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清帝國在甲午戰争中再次落敗，這次戰争給中國人民内心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因為這次不是敗給西方白種人，而是敗給了被視為中華小兄弟的新興亞洲國家日本。

這場戰争讓清政府背上沉重的财務負擔，而且還失去了朝鮮和台灣，同時還向日本賠付了2.3億兩白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 奇恥大辱。

在很多人眼中，如此重大的失敗，必定會使清朝政府對日本恨之入骨，老死不相往來。但曆史就是這麼奇怪，在大環境之下，剛剛刀光相見的兩個國家的關系，不僅沒有疏遠，反而顯得更加緊密。

甲午戰争後，為何中日關系反而進入了“蜜月期”？這種詭異的情景，讓世界無數政治家大跌眼鏡。

但如果我們站在當時清王朝的 角度來看，這些舉動，似乎也是在合乎情理之中的事情。



甲午戰争結束，清政府與日本關系上升

首先就中國來說，甲午戰争帶來的第一個後果當然是重新認識日本，清王朝普遍認識到，日本不再是一個島國，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之後，這個國家實力已經得到極大的提升，成為亞洲不可忽視的重要政治力量，與其打交道必須要十分的慎重。

甲午戰争的失敗，讓西方國家再次看到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對占領中國領土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烈，中華民族可以說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如何能夠讓國家快速的強大起來，成為很多有志之士的強烈夙願，而此時同是黃皮膚的日本人進入中國人的眼簾。

向日本學習成為當時的主要思潮，很多留學生蜂擁進入日本，希望能夠依托日本的經驗，讓自己的國家重新強大起來。

光緒皇帝甚至是直接頒布诏書，希望中國的有志青年都能去日本遊學。



在國内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大量青年開始到日本學習，雖然從心裡上來講，此時的清政府對這個鄰居沒有任何的好感，但政治就是政治，國家利益必須大于個人情感。

在環顧四周沒有更好的交往對象的情況下，清政府被迫将仇恨放到内心深處，開始刻意與日本建立互信關系。

與日本交好，是出于政治環境無奈的選擇

在甲午失敗後，清朝政府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急劇惡化，西方列強對中華大地虎視眈眈，希望能夠像日本一樣，再為自己撕下一塊肥肉，清朝統治階級對此也認識十分的深刻，認為隻有采用 “以夷制夷”的策略，才能存活下去，不至于國家被敵人瓜分。

最開始的時候，清朝政府與俄國交好，希望可以聯合抑制日本的野心，但很快清朝政府就發現，俄國對領土要求有着永不止境的欲望，特别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戰争中，俄國不僅随同其他國家進攻北京，還趁機向東北出兵近20萬人，希望能夠霸占我國東三省一帶。

此時的清政府才認識到，俄國是養不熟的餓狼，必須要尋找新的結盟對象，這個時候日本進入清政府的視野中。



對俄國在東北的不軌行為，日本則“仗義執言”，譴責俄國侵略行為，實際山，則是日本人對東北一直有野心，擔心俄國勢力做大的表現。

但在清王朝看來，日本就是當時的救命稻草，拉着日本建立聯盟，一起對抗俄國，又成為很多官員的新思維。

“中日同盟”不僅是清朝政府的思路，而且放眼在當時的環境下，這個思維也有存在的意義。

在19世紀開始後，東方的所有主要國家，中國，日本都受到西方列強的侵擾，而受到大中華主義上千年影響的亞洲各國，也希望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同盟，與西方列強進行對抗。

在這個思路的推動下，日本就曾出現興亞團體“興亞會”，希望将亞洲各國聯合起來，與西方白人對抗。



出于征服中國的考慮，日本也積極推動雙方交完

在這個同盟中，日本認為經過西方改革的他們應該成為老大，依舊被封建制度束縛的中國和朝鮮，則應該是它的附屬國，成為他們資源開發地和産品銷售市場，并提出以武力占領中國和朝鮮，以實現日本稱霸亞洲的夢想。

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日本不僅力主推進中國和朝鮮的資産階級革命，還為這些國家的革命志士提供很多方便和資金方面的支持。

但在這些政策的背後，則是日本軍國主義野心的體現。

日本人當時實際上是想取代中國，成為東亞地區新的中心，以構建一個以日本為首的，和中國過去的宗主國類似的制度，讓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圍繞在他的周圍，但因為中華民族上千年的巨大影響力，亞洲國家很難認可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形成。

從心理上對此十分的抵制。但日本國内的軍國主義分子，卻依舊強行推行這個政策，最終以武力方式侵占周圍的國家，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的巨大災難。



雖然二戰期間，日本耀武揚威，征服了很多國家，但在19世紀末的時候，日本人還沒有那麼瘋狂，也不具備那個實力，剛剛崛起的日本人知道。

作為後起之秀，和西方列強在實力上還有巨大的落差，此時還不能撕下虛僞的面具，将中國等亞洲國家推到自己的對立面，如何拉攏這些國家，成為日本政治家們考慮的首要問題。

于是很多，以亞洲人的亞洲為宣傳口号的政策被提了出來，大肆宣揚“中日親善”， “亞洲一體”口号，意圖聯合中國，在西方列強占據主體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一席之地。

因此日本政府當時刻意的與清朝政府交好，中日雙方的溝通也迅速提升，留學生不斷湧向日本，在國際事務上，日本也煞有介事幫助清政府維持正義和公道。



但這種虛僞的局面，很快被日本日益增強的野心所抹殺，随着10年日本吞并朝鮮事件的發生，中日關系再次跌入低谷，而且很多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企圖也開始逐漸有清醒的認認識。

特别是一戰結束後，同為戰勝國的中國，居然被日本要求将德國在山東青島的權益劃分給日本，并在要求未滿足的情況下，悍然出兵，同時還強迫中國政府簽署出賣國家主權的 “二十一條”。

這些以損害中國利益為主的政治手段，讓大家認識到，日本并不是一個可以信任的鄰居，他和西方列強一樣，都是視中國為肥肉，妄圖攫取最大的利益，中日矛盾也成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大的對外矛盾。

中國人清醒的認識到，日本絕不是可以依靠的對象，中日關系走向決裂。



日本人高喊的亞洲人民共同提攜的口号，中國人從此再不相信，開始對日本懷有深深地警戒之心，認為它總有一天會想餓狼一樣猛撲過來，而這也的确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也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得到驗證。

作為清朝政府當時推行的中日友好政策， 也是清王朝在無奈的情況下，做出的被動選擇，在當時”以夷制夷”方針的指導下，清朝統治階級妄想依靠他國的力量，恢複自己的統治地位。

但是，所有的國家在當時，隻不過是利用清朝政府的理想，來實現自己國家在中華大地上利益的最大化，根本不是誠心幫助清政府恢複實力。

這也是中日關系從最開始的蜜月期，後來進入相對敵視狀态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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