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忠堂寶谟樓遺址

柱國元輔坊（攝于一九六○年）

本版圖片由新鄭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提供繪圖/王偉賓

明神宗賜高拱诰命（局部）

□本報記者趙慎珠

在忠義之士燦若星辰的曆史長河中，總有一些人物格外耀眼；在厚重河南精彩出彩的輝煌長卷中，總有一些章節值得發掘。高拱以及他在自己生活的那個時代所建樹的功業，就很有書寫的意義和價值。

明代隆慶時期，隻有短短的6年，卻是一個能臣輩出、風雲際會的特殊時期，明史在這裡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徐階、張居正、海瑞、戚繼光等人物次第登場，高拱更是政績卓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史學家、鄭州大學首任校長嵇文甫評價：高拱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開風氣的人物。

高拱是新鄭人氏，人稱高新鄭，後又長眠于此。

清明時節，整理思緒，畢恭畢敬，拜谒名臣。

◎銳意革新

高大的泡桐樹上，一簇簇白裡含紫，紫中隐白的泡桐花開得熱鬧非凡，空氣中飄來淡淡的甜香。

新鄭黃帝故裡鼎壇南側綠化帶的東南隅，一座宏大的拱形過廳，伫立在茵茵綠地之中，基座高約1.2米，過廳上部，用青石條鋪就，牆身和券頂，用青灰磚以白灰粘砌，它是鑒忠堂寶谟樓遺址。

清康熙四十一年《新鄭縣志》載：“明穆宗賜高相國拱所建，在城内東街道北。”遺址是新鄭舊城保存下來唯一的明代建築，高拱多次在此迎接聖旨，百姓叫它接旨亭。

400多年前，明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臘月二十二日，北京城風雪交加，皇帝下旨，召高拱再起，任内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

新鄭城内，鑼鼓聲聲，鞭炮陣陣，家家戶戶正在辭舊歲，迎新年。農曆正年初二，寒風凜冽，58歲的高拱，一大早就等候在了鑒忠堂寶谟樓前，一個望六之人，已經容不得從容等待，在他的眼裡，忠君報國到了隻争朝夕的關頭。接過聖旨，高拱沒有按慣例忸怩一番，而是立即輕裝就道，未攜帶家眷，頂風冒雪，乘驿車仆仆北上。

高拱再入内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迅速顯示出卓越的才能。

隆慶初年，社會矛盾激化，危機四伏，吏治腐敗導緻明王朝陷入财政虧空、邊境廢弛、社會動蕩的困境。

河南工程院教授嶽天雷考證，隆慶朝的閣臣有九人之多，先後任内閣首輔的有徐階、李春芳、高拱三人；先後入閣出閣的有趙貞吉、高儀等五人；一直任閣員至次輔的隻有張居正一人。九人像走馬燈一樣，進進出出，人事不斷變遷，權力不斷轉移。表面上看，似乎是争權奪位的“混鬥”，本質上，卻深藏着守舊與革新、保守與改革的根本對立。以高拱、張居正為一方，其政見綱領是變法改革，力圖挽救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學術上主張儒法兼宗和經世實學，是謂革新派或改革派。兩派營壘對立，陣線分明。

高拱撰寫的《除八弊疏》在前，内閣大學士張居正撰寫的《陳六事疏》在後，兩人把國家的前途命運，寄托于整頓改革、力行實政之上。高拱擔任内閣首輔後，在整頓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頗有建樹，大刀闊斧地進行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改革。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牟鐘鑒認為：他使帝國多年因襲虛浮、積弊叢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觀，生出一股清新剛健的新風。

高拱“能得人”“善用人”，起用一批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如吏部尚書楊博、薊州總兵戚繼光、應天巡撫海瑞等，他們或擅長行政，或擅長軍事，或擅長漕運水利，都是“明體通變，事功卓著”的高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明清史專家韋慶遠點評：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識見、最敢于改革舊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實際需要新規制的吏部尚書。他任職的兩年半中，所謀劃和推行的新法，實為明代人事制度掀開新的一頁。

◎靖邊有功

明代思想家、軍事家、哲學家和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曾在著作中說過：“大明雖大，最為緊要之地四處而已，若此四處失守，大明必亡。”這四個地方，是宣府、大同、薊州和遼東，它們是明代邊界最讓人頭疼也最難防守的重要據點。

西北邊陲，一直深受蒙古部族的威脅，在蒙古各部中，鞑鞳部的俺答，實力最強。内蒙古大學研究生翟禹統計，嘉靖朝的45年中，俺答入侵達30多次，特别是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後，幾乎年年犯邊。

更嚴重的是，明軍屢戰屢敗，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俺答進犯山西“一月有餘，深入千裡”，“殺掠男女數以萬計”，所過之處“蕭然一空，死者相藉”。

