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班維爾 理查德·吉裡根攝 愛爾蘭文學會提供

瑪麗娜·卡爾 理查德·吉裡根攝 愛爾蘭文學會提供

安·恩萊特 理查德·吉裡根攝 愛爾蘭文學會提供

愛爾蘭廣播公司制作的《赫卡柏》的廣播劇封面 資料圖片

電影《冥王星早餐》海報 資料圖片

不同文字的愛爾蘭文學作品 愛爾蘭文學會提供

愛爾蘭文學在20世紀初的文學繁榮驚豔世人，誕生了葉芝、蕭伯納、王爾德、喬伊斯、貝克特等世界級文學大師，對20世紀的世界文學産生了重要影響。自20世紀末以來，愛爾蘭文學又進入一個新的繁榮期，且在新世紀後愈演愈烈，有加速發展的趨勢。這一新的繁榮自20世紀60年代起初露苗頭，頭一個階段以對曆史和愛爾蘭身份的反思為主要内容，自1990年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題材和表達方式日趨國際化和多元化。

一、對愛爾蘭身份的曆史反思

南北分治是愛爾蘭民族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一大難題，1968年北愛爾蘭問題爆發，在随後的30年裡各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間流血沖突不斷。政治危機呼喚着文學的表達。雖然很難用統一的概念或主題将衆多的作品籠統概括，但是對身份、地域、曆史和持續政治沖突的反思是這一時期具有共性的文學主題。

橫掃學界的後殖民理論為文學創作和研究提供了強勁的理論支持。理論與實踐相得益彰，催生出了“愛爾蘭研究”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最早萌芽。這一階段的作家均表現出高度自覺的民族意識和曆史反思精神，要求重新審視和評估愛爾蘭革命曆史和民族主義思想，總結曆史教訓并通過正視曆史來開啟一個新的未來。作家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參與重新思考和定義愛爾蘭身份。長期的暴力摩擦和武裝沖突使得與愛爾蘭政治問題相關的曆史、暴力和創傷題材成為20世紀末愛爾蘭文學的主流特色題材。

謝默斯·希尼（1939-2013）和布萊恩·弗裡爾（1929-2015）是20世紀60年代後登上文壇新生代作家中的優秀代表。作為新一輪詩歌繁榮的傑出代表，希尼被譽為葉芝之後最重要的愛爾蘭詩人，并于199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希尼出生在北愛爾蘭中部的農村，後移居都柏林。他的農業成長背景深刻地影響着他的作品。在他的代表作《挖掘》一詩中，希尼用他祖孫三代的“挖掘”動作來勾勒血脈的延續和變化：祖父和父親用鏟子挖掘泥炭和土豆，而詩人則用手中的筆來挖掘生活。希尼的詩根植于愛爾蘭的獨特土壤，其中有大量詳盡記錄農業生活的内容。他宛如一個民俗學家，用詩人的筆來“挖掘”記憶，記錄下這個正在因為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而飛快逝去的時代。北愛的暴力沖突同樣是希尼詩歌的重要主題。希尼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發展出自己的方式來平衡政治立場與藝術自由之間的關系。他轉向愛爾蘭西部的泥炭沼及沼澤葬禮，嘗試構建一個曆史的神話框架，來闡釋當下的政治沖突，并用冷靜克制的語氣給予他的北愛叙事以更多的人性溫度和複雜性。在《泥炭沼》《特倫德人》和《沼澤女王》等詩中，他使用泥炭沼的意象，把它編織為詩人個人的獨特文化符号和愛爾蘭民族的一個特殊地域，具有神話傳說的神秘色彩，是既提供滋養（泥炭是愛爾蘭農民的主要燃料）又帶來死亡的一個矛盾空間。

