常把近300年唐朝史與37年的隋朝史連稱“隋唐史”，隋代史因此受到不少遮蔽。從這一角度看，本書對隋代地方風俗中的社會心理進行的揭示值得稱道。隋代社會心理中帶有明顯的北朝印記，但在其變化中，作者的論述又讓我們看到隋朝新時代全新的氣象，其中政治心理、經濟心理、軍事心理、文化心理都有顯露，隋代的這些社會心理特性其實反映的是隋代統一王朝煥然一新的面貌，而這其中正孕育着大唐帝國的一些要素。對于留存于壁畫、雕塑乃至詩文記載中的唐朝服飾，作者以長安為中心進行了一場尋覓“氣象”的探索：從貞觀的簡素儉約到開元的去樸趨豔，複到安史之亂後回歸如昔的社會風習中，分明可見外來服飾的強烈影響和自上而下的自發嬗遞，而長安的女性服飾是活生生展現在人們面前的風貌神态，作為生活方式中一個敏感的鍊條，牽動出諸多的社會現象。服飾印象體現文化基調，唐人服裝對長安的宏闊氣象有經久不絕的影響，而長安開蕩捭阖的博大氣象，也成為唐人服飾推陳出新的不竭動力。唐代的文化遠不止這些氣象萬千的多彩場面，更有唐人獨特的“小确幸”和“碎碎念”：前者，作者舉了這種崇奉金雞祥瑞而産生豐富的政治、信仰、禮儀内涵的故事；後者，作者則牽引出唐人的夢境文化——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名士騷客、平民黔首，與夢境相關的幾乎全部有趣案例，并從功能和類别上加以分析解讀，讀來使人忍俊不禁。對于唐代黃酒曆史、工藝那些頗為内行的考釋，更是直接進入酒文化具體層面的深入剖析解讀。作者在純粹的知識講解中，或許在暗示我們唐代的文化場面之寬廣常常超乎想象，以上僅僅是點到為止。

這部《大唐之國》内容豐贍，除以上主要側重點外，還涉及“尋找靈魂安頓的歸宿地”“佛教聖心意境下的藝術樣式”“想象之外的文物遺迹”等面相，我們可分别視之為唐人虔誠的“背影”、釋教信仰“金面佛面”，以及唐朝物質文明的“别開生面”。在這些照入曆史現場的“多面鏡”中，千年法門寺珍寶、大秦寶塔、武曌生母陵墓、唐代密教造像的“長安樣式”、大足千手觀音佛教樣式化藝術遺産、“捧真身菩薩”、皇家離宮玉華宮，以及唐代香料建築、“複壁”建築等一系列珍貴的文物遺産一一登場，就仿佛諸多曆史的親曆者來到讀者面前從容不迫地娓娓訴說，令人思接千載，一時恍若隔世。

整部著作在文字之外，還配适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圖片，時有文物畫冊之錯覺，從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陶俑，到墨透牆背、千年如新的壁畫，再到裹挾胡風、充滿異域風情的金銀器——唐朝，在陳迹的細節裡，撲面而來。特别是作者葛承雍先生熟谙唐朝文物，别具匠心地将玄宗皇帝親筆“大唐之國”四個遒勁隸書嵌入封面，倏然拉近了唐朝和讀者的距離，臨摹唐人書法，吟誦唐詩文句，不禁又深深地思念起大唐來。

《光明日報》（ 2019年03月20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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