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中國紅十字會在杭州舉辦“生命接力·救在身邊”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十周年宣傳活動。“一個人的樂隊”在活動中演唱歌曲《感受生命》。他們都是27歲的澳大利亞人菲利普器官捐獻的受者。視覺中國供圖

米智慧在清潔菲利普的紀念石。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重慶市人體器官捐獻紀念園，兩棵樹相擁而長。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譚道必在女兒家中展示自己繡的鞋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菲利普·安德魯·漢考克先生身體的一些部分活在5個中國人身上。一名成都醫生得到了他的肝髒，一位有兩個孩子的母親移植了他的左腎，位于重慶的鄉村醫生獲得了右腎。一個曾以開卡車為生的年輕人換上了他的一隻眼角膜，另一隻則給了雙目幾近失明的農婦。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有許多間手術室，2018年5月9日，菲利普躺在其中一間，被宣布腦死亡。他蓋着一層藍色的布，眼睛也被蒙住了，醫生、護士和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站成一排，低着頭，屏着呼吸，“向偉大的器官捐獻者默哀”。

摘取器官的手術随後開始。菲利普的髒器被放入金屬盆裡，眼角膜泡進瓶裝溶液。醫護人員端着盆出門，拐進另外三間手術室，兩個尿毒症患者和一位肝硬化晚期病人正等待着尚有溫度的器官進入體内，賭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一兩天之後，兩隻眼角膜也再次看到這個世界。

5個器官的新主人互不相識，當時誰也不知道，改變他們健康和命運的“好心人”，是一位27歲的澳大利亞人。

“他是我們的王子”

被推進手術室前，菲利普的親人跟他做了最後的告别。父親、母親、哥哥和妹妹圍在床邊，嘴裡小聲念着什麼，60多歲的彼得·漢考克拉着兒子的手吻了又吻。那天重慶下着雨，已是晚上10點，這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沖出病房，沖下樓，難以抑制地對着雨天哀号。

他接到消息趕到中國時，兒子已在接受搶救，沒了意識。兩年後，彼得回憶起兒子跟他最後一次交談，是在越洋電話裡，當時菲利普正忙着玩一款遊戲。幾天之後，他就發病了。

“他是一個相當獨立的人，他作了決定，别人很難去改變。”彼得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大概七八歲時，菲利普想當一名教師。16歲他開始對吉他感興趣，然後是東亞文化。他參加過“漢語橋”比賽，拿了第二名，到北京玩了3周。大學畢業後，他決心來重慶，成為西南大學的一名外教。他買了兩把吉他，和在悉尼家中的一樣。

菲利普有種獨特的幽默感，照片裡常常在笑，悉尼家中的牆上到處是他年輕的笑容。父親坐在空蕩的房間回憶兒子：複活節時，家人們把巧克力蛋藏在四處，“菲利普總是找到最多的那個”。

“他是我們的王子。”父親說。

菲利普熱愛冒險，在父親保存的兩段視頻裡，他嘗試蹦極，從高空一躍而下，風吹歪了他的臉，他失去了對四肢的控制，呼吸急促，有些害怕，着陸時說着“酷”。另一段視頻裡，他把看着像一隻大蜘蛛做成的烤串塞進嘴裡，咯吱咯吱嚼了起來。

他去了中國的很多地方。一張照片裡，他穿着古代武士的铠甲，騎白馬，舉刀望向鏡頭。

菲利普在23歲時确診了糖尿病，和哥哥一樣。父母給他寄了很多針頭，他每天要給自己打三四針，有時不得不在外出吃飯前停下，照着肚子來一針。身邊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個病人。一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菲利普身後“認識”了他，“他是個非常陽光的人，畫像裡展示得都不夠。”

18歲的時候，菲利普和母親讨論過器官捐獻，他說，活着想做個教育者，死了也想捐獻器官幫助别人。“大多數的年輕人不會在這個年紀讨論這些，不管是在中國還是澳大利亞。”彼得說。