高拱複政後，選拔任用大批軍事人才，鞏固加強邊疆的防禦力量。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夏，明軍扭轉了遇戰即敗的局面，甚至傳來了罕有的捷報。

如何保障邊境的長治久安？高拱提出，必須實現封貢互市。封貢，就是帝國授予俺答封号，俺答表示歸附帝國，以此締結更長遠的和睦關系；互市，就是在一定時間和地點開市貿易，組織物資交流，互通有無。

朝堂之上，議論紛紛，反對互市的官員氣勢洶洶，高拱力排衆議，領銜上疏，力主開市。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邊境市場正式開放，各地客商陸續趕到這裡，開展貿易活動，一個奇迹就此出現。大明王朝曆經200多年的明蒙戰争，終于開啟和平的帷幕，此後的近百年中，雙方再未爆發大規模的戰争。

高拱又在東北取得遼左大捷，在西南平定安氏之亂，在南方剿倭除盜。

和平終于實現了，高拱居功至偉。

就在高拱盛名之時，一個陰影，悄然出現在了他的身後。

明清史專家韋慶遠認為，高拱與張居正二人，意氣相投“三十年生死之交”，但是“權力欲往往誤導人物，情緒淹沒了理性和良知，終于演變為隆萬年間原可避免的政治悲劇”。

《明史》記載，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36歲的隆慶皇帝朱載垕駕崩，10歲的朱翊鈞繼位，年号萬曆。張居正與宦官馮保聯手，兩個月後，将高拱逐出内閣，“回籍閑住”，張居正升任首輔。

現代學者許敏考證，張居正首輔任内，繼承和深入了高拱任内的措施，使得萬曆前十年的朝政煥然一新，張居正改革非萬曆朝始有，而是曆經高拱、張居正層層積累，促進的結果。

萬曆四十年（公元1612年），原内閣大學士沈鯉在《張太嶽集·序》中寫到，高拱和張居正都是才氣過人、功勳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種或把兩人對立起來，褒一貶一，或一概罵之的，都不符合曆史事實。

◎故裡新鄭

沿着新鄭市區向東北而行，有一條蓮河彎彎曲曲，由北向南。蓮河兩岸，沙丘地蜿蜒起伏，沙丘之下的兩個村莊，都名為高老莊，當地村民為了區别，把河以西的，稱為西高老莊，河以東的，稱為東高老莊，東高老莊是新鄭高氏的祖籍地，西高老莊則為高氏的祖墳地。

蓮河西岸、沙丘東南的高氏祖墳，大約占地百畝，臨近黃昏，祖墳一片肅穆。新鄭市博物館館長杜平安說，高氏大約26世的近萬人，安葬于此。

《高氏族譜》記載，高氏的祖先，元代為山西洪洞縣人，元末兵變，舉家逃難到了新鄭，定居蓮河的東岸，以務農為生。高氏一門辛勤開墾，到了高拱的曾祖父高旺時，家境殷實，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康之家。

高氏從高拱祖父高魁開始，步入仕途，家族漸趨興盛。高魁曾任工部虞衡司郎中，因大臣官僚納賄成風，他辭官回鄉，最終長眠在了河西高氏祖茔。高魁墓碑上的字迹，至今清晰可見。

從東高老莊步行向南，一個不大的院落門前，注明“高拱誕生地”五個字，屋子裡供奉着高拱的畫像。高氏後人介紹，這裡曾有一座老屋，幾年前還留存着一段高1.5米、長近3米的斷壁，可惜在重修時被拆毀了。村民們常來祭拜，畫像前，香煙袅袅不絕。

高拱的父親高尚賢，曾任工部主事、光祿寺少卿。公元1513年1月，高拱生于新鄭，幼年即有才氣，“五歲善對偶，八歲日誦數千言”。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高拱為皇子裕王朱載垕講學，任首席講讀官。14年後的公元1566年，高拱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身份，進入内閣。

同年，嘉靖皇帝駕崩，30歲的朱載垕繼位為帝，年号隆慶。高拱愈加得到重用，但他與首輔徐階政見不合，第二年五月，便還鄉養病。

新鄭老城東街的路東，幾棟清代建築風格的房屋，混雜在現代建築中，青磚灰瓦，有幾分不同。杜平安說，此處名為澄心洞，又名八卦洞，一部分老房子被毀，明代是高魁、高尚賢、高拱一家三代的老宅院，高拱兩次返回原籍時的住處。

兩起兩落，仕途曲折，60歲的高拱第二次離開京城時，惆怅悲涼，見落葉而有感：“飄飄落葉随風吹，葉落何時還故枝？盛年光景能幾何，俟河之清日月多。”

