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牛汝辰

至2009年，重慶市轄區内共設40個區、縣（自治縣），1008個鄉、鎮、街道。鄉鎮級以上政區合計1048個。我們統計了2000年時的政區地名。将2000年的地名數據與2009年的地名數據比較。

之所以選取2000年與2009年作為比較的對象，是因為2000年的政區名稱還較多地保留了傳統的政區和名稱，2000年以降，行政區域調整劇烈，史所罕見，名稱變動極大。一是撤并鄉鎮，鄉、鎮、街道總量由2000年時的1585個調整到2009年時的1008個，減少了577個行政單位和政區名稱，減少幅度為36％。從曆史上看，這樣的減少幅度是非常巨大非常驚人的。二是鄉改稱鎮，鎮改稱街道。2000年，有街道92個，占比不到6％；鎮679個，占比近43％；鄉814個，占比超過51％。2009年的時候，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街道156個，占比超過15％，比2000年猛增了近10個百分點；有鎮574個，占比接近57％，比2000年時劇增了14個百分點；有鄉27個，占比近28％，比2000年猛降了23個百分點。

這種變化是空前巨大的，而且這種調整似乎還沒有完全結束。我們考察政區地名的用字情況，沒必要考察“鄉”“鎮”“街道”“縣”“區”等政區通名。我們隻對專名部門進行考察。為了叙述方便，未作特殊說明時，文中所說“地名”“名稱”或“政區地名”“政區名稱”等都是指專名，不含通名。

我們将考察重慶市政區地名專名部分的用字特點。由于漢語一個音節就用一個漢字表示，一個漢字基本上就是一個音節。所以，在叙述中有時用“音節”代替“字”，說單音節就是一個字，雙音節就是兩個字，多音節就是含三個或三個以上漢字，以此類推。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在研究中，除作平面的靜态描寫外，還适當地将曆史數據進行分析與對比，作曆時的動态分析與比較。動态的曆時數據有時更能說明問題。

（一）地名用字統計

關于政區地名用字情況周文德做了詳細統計。2009年，重慶1048個鄉鎮級以上地名，總共使用漢字2220字次。使用了595個不同漢字。其中，出現在地名末尾的漢字309個不同單字，占使用單個漢字總數的52％，也就是說，超過一半的所用漢字用在了地名末尾。這些地名尾字多數是通名漢字。使用次數最多的5個漢字分别是“龍”“溪”“石”“家”“山”。表3.1所示。

表3.1 重慶使用最多的5個漢字

除上述5字外，出現頻次較高的字有如下情況。出現頻次超過30次的有3個字（漢字後的數字表示出現頻次，下同）：“大”34次、“橋”32次、“坪”30次；出現頻次超過20次不足30次的有13個字：“南”27次、“雙”27次、“安”26次、“江”26次、“壩”24次、“河”24次、“平”24次、“城”23次、“新”22次、“口”21次、“三”2l次、“水”21次、“白”20次；超過10次不足20次的有32個字：“興”19次、“高”17次、“金”16次、“路”l6次、“沙”16次、“陽”16次、“中”l次6、“東”15次、“峰”l5次、“和”14次、“馬”14次、“雲”14次、“塘”13次、“天”l3次、“子”13次、“長”12次、“太”12次、“土”12次、“永”12次、“風”11次、“黃”11次、“泉”11次、“市”11次、“田”11次、“渡”l0次、“隆”10次、“門”10次、“清”10次、“灘”l0次、“萬”10次、“五”10次、“魚”10次。

（二）地名文化特色

通過對2000年、2005年、2009年三個時間段地名用字情況的統計和比較，我們發現了重慶地名用字的一些特點。1.尚“龍”的“龍鄉”文化出現頻次最高的漢字是“龍”字，在統計的三個時間段裡，“龍”字的使用頻率都高居榜首，而且遙遙領先于第二名。2009年時，“龍”字使用80次，遠遠超過第二名“溪”字的55次。2009年，重慶1048個區、縣、鄉、鎮、街道地名，總共使用漢字2220字次。“龍”字就占了3.6％。2005年時是79次，遠遠超過第二名“溪”字的58次。2000年是109次，也遠遠超過第二名“石”字的77次。2000年，所用總字次為3297字次，“龍”字就占了3.3％。

從這一點我們似乎明白了，為什麼重慶的龍在全國那麼有名，特别是重慶的銅梁龍，馳名中外。在中國大型集體活動中，我們總能看到銅梁龍的身影，這與重慶人特别喜好龍有着深刻的淵源。重慶銅梁有“龍鄉”之稱，這是當之無愧的。