弗裡爾是當代戲劇繁榮的核心人物。1964年，弗裡爾的《費城，我來了！》在都柏林戲劇節閃亮登場，随即移師美國百老彙連續演出9個月，奠定了弗裡爾的國際聲望。此後弗裡爾在他長達40多年的寫作生涯裡，每個十年都至少有一部極受歡迎的優秀劇目面世，包括《貴族》（1979）、《翻譯》（1980）和《舞動盧納莎節》（1990）等。愛爾蘭在弗裡爾的創作生涯中經曆了巨大的變化，從20世紀50年代的經濟困窘和文化保守，到90年代的“凱爾特虎”經濟崛起和文化自信。弗裡爾敏銳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不斷在作品中創新技巧、拓寬主題，展示出動态的愛爾蘭變化圖卷。可以說，弗裡爾是持續地展示愛爾蘭20世紀末時代變化最為重要的作家。同時，他的作品通過聚焦熱點文化話題和本土風情參與了時代的讨論，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義。

二、融入世界：快速變化的文化氛圍

1990年在很多方面可以看作是一個分水嶺，标志着愛爾蘭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氛圍進入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這一年，愛爾蘭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瑪麗·魯賓遜，她的競選勝利被普遍看作是新一代的自由開明思想對傳統保守勢力的一次重大勝利。愛爾蘭擺脫了20世紀中葉的極端保守政治，開始以一種嶄新的姿态重新融入歐洲、融入世界。

在經濟方面，愛爾蘭在1990年之後逐漸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經過十來年的“凱爾特虎”高速發展，愛爾蘭摘掉了數個世紀的貧窮帽子，一躍成為歐盟最富有的國家之一。2009年的歐債危機爆發，愛爾蘭經濟遭受重創，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最先從危機中恢複過來的國家。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文化自信，體現在當代文學的許多方面。

和政治、經濟上的除舊布新相一緻，愛爾蘭社會在整體文化氛圍上進入一個日益開放、日益多元的快速變化期。20世紀90年代之後不斷爆發的天主教神父醜聞事件嚴重瓦解了羅馬天主教會對于現代愛爾蘭的精神掌控，愛爾蘭社會終于進入一個延遲已久的世俗化進程。與此同時，随着宗教掌控力的削弱和國際女性主義運動的深入發展，愛爾蘭女性在打破性别限制、發出女性聲音、去除父權壓迫的道路上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女性作家作為一個整體，精彩亮相愛爾蘭文壇，積極參與塑造正在快速變化的文化意識和性别觀念。此外，“凱爾特虎”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大量外來移民，愛爾蘭從傳統上的人口輸出國變為人口輸入國。社會結構在這種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國民人口結構多樣化的過程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城鄉差距、貧富分化、内部歧視等問題也在這一時期集中暴露出來。

新的時代呼籲着新的文化表達。愛爾蘭文學在1990年後加速繁榮，進入一個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新階段。大批小說家迅速崛起，小說文類成為代表性的文類，長短篇小說的創作十分興盛，詩歌和戲劇也繼續延續着驕人的成績。愛爾蘭文壇新人輩出，佳作不斷，頻頻斬獲布克獎、科斯塔獎等英語文學大獎，在藝術性和流行度上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

新一代作家普遍有着強烈的除舊布新意識，他們很多人接受過正規的學院派文學寫作或者文學評論的教育，在作品中體現出與前輩不同的關注點和視野範圍。愛爾蘭文藝複興的文化遺産被一些作家當作一種禁锢性的限制力量加以批判和清除。

三、源自喬伊斯——創新的文學表達

新的探索首先體現在對于新語言、新形式的實驗精神上。喬伊斯這個文學父親，在實質上影響着當代作家的語言實驗和形式創新。自喬伊斯之後，英語文學已經很難找到完全純粹的現實主義作品，總會多少流露出現代主義的影響，這在愛爾蘭當代文壇尤其如此。

約翰·班維爾（1945-）是實踐語言實驗的最為重要的當代作家，幾乎被公認為在世愛爾蘭作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後現代小說是愛爾蘭自20世紀後半期以來最複雜、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化産品。這些小說在形式上的複雜實驗性質，以及它們相互勾連的複雜文本關系，都令人聯想起喬伊斯和貝克特曾經的文學成就。他的《無法企及》《蝕》《裹屍布》和布克獎獲獎作品《海》等小說，不斷拷問藝術表征和現實真相的關系，在語言實驗之外具有很強的元小說特色。