菲利普是中國第七位外籍器官捐獻者，重慶的首例。

眼睛

陳顯均有時會在生活的間隙突然想起菲利普，“他之前在做什麼，他在國外是一種什麼生活”。他在網上查菲利普喜歡什麼音樂，是不是像自己一樣喜歡Beyond那樣的樂隊——這有點奇怪，一個人去世一年後，才開始認識他。

陳顯均以前是渣土車司機，34歲，有兩個孩子。妻子在一家火鍋店工作，一家人住在重慶市大足區的出租屋裡，等待回遷房蓋起。他幾乎沒離開過距離重慶市區約50公裡的大足，也不想離開。

當地的房地産項目造就了一棟棟瘦高的樓，高速公路漸次修起，他和他的車子承接了城鎮化進程中的廢料，拉着泥土砂石往返于工地和棄土場，一天15到20趟。那輛紅色的卡車他開了五六年，載重30噸，相當于半節火車車廂，有時不可避免地在新修的馬路上留下一路泥。

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排隊，等着挖掘機裝車。一起跑車的人裡，提一個人名不如提車牌号。他不是那種自來熟的人，但小鎮上走幾步就能遇到熟人，他随時給人遞煙。

2016年秋天的一個傍晚，陳顯均幫人拉完一車土，主家留他吃飯，他端起涼粉，往上一抻，涼粉斷了，粘着辣椒水顫動，水恰好濺進他的右眼。他沒當回事，繼續吃飯。

第二天，那隻眼睛開始發紅，流淚；第五天，一起床、睜眼，他忽然看不清東西了，“感覺你在大霧裡面，是一片白的”，他以為是眼花，使勁眨了眨，還是看不清。

重慶多霧，那是貨車司機頂害怕的東西。陳顯均以前在霧裡出過事。2007年，他開卡車的第二年，和同事跑車，那天霧特别大，能見度很低，陳顯均坐在副駕駛位上睡着了，後來不知怎麼突然醒了，剛睜眼幾秒鐘，車撞了，側翻在隔離帶上，他的頭發和衣服口袋裡都是玻璃。

2017年，緻命的白霧開始在他的眼睛裡擴散，當它接近瞳孔時，陳顯均就看不見了。第一次見的醫生說是辣椒水造成的灼傷，“可能要換眼角膜”。

“我當時吓傻了，沒想到這麼嚴重。”他換了家醫院，還是一樣的說法，隻能排隊，等了一年沒等到，醫院建議他轉到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那裡，陳顯均看到排隊登記的本子上，名字密密麻麻的，不曉得要等多久。

“我又沒有其他手藝活，隻會開車，眼睛都看不見了，還開什麼車，你就沒職業了。”他直直地盯着前方，陷入沉默。

依靠一隻眼的生活打翻了平衡。他上下台階時，總有一腳要踩空的感覺，接别人遞來的煙，也總是控制不好距離。朋友問他眼睛怎麼了，他說得了角膜炎，不多解釋。他在街上走，不願跟人對視，總覺得路人看他發白的眼睛，流露出的是另外一種眼光。他降低了車速，不敢再開夜車。他的生活也像一輛開進了隧道的車。

有一次，他在電視上看到新聞，通常眼角膜要活體取用，盡快移植到受體上，一家外地醫院可以保留角膜一兩周再做手術。新聞一晃而過，他仔細回想節目和醫院的名字，去網上反複查了，卻沒找到，“不然肯定就去外地做了”。

陳顯均沒想到，轉機在兩三個月後出現。那天下大雨，他在附近鎮上修高速公路，上午10點接到醫院電話，“你是不是眼角膜要換，現在馬上到醫院來。”他借了朋友的車，開回家一個多小時，收拾東西，接上妻子，開始往重慶市區開，因為大雨，排隊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個多小時，到重慶已是下午五六點。到醫院不出一個小時，他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那是他平生第一個手術，免不了害怕。“以前看父親做骨頭的手術，醫生帶着工具箱叮叮當當，跟修車師傅一樣。”

他躺在手術台上，背上冒汗，亮光照下來，他那時視力已經越來越差，隻覺得有個東西在眼前晃來晃去。護士剪掉了他的睫毛，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針麻醉藥。好的那隻眼睛拿布蓋上，“想睜開看，但又害怕。”