他閉門謝客，著書立說，撰寫《春秋正旨》《問辨錄》和《本語》，後世學者視它們為實學著作，台灣學者鐘彩鈞點評：高拱把政治家的實際經驗，融入了經書诠釋中。

◎皇帝追封

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法言說，公元1578年，高拱在家中抑郁病故，享年66歲。

出新鄭縣西北約1公裡的閣老村西北，在一片綠油油的麥地中，一個高大的墓冢格外突兀，它便是高拱的長眠之地。墓冢坐北朝南，北倚鄭韓故城北城牆，南臨古迹梳妝台。

《新鄭縣文物志》記載，原墓地南北長250米，東西寬150米，從南向北依次有石牌坊、拱形大門樓，門前一對石獅。進二門，中間修有甬道，甬道兩旁對稱排列有石獅、石羊、石猴、石龜、石馬、石人等組成的石刻儀仗。石人高約2米，身着皂服，手持朝笏侍立。後台是祭祀壇，左右有廂房，最後是祭祀大殿。殿後60米，有上圓下方的墓冢，高8米，周長95米。墓冢四周，植5棵柏樹，意為“五龍捧壽”。明清時，此處樹木郁郁，整齊莊嚴，古迹梳妝台兀立于前，鄭韓故城環繞于後，頗為可觀。可惜的是，上世紀50年代，建築倒塌，柏樹被伐，石刻被砸。

墓冢茕茕而立，孤單寂寞，如同高拱“志不盡抒，才不盡酬”的晚年，不免讓人多出幾分唏噓。

高拱去世24年後，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初，禮部在批文中，高度評論高拱促成俺答封貢的靖邊功績：“此皆力為區畫，卓有主持……功不可泯。”

當年四月，皇帝贈太師，谥文襄。

在新鄭博物館的收藏室裡，工作人員戴着手套，小心翼翼鋪展開來一份聖旨，它是明神宗朱翊鈞賜授首輔高拱的平反追贈诰命。此诰命橫0.545米，寬0.3米，用料考究，彩色絢麗，書法端莊，五彩絲絹的底色細分為淡黃、淺黃、深黃、灰、白五色，其上織有祥雲瑞鶴襯托底紋，右端織“奉天诰命”四字篆書，字的兩邊，有織銀色雙龍圖案，左端印記下落款“萬曆三十年四月六日”，落款處的“制诰之寶”印章，氣韻非凡。

一段言辭懇切的追憶，表達出萬曆皇帝對高拱的贊美：“銳志匡時……肩大任而不撓，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謀身近拙，實深許國之忠。”

高拱勇于任事，皇帝心有戚戚，追思無限，再贈他為特進光祿大夫，再次評價“經綸偉業，社稷名臣”，皇帝贊揚高拱在軍事方面的功勳，把他與春秋晉國大夫魏降、北宋名臣範仲淹相提并論。

◎家風傳承

高氏家族多有金榜題名，世代為官從政，家風家訓，代代傳承。

高拱的祖父高魁，擔任山東金鄉縣令時，清正廉潔，返回高老莊時，行囊寥寥，唯有金鄉棗苗若幹。新鄭市區東北部屬沙崗地帶，土地貧瘠，種植農作物收成較低，卻适合棗樹生長，此後該地棗樹成林，碩果累累。高拱老家一帶種植的雞心小棗最有名，曾為貢棗。高拱奏請皇帝，種植棗樹的鄉民可免糧免捐，以此帶動了百姓種植棗樹的熱情。

高拱為官三十年，廉潔自律，“田宅不增尺寸”，清官海瑞記錄他：“是個用血氣不能為委曲循人之人”，“是個安貧守清介宰相”。

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鄭縣志》記載，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新鄭西南隅的城牆被水沖壞，因高拱任内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按制度應當擴大縣城範圍，并修磚牆。知縣匡铎向河南巡撫呈請修建，令鄰境各縣助磚助石，改土牆為磚。高拱得知後，寫信給匡铎：“連年災荒，民生困難，不宜修城。”匡铎回複，修城所需之物已在籌備中，高拱再次寫信，嚴令修城面積不得大于原城。

新鄭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局長趙舒琪說，新鄭自秦代置縣，從明代至今，縣城的位置未曾改變，一直位于鄭韓故城的西城區中部，如今在南北二街，老城牆仍有迹可循。

2006年，新鄭市改造西環路，開挖路基時，發現明代城牆牆基近千米，下以青石長條為基礎，上砌帶有文字的大磚，磚文記載多為新鄭、密縣、尉州、鈞州、許州等周邊各縣名和窯匠、磚戶所造等字樣，年代均為隆慶四年。這一發現，恰巧印證了縣志的這一段文字。

暮春時節，新鄭的道路兩旁，棗樹一望無際，枝頭滿是鵝黃色的新芽，密密匝匝，層層疊疊，高拱救時良相的故事，在當地成風化人，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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