新的探索還體現在對于新主題的不懈追求上，不僅包括對題材的不斷拓展，還有對于經典文本、經典題材的新解讀、新運用。

首先，愛爾蘭複雜的曆史問題及伴随而來的對暴力、政治忠誠、民族主義霸權等問題的思考仍然不斷出現在新的作品中，延續了前一個階段的愛爾蘭特色題材。北愛局勢随着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的簽訂而漸趨穩定，北愛沖突主題的作品開始向“後沖突時代”發展，出現新的特點。帕特裡克·麥凱布（1955-）的《屠夫小子》（小說1992，電影1997）和《冥王星早餐》（小說1998，電影2005）将關注點從描寫暴力沖突，轉向描寫個體在暴力環境下遭受的精神創傷。羅伯特·麥克利亞姆·威爾遜（1964-）的《尤裡卡街》（1996）在鬧劇般的戲谑中瓦解了導緻沖突的宗教、政治等二元對立的神聖性。安娜·伯恩斯（1962-）的布克獎獲獎小說《送奶工》（2018）則從女性視角反思了政治暴力和男權話語對于女性的傷害。尼爾·喬丹（1950-）自編自導的北愛沖突電影《哭泣的遊戲》（1992）是這一小說熱潮與電影媒介結合的傑出例子。

與此同時，重寫或改寫經典文本和經典題材成為當代文壇的一大特色。愛爾蘭文藝複興的文化遺産遭遇了部分當代作家的挑戰，但有趣的是，當代愛爾蘭文學重新出現了濃厚的複興古代神話和傳說的興趣，隻不過這一興趣被置于更為廣大的框架之下，不僅涉及愛爾蘭本土神話，還拓展至歐洲，尤其是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當代作家對古代神話傳說的複興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通過挪用和改寫古代神話題材來參與對現實社會問題的當代讨論。

例如女作家瑪麗娜·卡爾的戲劇《赫卡柏》（2015）改編自歐裡庇得斯的同名古希臘悲劇，卻明确地表示出卡爾對歐裡庇得斯男性視角的不滿和修正。赫卡柏是特洛伊的王後，特洛伊戰争令她國破家亡。歐裡庇得斯的原劇用貶低性的動物特征，把她展現為一個号叫着的複仇人物，這一文化形象在西方藝術中一直延續至今。然而，卡爾的诠釋颠覆了西方父權文化傳統對這位悲劇女性的負面形象塑造。赫卡柏不再是個複仇的抽象象征符号，而是一個有着多重身份的活生生的女性。卡爾的改寫不僅使人物更為豐滿，還以古喻今，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劇中赫卡柏的譴責雄辯地表達了戰争和暴力給所有女性和兒童帶來的痛苦和傷害。

在全新演繹傳統題材的同時，更多作家開始尋找新的方向、新的題材。愛爾蘭在“凱爾特虎”和“後凱爾特虎”時期的新形象成為新一代作家描繪的主要對象。在他們的筆下，愛爾蘭已經與葉芝、喬伊斯筆下的殖民地愛爾蘭有着天壤之别，也與建國後一代作家筆下的農業愛爾蘭有着巨大反差，成為一個日益現代化、都市化、國際化的富裕的愛爾蘭。

對于家庭關系、親密感情的探讨成為一個突出的主題線，吸引着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這一探讨又與愛爾蘭文壇近年來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相結合，注重表達親密關系中的女性體驗。安·恩萊特在布克獎獲獎小說《聚會》（2007）中，以赫加蒂一家的葬禮聚會為契機，描繪出三代女性的家庭情感史，展示出一幅動态的愛爾蘭家庭關系變化圖卷。薩莉·魯尼（1991-）的《聊天記錄》從女大學生弗朗西斯的視角展開，真誠地探讨了如何處理親密關系對于現代女性成長的重要性。都柏林聖三一大學建于1592年，也曾和伍爾夫筆下的牛津、劍橋大學一樣是保守勢力的大本營，直到1904年才接納第一位女學生。魯尼将小說設在這個曾經隻有男子才能進入的愛爾蘭第一學府，并将其展現為一個女性與男性平等就學、自由追求學術和心靈發展的樂園。這樣的文本塑造，不僅反映了時代的巨大變化和女性權益的發展，也表現了魯尼試圖塑造一個更為性别平等的自由都市空間的想法。