手術隻用了一個多小時，無影燈剛一滅，陳顯均已能看見，又養了幾天，回到家，妻子遠遠地在門口比劃數字，他終于又能看清了。

出院時，陳顯均跟醫生打聽：捐獻者是男是女？多大了？“雖然不能知道他叫什麼，但心裡有個感激的方向，不是完全憑空想象。”他萬萬沒想到捐獻者是外國人，一年後才從紅十字會那裡聽說。叔父跟他開玩笑，“外國人的眼角膜，看我們還認不認識哦。”朋友們也逗他，“你現在不得了了，中西合璧。”

現在，陳顯均吃飯時總是離桌子遠些，火鍋下菜時就側過身。做完手術後，他需要服用一種藥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購藥受到影響，沒按醫囑用藥，眼睛裡又出現了白點，但已比以前好了許多。他決定放棄開車，在表哥承包的地上除草、犁地、做監工，夏天太陽毒，他戴上眼鏡保護眼睛。

十幾歲時，他就愛車。他騎摩托車到處跑，聲音轟鳴，從老家出來，整個村都知道。有一次馱着媳婦摔到田裡，他急急忙忙去扶車，沒管人，老婆說他喜歡車比喜歡她多。到了需要賺錢的年紀，他去開大車，“看着更威風”。他原先夢想當職業車手，現在這個願望被平移到兒子身上。

重慶霧蒙蒙的一天，陳顯均開着自家小車從大足穿城而過，車裡放的是Beyond的唱片，他想起同樣熱愛音樂的菲利普。“有的老人家迷信，說把眼角膜給你，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握着方向盤說，“但願它能跟着我把這一生走好。”

另一隻眼

重慶奉節縣甲高鎮九洞村藏在曲折的山裡，提到換眼角膜，村民傳說換的是狗的眼睛，“哪有真實的人的眼睛換給你嘛，誰相信。”

譚道必的家在山腳，與高山隔着幾塊田，洋芋、紅薯、苞谷種在坡上。她1966年生，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她生在中間，一天書都沒讀過，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也講不來普通話。

六七歲在山上放羊，羊啃了莊稼，她要挨打。她沒出過遠門，沒見過世面，唯一的愛好是繡東西、做鞋子，能做枕頭和背娃娃的包裙。21歲，她帶着自己做的十幾雙鞋嫁了人，“婆家窮得連個闆凳都沒有”。丈夫很早就外出打工了，掙來了兩層的房子，養活三個孩子。他今年58歲，跑得遠，修高鐵，修了十幾年，“他說打到60歲就不幹了，工地上年輕人嫌棄老人。”

27年前，二女兒兩歲的時候，譚道必的眼睛開始有點“污”，到後來穿針也不行了。婆婆說她“眼睛那麼大一雙，怎麼會看不到”。

老房子改成了豬圈，有兩個台階。她養了兩頭豬，一天喂三頓，一次喂食，看不清台階，豬食“嘩”地一下潑了一地，她身上也是。做飯切菜刷鍋，她經常将手割得血長流。挖紅薯的時節，她先用一隻手摸到，另一隻手刨，“大的摸起來，小的根本摸不到”。種菜弄了一身泥巴也不曉得，“看不到鏡子，照進去，一點影都沒有。”

她起初能看電視，隻是“男娃女娃”分不清，後來隻能看到屏幕的一點亮光。她掃地，剛把掃把放下，回頭就找不到了，隻能蹲在地上摸，老公說她找得到這樣、找不到那樣，不如幹脆把做飯的刀、洗鍋的刷子都背在身上。

後來是頻繁地摔跤，一次種苞谷，她從坎上摔下來，“暈死了”，爬起來又摔了，“嘴巴流血，手也擡不起來”。女兒來接她，她迎出去，女兒故意沒叫她，走到她面前，“我都沒認到是我女兒”。還一次，她去女兒家，找錯門口，走到别人屋裡了。

自己做不了鞋之後，“娃娃給買了多麼好的鞋子”，她一下就踩到水坑裡。一位親人深夜去世，她趕過去，别人說她像從泥巴裡滾過去的。她盡量不去吃酒席，“前面是什麼菜不曉得，我從來不揀菜，别人給我就吃點。”

