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不僅是我國詩歌文化的起點，更是我國純文學的奠基之作。因此，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基礎性地位，絕非其他著作可比拟。
本文便從《詩經》的編成和體制、《詩經》的主要内容、《詩經》的藝術特點三個大方向簡要勾畫一下《詩經》的基本面貌，為筆者後期的《詩經》解讀系列文章做個常識性的“開篇介紹”。
《詩經裡》
《詩經》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因西漢時期被尊為儒家經典，得名《詩經》。全書共305篇，另有6篇“有目無詞”的“笙詩”，即“有題目而無詩文”。
對于這6篇“笙詩”，有人認為其本來是“有詞”的，但在戰國至秦朝之間亡佚了；也有人認為這本來就是“無詞”的，隻有“聲”，即“有樂曲而無詩文”。簡單說來，就是隻有“樂曲”，而并未填“歌詞”。就彼時“詩樂舞”一體的詩歌傳統看，這還是極有可能的。
《樂曲》
該詩集是按《風》、《雅》、《頌》三個大類編撰的，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詩歌作品，涉及地域主要是今天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一帶。其作者多不可考，大部分為民間集體創造的“民歌”，少部分為公卿列士所獻，及周王朝樂官保存的宗教祭祀詩和燕飨詩。
關于《詩經》的整理編訂，比較有影響力的說法是周王朝設采詩官“采詩說”、公卿列士“獻詩說”和孔子“删詩說”。其中，“采詩說”始于漢代，但後代否定此說的人也頗多；“獻詩說”則是有史籍可考的一種說法；而孔子“删詩說”的否定始于唐代，有較為可靠的證據，因此“删詩說”不可信。不過，孔子與《詩》之間确實存在密切關系。
《孔子像》
關于《詩經》的體制，主要為風、雅、頌三類。按鄭樵《昆蟲草木略·序》中的“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樂曰雅，宗廟之音曰頌”可知：“風”即音樂曲調，國風即為各地區的樂調；“雅”為正，即朝廷正樂，為西周都城地區的樂調；“頌”是宗廟祭祀之樂。
其中，國風含十五國風，共160篇；雅105篇，分大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頌40篇，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另外，笙詩6篇。
《國風》
《詩經》中的農事詩主要有“農業祭祀樂歌”和反映民衆艱辛生活的“農事諷刺詩”。就前者而言，由于農業生産的重要性，統治者每年都會舉行各種大小不一的農業祭祀活動，這些活動所使用的祭祀樂歌，就是農事詩的一種。如《詩經》中的《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
就後者而言，最典型的就是《豳風·七月》，它生動具體地記述了農民一年四季的艱苦勞作生活，周而複始，沒有閑暇，而勞動成果卻為統治者所享用，自己卻住破屋吃瓜菜，“無衣無褐”。類似的還有《魏風·伐檀》、《魏風·碩鼠》等。
《農業·玉米田》
《詩經》中的戰争詩涉及範圍較廣，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從正面描寫天子、諸侯的武功，其意在歌功頌德，宣揚軍威，如大雅中的《江漢》、《常武》，小雅中的《出車》、《六月》、《采芑》，秦風中的《小戎》、《無衣》等；第二，從反面寫士卒征夫，其意在表現他們對戰争的厭倦，對和平的向往，對家鄉的思念，典型如《小雅·采薇》、《豳風·東山》等。
《詩經》中的徭役詩，則重在表現對繁重徭役的憤恨和厭倦，對統治階層的強烈不滿，典型如《唐風·鸩羽》。此外，《詩經》中還有以戰争徭役為背景的思婦詩，其意在表現夫妻離散中的思婦閨怨，典型如《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等。
《戰争》
《詩經》中反映愛情和婚姻的詩歌，主要集中在“國風”中，不僅數量衆多，而且内容豐富，深受後人的喜愛與關注。主要有反映男女相愛相戀的“情詩”，反映婚姻嫁娶、家庭生活的“婚姻家庭詩”，還有表現不幸婚姻的“棄婦詩”。