當代作家嘗試描寫愛爾蘭在歐洲和世界的新位置，地域忠誠感大幅削弱，與地方感伴随而來的家園感和農業國定位也不再束縛愛爾蘭作家的文學想象，他們開始在全球尋找題材和讀者市場。國際化的背景設置和人口的流動大量出現在文本中，愛爾蘭被緊密地嵌套在全球體系中加以想象和描畫。地理、國家、民族等疆界被不斷跨越，整體的文學創作出現了去宏大叙事的微觀化轉向，強調個體的感受，挑戰非黑即白的簡單二元對立，展示具體情境的複雜性和獨特性。這些努力極大地增強了愛爾蘭當代文學作品的普及性，吸引來大批國際讀者，使愛爾蘭文學成為當代英語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然而，這一國際化的轉型并不意味着愛爾蘭文學失去了其“愛爾蘭”特色。相反，愛爾蘭當代作家對于全球化框架下如何保持和重構愛爾蘭特性做出了極其有益的探索，他們對愛爾蘭時政問題的高度關注和積極參與使得愛爾蘭當代文學作品中依然體現出濃烈的愛爾蘭特色。曆史創傷、家庭暴力、中年失業等話題經由當代文學作品的書寫，不僅成為愛爾蘭國内文化論争的熱點話題，并積極推動了相關方面的社會思想改良，而且還為國際文化舞台的相關争論貢獻了愛爾蘭特色的新材料、新意見。

安娜·伯恩斯在《送奶工》裡描寫了具有高度北愛爾蘭特色的女性經驗：18歲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北愛爾蘭沖突的高峰期，她所面臨的族群區隔和宗派鬥争是極具愛爾蘭特色的内容。但與此同時，她所受到的性别壓迫，以及泛軍事組織成員“送奶工”以愛慕為名對她進行的性騷擾和精神壓迫又是極具代表意義的全球女性話題。小說不僅以極具愛爾蘭特色的内容呼應了2018年席卷全球的“Me Too”反性騷擾運動，而且還用鞭辟入裡的文學想象為世界女性解放貢獻了一個愛爾蘭的經典文本。

此外，長年旅居國外的愛爾蘭流散作家，例如塞巴斯蒂安·巴裡（1955-）、科爾姆·托賓（1955-）和科倫·麥凱恩（1965-）等，更是常常在作品中直接将愛爾蘭與僑居國并置在一起，在雙向互動的文化遭遇過程中來重新思考二者的關系與位置。這種将愛爾蘭始終置于全球框架内加以文化想象和動态呈現的方式結出了累累碩果，使得愛爾蘭當代文學在走向世界的同時也很好地保持了其民族性，并成功地将愛爾蘭特性帶到了世界舞台上。

在愛爾蘭文學史上女性作家一直在貢獻着自己的力量，但女性作家大量地、群體性地出現在愛爾蘭文壇并且有意識地發出女性的聲音來影響和塑造時下的性别意識，這是在20世紀末之後才有的文化現象。如今愛爾蘭不僅有了女性總統，也有了女性的“愛爾蘭桂冠小說家”安·恩萊特和女性的“愛爾蘭詩歌教授”：諾拉·尼高納爾、葆拉·米漢、愛琳·庫裡亞娜。這些相關領域的最高官方榮譽既是對上述女性作家個人藝術成就的認可，也代表性地彰顯了女性作家集體性崛起産生的文學力量。

（作者：陳 麗，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愛爾蘭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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