村裡有人說她“懦弱”，是“沒得用的人”，“你帶起三個娃娃，眼睛也看不到，老公又出去打工，他是看不起你嘛，自己一家人都看不起呢。”她說自己“像個呆呆一樣”。

二女兒14歲就出去打工了，如今在廣州和人合夥開美甲店，今年專門給母親文了眉。大女兒在深圳，最初在廠裡裁褲管，手都變形了，灰塵又重，現在進了一家電子配件廠。小兒子17歲時生了一場病，還要視力不佳的母親照顧，病好了，也出去打工了。村裡二十幾戶人家隻剩十幾口人，房子修得好，人都不在了。

多數日子，這個視力不好的女人都是孤單的，她看不了電視，村裡也沒有幾個人能說得上話，她無法出遠門，唯一的消遣是沿着公路往前走，路邊開着野花，冬天也有，她歡喜看到它們模糊的影子。“怎麼生存嗎，哭啊，誰來照顧你，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哪個撐起這個家。”譚道必說，“沒了一雙眼睛，跟死了沒得區别。”

小兒子還在地上爬的時候，譚道必第一次去縣裡看眼睛，醫生說：“這種情況見都沒見過，怎麼治？”

等到她小兒子到鎮上讀中學，鎮上的大夫說能治好她的眼睛，開了100服中藥。她喝了，不見效果，去找了五六次，要繼續開藥，最後大夫都生氣了——一般病人見沒效果就不來了，她怎麼還來？

2005年，譚道必的父親聽說重慶萬州一家醫院不錯，哥哥帶她去了，醫生說“你這個必須換角膜”。一打聽費用，20萬元，她家建房子才花了3萬元，哪裡有這麼多錢。

又過了兩年，譚道必的公公去世，丈夫回家了，帶她去重慶看病。“重慶的醫院，被我們農村吹得，能把你的頭換了。”譚道必的兒子陳忠來說，他們去了西南醫院，“就相當于我們國家的清華北大。”

夫妻倆來到西南醫院，連要挂号都不懂，去眼科轉了一圈，就被一個醫托騙走了，“一個老頭子開了很多中藥，貼眼睛，花了5000元。”他們帶了7包藥回去，認認真真地貼，感覺有那麼一點效果，又打了一次錢過去，“家裡全是眼貼的袋子，我記得最深刻。”陳忠來說。

在陳忠來眼裡，母親的眼睛幾乎是“永遠好不了的”，“是從小根深蒂固的事實”。小時候，他衣服破了，母親看不見，總是縫得很醜。

2018年春節，一個遠方親戚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換了眼角膜，不貴，向譚道必推薦。“我老公說，别人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樣，怎麼換。我說管它行不行，我要去檢查，我心也甘。”家人怕花冤枉錢，“他不讓我診，我就哭，還是哭，把他心哭軟了就帶我去看。”

聽說她要去“上面”檢查，老家的親戚嘴巴眼睛擺起來，那意思是“就她，眼睛能治得到哦”。她看不見，但她的孩子看見了。

元宵節時，譚道必和家人去了醫院，醫生說“可以換”。

“當時那個心情，你不知道，一種不可能的事情突然變成可能，我爸眼角都濕潤了。”陳忠來回憶。他留下手機号，護士讓他别關機、别停機。過了3個月，電話突然打來。

那天陳忠來正巧在老家，母親在剝豌豆，天就要黑了，他接了電話。“問我們換不換，我說肯定換。”