《詩經》中的“情詩”是現代人關注比較多的一類，因為它很貼近現代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典型代表名篇有《周南·關雎》、《邶風·靜女》、《鄭風·子衿》、《齊風·南山》、《豳風·柏舟》等。《詩經》中反映結婚和家庭生活的詩，則相對少一些，主要有《周南·桃夭》、《鄭風·女曰雞鳴》等。《詩經》中的棄婦詩比較鮮明突出，最經典的莫過于《衛風·氓》，該詩融叙事和抒情于一體，情感強烈。此外，《邶風·綠衣》、《邶風·谷風》等也是棄婦詩的代表。
《愛情婚姻》
政治諷喻詩也叫“怨刺詩”，主要産生于西周中葉以後，特别是西周後期。從中國古代曆史發展情況看，西周後期，周王室衰微，朝綱不振，社會動蕩，于是出現大量反映社會喪亂、針砭時弊的詩歌就成為必然。
怨刺詩主要出現在“國風”與“大小雅”中。大雅中的怨刺詩，大多出自身份地位較高的作者，其内容主要是對統治者的勸谏，其諷刺帶有節制性，典型如《民勞》、《蕩》、《闆》、《桑柔》等；小雅中的怨刺詩，大多來自略低一些的統治階級，故其怨刺更強烈，多将筆墨指向奸佞小人，言辭激烈，典型作品如《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巷伯》、《北山》等；國風中的怨刺詩，則主要來自民間，所以其言辭犀利，對統治階層的黑暗暴露得更徹底，典型如《魏風·伐檀》、《魏風·碩鼠》、《陳風·株林》等。
《寶雞岐山周公廟》
燕飨詩主要反映的是周朝上層社會宴飲歡聚的場面，比如君臣宴會、貴族宴會、宗族宴會等，其承載的是周代的禮樂文化，表現出濃厚的宗法觀念和完善的禮制禮儀、道德風範等。
其典型代表作《小雅·鹿鳴》，就是反映天子宴請群臣嘉賓的詩，後來也發展為貴族宴會賓客之用。其中，也有一些對違反禮制、違反德行作出批評的詩歌，如《鄘風·相鼠》，就是批評“無禮”之人的詩歌。對應的，也有一些贊美貴族階層有才德，講禮儀的詩歌。
《禮樂文化》
上古時期，祭祀活動盛行，各民族都有祭祀神靈、祖先，以及祈福禳災的活動，因此産生了相應的祭歌。在《詩經》中，祭祀詩和頌詩保存在大雅和頌中，大多以歌功頌德為主，主要對象是先祖、先王，雜以部族的發展曆史等。典型如《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就是歌頌後稷、公劉、太公、王季、文王、武王功績的作品。
《神農壇祭祀》
《詩經》的藝術特點，最基本的就是“賦比興”，這不僅是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也是其他文學創作一直使用的手法。“賦”就是鋪叙，即直接鋪陳叙述，是所有文學創作的基本手法；“比”就是比喻，打比方，也是所有文學創作中常用的修辭手法之一；“興”就是觸物興詞，即由某個客觀事物來觸發詩人情感的書寫，一般用在詩歌創作的開端。
《詩經》的第二大藝術特點，就是其四言句式和重章疊句的複沓結構。《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一般四句獨立成章，而整個詩篇則反複重疊使用同一章節，隻有個别詞被替換。在有些詩歌中，也有采用兩個章節重疊使用的現象。此外，還有疊字、疊句、疊韻等的使用。
《詩意》
《詩經》的第三大藝術特點，就是其豐富的詞語和修辭手段的使用。典型如《詩經》中豐富的動詞、動植物名詞等。前者，動詞的使用，高妙到一整首詩歌隻變換動詞即可表現豐富的詩歌畫面，如《周南·芣苢》。後者，動植物名詞的象征含義，以及其廣博程度，都是深受後世研究和關注的重點之一。
總之，《詩經》的語言形式豐富多樣，藝術特色别具一格，從而使《詩經》的價值更加厚重，使其色彩更加缤紛耀眼，多姿多彩。
《詩意》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和價值，實為我國詩歌和純文學的源頭，其所開創的詩歌體例和藝術創作手法，是後世詩歌廣泛借鑒和發展的不竭源泉，其所蘊含的思想文化内涵，也深刻影響着其他文學的創作與發展。
對我們現代人而言，《詩經》的藝術價值和文學價值遠不止于此，其所蘊含的審美意象和唯美詞章，都是我們汲取經典美、感受經典美的最好來源。哪怕是給孩子取個美好名字，也完全可以從其中受益。
《詩意》
因此，熟讀《詩經》，學懂《詩經》，豈不妙哉！
——全文完——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一卷【M】p51-7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王秀梅.《詩經·國風》譯注上【M】.北京：中華書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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