有學者認為，龍是古代巴人崇拜的圖騰，巴的得名就與“龍”有關。鄧少琴甚至認為龍為神化之巴。他說：“蛇在殷世，則以‘龍’稱之……像巨口長身之蟲，蓋即‘巴’字。龍為神化之巴，無可疑焉。”今天，我們從重慶地名用字的事實中，似乎也能印證鄧少琴先生的說法。重慶人對“龍”已經不是一種偏好與熱愛了，而是一種圖騰崇拜了。

2.山、溪、石、坪、壩的地貌特征

從2000年、2005年、2009年三個時間段地名用字情況的統計中可以看到，字頻最高的幾個字沒有什麼變化，“山、溪、石、坪、壩”這幾個漢字在三個時間段的統計中都居前十位。這幾個字恰好反映了重慶的地形地貌特點。山多、溪流多、石頭多，坪壩也不少。

3.“橋”字地名

與“橋都”文明帶“橋”字地名用字非常多，是人類物質文明建設的地名用字中頻率最高的一個，在高頻字中，這種現象是少有的。之所以會這樣，與重慶的地形特征不無關系。重慶山稠嶺複，溝縱澗橫，江河流深。出行十分不便，唯一的好辦法就是搭建橋梁，以濟江河。大江大河建大橋，小溪小澗搭小橋。橋成了人們生産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人們交通運輸中的重要關節，随處可遇大大小小的橋梁。風格各異，材質有别，寬窄有度，長短随地就形。可能沒有哪個地區能有重慶這麼多的橋梁了。

重慶有最早的石拱橋、最早的桁架拱橋、最寬大的橋。細讀重慶“橋史”，也就是讀一部重慶的發展史，橋梁已經和這座城市的發展血脈相連。國際著名橋梁建築工程大師、美籍華人鄧文中先生說，重慶是名副其實的“橋都”，橋梁數量最多、橋型種類最齊全，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重慶被譽為“中國橋梁之都”，也就果真名副其實，實歸名至了。

據了解，從橋梁數量看，截至2007年底，重慶建成的公路橋梁就有5000多座，非公路橋梁就數不勝數。到2009年5月，重慶的“橋梁總數已超過萬座”。一個隻有2000多居民的酉陽縣龔灘鎮，橋梁衆多，各式各樣的橋梁成了古鎮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卷拱橋、平闆橋、橋重橋、屋架橋、大橋包小橋。在一條順岩壁而下的溪流上竟架了18座橋，當地人稱“一溝十八橋”。由此可以管窺重慶橋梁之一斑。重慶的橋梁有着悠久的曆史，自古以來，人們就在不斷地建橋修橋，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橋”字地名。

4.姓氏地名多為移民的結果

帶“家”字的地名數量衆多。2000年和2009年的統計，“家”字使用頻次排第4位，2005年時排在第3位。以姓氏命名地名在重慶是一個普遍現象，鄉鎮以上政區地名以姓氏命名的就有如此之多，而村落、居民點等地名用姓氏命名的就更普遍了。鄉、鎮、街道地名涉及的姓氏有41個。它們是巴、白、柏、包、保、蔡、陳、鄧、丁、董、馮、杠、高、郭、黃、季、姜、李、任、施、石、孫、覃、譚、黃、季、姜、李、任、施、石、孫、覃、譚、陶、田、童、王、吳、肖、謝、熊、徐、餘、曾、詹、趙、周。

以家族姓氏命名地名，與明清時期的川渝移民政策有很大明清之際，長期的戰亂和嚴重的自然災害，對四川和重慶地區造成了災難性後果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比如乾隆《富順縣志》卷五載,當時全縣“民之存者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幹萬中不一見也，雞彘絕種已數年"。在四川最富饒、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平原，情況嚴重到"成都所屬州縣，人煙斷絕千裡，内冢白骨亦無一存，子遺無可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巴蜀的絕大部分地區，似乎已成為“無人區”。面對因戰亂造成的極度蕭條，清王朝為了恢複經濟，于順治十年(1653年),開始推行鼓勵移民入川的政策，主要從今湖北、湖南,以及陝西、江西、廣東、廣西、福建等地招徕大量移民。在湖廣(湖北、湖南)移民中，又以湖北人最多。這就是清代的"湖廣填四川"移民大潮。順治十三年(1656年)正式提出"招流墾荒"，通過行政和财政等手段，動員組織流民回原籍開墾複業，企圖以川民而實川戶"。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頒行“招墾條例”，以一系列優撫措施吸引各省無地、少地民戶或災民舉家入川墾業。在插占為業政策的鼓勵下，大量移民來了。

位居川東門戶的重慶，自然是外省移民經長江東來的第一站，移民看到重慶是個經商的好地方，河谷地帶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便聚族定居下來。川渝地區許多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名，就是這種插占為業"移民政策下，移民移居地的地名命名方式。移民來到新地方，既不知該處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别人把這裡叫什麼名字，于是，大家都以自己的家族來命名所插占"之地。這樣的地名命名方式是非常自然而普遍的。重慶的"家“字地名如此衆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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