譚道必用大鍋燒水洗了澡，做好了豬食，把鑰匙給了鄰居，第二天天見亮，就跟兒子出發了。

他們走了兩公裡山路，坐小面包車到鎮上，再坐中巴到縣城，又坐車到萬州，最後乘高鐵到了重慶，一路上兒子拉着母親，譚道必高一腳低一腳，到醫院已經下午5點了。

手術時，她的眼前原本是黑的，隻聽到夾眼角膜的響聲，等到角膜放上，她就看到手術燈“在轉”。

複查時，她見到卡車司機陳顯均，互相搭話，都不敢說做了眼角膜移植，不想暴露隐私。想不到，兩個人的角膜出自同一個人。

雖然隻有右眼恢複了視力，譚道必現在能看見天上的飛機、地上的髒東西、手機上的電話号碼，從重慶回家的路上，她就不用人攙扶了，“看得多麼清楚，心裡好高興”。

她的外孫女上幼兒園了，以前在屋裡竄來竄去，她想去抱，但看不清，隻曉得她穿藍色的還是紅色的，現在她終于看清了小女孩的眉眼，“衣服上的花也顯出來了”。

她重新開始繡鞋墊，複雜的紋路上有兩個字，她不認識，照着圖案繡上了，後來才知道，那兩個字是“幸福”。

“我過了一輩子，沒想到有今天。”譚道必沒做手術的眼睛還在頻繁地分泌出淚水，但好的那隻看上去是明亮的。村裡有人以為她換上了“狗的眼睛”。她跟人解釋，“這是菲利普的眼睛，他是一名外教，生病了就把器官捐出來，這是他生前的願望，他是個很能幹的人。”

怕等不到，又怕來得太快

事後，伍軍想起來，他是見過菲利普父母的。去做手術那天，他在隔壁房間看到一對外國老人在簽同意書。如果還能見到他們，他想當面說聲謝謝。

伍軍是成都一家小醫院的外科醫生，常做疝氣、闌尾和膽囊手術。他留了平頭，戴邊框細細的眼鏡，說話利落。妻子說他是個堅強的人，在手術室裡躺了6個小時，傷口從胸口拉到肚皮，又向兩側延伸——夏天去遊泳要用上衣遮住，“不然會被當成黑社會”——從他臉上看不出緊張和害怕，衣服、床單、枕頭都被汗打濕了，他也沒哼一聲。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腹水使他肚子看起來和妻子懷胎9個月的一樣大。他一天跑好幾次廁所，有時候吃着飯就要去，晚上睡不好，接連發燒。他一度以為是肝癌，想着不治了。後來妻子懷了二胎，他想生下來吧，陪着老大，自己怎麼也要把孩子養大。

别人不會從他的臉上瞧出病人的氣息，他的情緒很少有大的起伏。妻子認為他唯一一次流露出恐懼，是去醫院接受搶救。

2017年一個夜裡，伍軍上消化道出血，吐出一碗血，這是肝硬化晚期的嚴重并發症。在另一處照顧孩子的妻子夜裡12點多手機響了，伍軍告訴她，他又吐血又拉血，自己做了處理，喊了哪些人，已叫救護車，讓她不要擔心。

第二天妻子把老大送去上學，背着老二去了醫院，剛一進門，伍軍就說一定要去做肝移植。當時不過早上8點，他已給醫學院的老師打去電話求助。

妻子當時并不十分同意丈夫做肝移植，“手術風險很大，有可能今天看得到他，明天就……”但丈夫很執着，他常翻手機，看肝移植的存活率有多大、需要多少費用、哪裡有肝源。他加入醫院的“肝友會”微信群，聽到别人做成功了就高興。

伍軍告訴妻子，消化道出血的情況出現一次，很可能會出現兩次、三次，很危險。他此後不再吃硬的東西，魚也要避開，怕細小的刺刮了胃。妻子專門把電飯煲帶去單位，中午煮很軟的米飯給他。

伍軍從2017年開始登記排隊，他的孩子一天天長大。“很多人死了也沒等到。”他的心情複雜，既想趕快等到肝源，又怕運氣來得太快而自己籌不到錢。

2018年5月的一個下午，伍軍在診室接到電話，知道有肝源了。那天陽光很好，他記得清楚。妻子在診室對門上班，負責挂号和收費，他走過去告訴了妻子，她的神情不是很急切，也不是很反對。

去做手術時，第一天隻交了2萬元押金，手術一做完，賬單一下變成41萬元。“從他進去手術到出來，我都在考慮資金的問題，當時我想挨家挨戶去打電話籌錢，也不現實。”那個晚上，丈夫在重症監護室，妻子在酒店住了一晚，思來想去，趴在燈下手寫了一份倡議書，請同事幫忙周轉。第二天，她去看望丈夫，他問她的第一句話是“去交錢了嗎”。

