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體系建設?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在海洋事務上的延伸，也是一國國内海洋治理在國際層面的拓展全球海洋治理需要以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對外政策作為支撐和指引，而國内海洋治理問題如果無法得到及時有效解決，亦會在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内産生溢出效應，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海洋體系建設?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海洋體系建設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在海洋事務上的延伸，也是一國國内海洋治理在國際層面的拓展。全球海洋治理需要以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對外政策作為支撐和指引，而國内海洋治理問題如果無法得到及時有效解決，亦會在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内産生溢出效應。

當前全球海洋治理已進入結構調整與秩序變革的新階段，并呈現出主體多元化、目标多樣化、分配制度化和博弈長期化的特點，各國圍繞涉海規則制定的博弈對全球海洋治理格局的演進産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影響。傳統海洋力量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所要謀取的利益和所應承擔的責任之間的不對稱性問題突出；新舊治理理念的碰撞加劇，主要國家着眼于利益的再分配展開了海洋治理秩序與規則之争；各國以多種手段強化主張管轄海域管控的态勢愈發明顯，在國際海底資源開發、公海保護區和海洋生物資源多樣性等前沿領域的博弈日漸激烈。

同時還應當看到，全球海洋治理體系在權力與責任劃分、規則供給和機制設計等方面的固有缺陷近年來有所突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實踐中将主張和訴求轉化為制度性權利的路徑仍不順暢，現有國際規則制度在應對前沿海洋治理問題上還力不從心，全球海洋治理體系的民主性仍然發揮不充分。各國雖已圍繞公海漁業資源保護、國家管轄範圍外海域生物多樣性養護、國際海底區域開發等開展機制化協商并取得了一些可視性成果，但構建涉海新興領域制度體系的前景仍難稱明朗，時間表與路線圖猶未清晰。雖然國際社會各領域的海洋治理機制層出不窮，今年“同一個海洋”峰會、“我們的海洋”第七次大會和第二次聯合國海洋大會也相繼召開，但同時也反映出全球海洋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問題，涉海國際組織和機構相互之間協調不足，存在職能重疊甚至相互競争。

盡管各沿海國已普遍認識到隻有開放合作才能有效解決上述種種缺陷和挑戰，但在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冷戰思維沉渣泛起、集團政治有所擡頭的背景下，部分傳統海洋強國在參與全球海洋治理過程中展現大國擔當、承擔國際責任的意願在減弱，這為全球海洋治理體系變革與改善帶來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海洋力量還加大了對涉海熱點議題和熱點地區的介入力度，其中以南海問題最為典型。在法理和輿論上，美國頻繁炒作南海仲裁案裁決是“适用于南海的國際法”；在外交和地緣政治上，美國借“印太戰略”拉幫結派、鼓吹集團對抗，使東盟國家不斷面臨“選邊站”的窘境；在地區安全上，美國近年來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活動力度不斷提升，對地區安全形勢的負面影響持續顯現。

中國是海陸兼備的海洋大國，海洋軟硬實力在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長足進步，逐步建立并日臻完善的涉海法律體系也為中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保障。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黨的十九大對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作出系統闡釋。加快建設“海洋強國”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這兩大任務成為國内與國際兩個大局在涉海領域的具體體現，為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強大的内生動力。新形勢下，中國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兼顧國際社會多層次、多樣化的海洋利益訴求，“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海洋環境保護、公海漁業資源和海洋生物資源養護與可持續利用、國際海底區域開發、極地治理等海洋治理前沿領域同樣具有天然的可融入性和指導性，從根本上契合全球海洋治理的内在要求。

當前全球海洋治理格局總體上仍呈“西強東弱”的态勢。中國要在全球海洋治理格局的調整中由“跟跑者”變為“領跑者”，進一步發揮推動國際海洋秩序發展與完善的積極作用，仍然需要在提升涉海軟實力水平上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具體而言，一是進一步完善頂層制度設計，健全國内涉海立法體系，并與推動完善國際海洋法治有機結合，發揮法治引領作用。二是在戰略性的問題和關鍵議題上，逐步強化以議題設置、規則創設、話語引領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核心治理能力。三是以區域海洋治理為切入點，堅持開放共赢的海洋多邊主義，提供更多的涉海國際公共産品與服務，不斷深化與周邊海洋國家的利益融合。此外，還可以對非政府實體和民間機構在“二軌”層面參與國際海洋治理的定位、目标和路徑進行系統規劃和設計，使其成為中國在全球海洋治理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助推器”。

（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丁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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