伍軍心裡有數，錢不夠。他有一幫關系很好的同學，但他不願意告訴他們。“他可能自卑，自己是個醫生，得了這麼嚴重的病，不想打擾别人。”妻子說。最終從單位、親戚、朋友處借來了錢。

手術很成功，妻子覺得他更有朝氣了，“看上去比過去年輕了10歲”。伍軍常把傷口給孩子看，孩子摸一摸，覺得好奇。他父母隔幾天就來看看他有沒有來上班，确認他身體是好的。

伍軍的生活恢複了正常，開始出診。醫院是以前的職工醫院，不大，在一片居民社區裡，診室裡的時鐘停了很久。

他在白大褂的口袋裡裝着藥，鬧鈴一響，他一手擰開水瓶，一手把藥塞進嘴裡，全程不過兩秒。他後來也做了器官捐獻登記，“肝不好使，還有眼角膜可以用。”

一個27歲的肝髒在他48歲的身體裡運轉，他覺得自己很幸運。菲利普告别人世的那個下午，伍軍是肝移植候選名單中的第二位，排第一的受捐者因為時間趕不及而錯過了移植，不知現在是否重獲健康。

一對“雙胞胎”

37歲的莫麗體内現在有三個腎髒，她還多了一個“雙胞胎哥哥”。

她吃着花生，悠閑地走在四川遂甯蓬南鎮的街上，像小鎮電影裡的女主角，性格果敢，哼着歌遊蕩在灰暗的老街。手機裡收到陳景鐘（應受訪者要求化名）的微信，“歪人，在幹嘛？”

“歪人”在當地話裡是“狠人”的意思，他們經常互發微信。

莫麗的微信頭像是她生病前的樣子，紮着馬尾，眼睛大而明亮，對着鏡頭笑。她33歲時，疾病找上了她，将她的希望、活力、健康一并打碎了。

一次感冒，她去醫院檢查，查出尿毒症，“尿毒症是電視裡的東西，我怎麼會得？”腎病常常不易發覺，醫生告訴她，“你這個病就像一個車子沒有刹車，用鋼絲繩索在拉。”

她告訴丈夫，醫不好也不要告訴她。心裡卻想，“腌制的肉怎麼把它弄成新鮮的嘛”。

那一年生日，她請了一條街的人來吃酒，在街邊擺了10桌，殺了兩頭羊，買了幾十斤魚，大家都祝她身體健康。

到2018年，莫麗已經到了需要透析的地步，造瘘手術已做好，突然接到腎移植通知，“我當時心砰砰跳，懷疑是不是騙子”。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到醫院，莫麗第一次見到“哥哥”陳景鐘。“他皮膚很好，看不出是病人，我還問他們一家三口哪個做手術。”陳景鐘說自己已經透析一年多了。

需要簽手術風險知情書時，莫麗又緊張了，開始猶豫。陳景鐘則積極得多，他每次透析要4個小時，第二天就沒力氣了，第三天又要透析，吃夠了苦。

移植手術當天，莫麗還沒起床，陳景鐘就給她去了電話，“怎麼還沒到，醫生喊我們簽字了”。她記得那天家人都來了，“我不敢看我媽，我媽也不敢看我，隻要喊一聲，眼淚就要掉下來”。她被推走時，頭也沒敢回，一路上看到房頂到處是鋼管，轉來轉去，終于到了一扇不鏽鋼門前，她進去了，醫生開始說話，她才平靜了些。

手術做了4個小時，她聽到有人喊她起來，“手術很成功”。50多歲的陳景鐘在另一間手術室也完成了手術。莫麗移植了菲利普的左腎，陳景鐘換上了菲利普的右腎。

做完手術回到病房，那天風很大，吹得窗簾響，“還好有他陪着我”，剛做完手術的莫麗想。

陳景鐘對她說過，“我們現在是親兄妹，我一定要到你家裡去玩的。”

兩家相隔四五個小時車程，莫麗去了陳景鐘家裡一次，陳景鐘來到她家兩次。每到一個地方耍，陳景鐘就給她寄來特産，有些水果知道寄來要壞，還是要寄。

出院的時候，他們跟醫生護士合了影，一起乘電梯下樓，不知道是缺氧還是餓了，莫麗忽然有點站不住，她丈夫兩隻手拎着東西騰不出手抱妻子，陳景鐘的妻子馬上替他接了過來。

後來，兩個人複查也約在一起。“我們這個關系怎麼淡嘛，有共同的話題，淡不了。”

2019年1月，陳景鐘肺部感染住院，莫麗身體也出現了狀況，她對他說“你不珍惜身體，我也跟着病了”。别人說他們是雙胞胎，有感應。莫麗跟陳景鐘的外甥開玩笑，“我跟你舅，比你媽都親，因為我們流着同一個人的血。”

做完手術，莫麗穿上高跟鞋和連衣裙，又走在老街上。當别人投來眼光，她知道那種眼光跟自己做手術前是一樣的，“但在我心裡感覺不一樣”。

莫麗和家人在電視上看過菲利普的故事，9歲的外甥喊“菲利普是哪個嘛”，莫麗說“他的病治不好，決定做點好事，他把腎捐給我，所以我們就認識了”。小男孩思考了一會，轉着眼珠，認真地問：“真的哇？”

雙生樹

2018年5月7日，重慶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米智慧接到菲利普的案例。在紅十字會、西南大學、醫院和澳大利亞領事館的見證下，菲利普的父母簽署了捐獻文書。

第二年的清明節，米智慧再次見到彼得，“（他）起碼瘦了10斤，滿臉胡子，完全變了樣”。他拿着菲利普的小相機，不停翻看，不住流淚。他的兩隻胳膊、胸前、背上都有大面積的文身，有菲利普出生和逝世的時間，有他的中文名，有他的肖像，有他的吉他。“無論我去哪，他都跟着我。”

他還提到了菲利普對音樂的熱愛。重慶市紅十字會有意請來5位受捐者，組建一支臨時樂隊，為紀念菲利普而演出。不過，受捐者忙着不同的營生，也未必有音樂基礎。

譚道必的兒子陳忠來當時正在遊泳，接到米智慧的電話，“說我媽媽的眼睛是誰給捐的，是一個外國人，很熱愛音樂，想為他建一個樂隊。”他當即應下，那時才知道，“菲利普捐獻（幫助）了這麼多人”。陳顯均也接到了那個電話，“這個到底是真的假的？”挂了電話，他又打過去确認了一遍才放心，“他也喜歡音樂”。

5個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機場，“都不陌生的感覺”，莫麗說。他們先問候身體，又聊到孩子和生活。陳景鐘的兒子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陳顯均說“接媳婦的話我們都來熱鬧一下”。

錄音棚裡，陳顯均穿上了皮衣，他和伍軍彈奏從沒摸過的吉他；陳景鐘反戴棒球帽，拿着手鈴；莫麗把頭發燙成波浪，她和譚道必負責沙錘。所有的服裝上都印着一個标志，它由菲利普的名字和一把吉他組成，不同的是，五個人的衣服，在不同位置畫了不同器官的輪廓。

樂隊取名叫“一個人的樂隊”。

“隻在KTV唱過歌，對詞不懂，譜也不懂，把錄音棚老師急得，好搞笑，汗水都急出來了。”莫麗說。

譚道必不會唱歌，歌詞隻記得一些，回家後，她讓孩子幫忙在手機裡下載歌曲，反複聽，直到後來“點不出來了”。正式演出的時候，工作人員站在台下對她晃着亮光的手機，告訴她什麼時間停、什麼時間搖、什麼時間張嘴。

他們參加過一些演出。演唱的一首歌叫《感受生命》，舞台上出現菲利普的虛拟影像，表演看起來像是6個人完成的。完全沒有英文基礎的5個人還唱了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陽光）》，靠漢語諧音記詞。

菲利普的父母在悉尼看過演出直播。5個人也看到，他們家裡擺滿了菲利普的照片，因為聽不懂英文，他們并不知道彼得說了什麼。幾周後，陳顯均等在電視旁看演出，“看他爸媽到底說的什麼”，節目配上了字幕。莫麗一遍一遍看着回放，大聲念出翻譯。

米智慧很少見到“這麼陽光的受體”，許多人接受了器官，但不願張揚。她是重慶市第一位參與器官捐獻的專職協調員，已經做了9年，參與了近500例。

這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說得直接點，人家都要走了，你還把‘零件’取走，在中國很忌諱。”起初，她接觸20例，隻能做成1例。4年前，12例中能成功1例。

她總結出一些經驗：出事的前兩天不要去找家屬，3天之後，家人會被拖得疲憊，進重症監護室一天動辄上萬元，很多家庭支撐不了。他們下鄉做推廣，在每個有呼吸機的重症監護室外留下電話。

“我跟家屬說，器官捐獻跟正常人生病做手術一樣，一個切口，之後會恢複遺容。能救活一個人，就是救活一個家庭，像他還活着一樣。”

“捐獻眼角膜，你看那些盲孩多可憐，對捐獻者來說隻是一層薄薄的角膜，一點影響都沒有，但受捐助的人能帶着你親人看他沒看見過的世界。”

“器官這麼珍貴的東西，比黃金還珍貴，對要走的人來說，燒了是一把灰，埋了是一把土，人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上天給你做好事的機會，有人想做都沒有這個緣分。”

很多時候勸說是有效的，但家屬也會臨時反悔。一次，受捐者已經得到通知，供體在推往手術室，家屬突然叫停：“我昨晚接了一晚上電話，要是捐了，七大姑八大姨每人一口唾沫都把我淹死。”

米智慧有時需要去村裡參加葬禮，代表機構發言：“捐獻者是好人，捐獻是無償的，救活了多少人，你們村是好人村，他在天上看着你們，保佑你們平平安安。”這樣，能減輕捐獻者家屬的壓力。

重慶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主任周學躍說，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願意捐獻，在當地志願登記的人裡，30歲以下占65%，30-45歲占24%。實際捐獻者中，大部分是意外死亡的，外賣員出車禍和年輕人突發腦血管疾病緻死的情形越來越多。

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來源。人體器官捐獻工作發展10年裡，累計器官捐獻志願登記了251萬人，完成捐獻的有3萬多人，他們捐獻的器官挽救了9萬個生命。“但每年有30萬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周學躍說，供需懸殊。

“一個人的樂隊”第一次演出後，回到重慶，5個人提出要到菲利普的“墓地”看看，所有人都憋着眼淚。

彼得很想要一件樂隊的演出服，而且雖然知道語言和距離是障礙，很想面對面擁抱5個人。他對記者說：“當我見到他們，就像見到菲利普，這五位是家人的一部分。”

“明年5月，就是菲利普離開3周年了，我們仍然不能走出傷痛。”彼得流着眼淚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他家門前種着3棵樹，象征着3個孩子，屬于菲利普的那一棵仍然茁壯生長。他們為紀念菲利普又種下一棵，“我們用眼淚澆灌它”。

菲利普的骨灰一部分放在家中，十字架下，豎着“P.A漢考克之靈位”的木牌，旁邊放着彼得買的小房子，房子的門始終敞開。另一部分骨灰埋在悉尼城邊最悠久的墓地，周圍有瀑布和棕榈樹，墓碑上寫着“He lived his short life to the fullest（他把短暫的生命活得淋漓盡緻)”。

在重慶市人體器官捐獻紀念園，人們為這位澳大利亞公民立了一塊紀念石，上面嵌着他和大熊貓的合影，旁邊還立了一把金屬吉他。“他的生命在5位中國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續。”石刻銘文上說。

那裡有同樣的甯靜，綠草茵茵，一棵大樹靜默伫立，那是一棵大葉榕和銀杏的合體。紀念園工作人員說，銀杏即将枯萎之際，大葉榕環繞它長出，銀杏于是延續了生命。

（田文生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0年12月16日 05 版）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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