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海發布20年來首次新修訂《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下稱新版《條例》），從對設攤經營、占道經營的“全面禁止”改為“适度放開”“有序設攤”，為城市小經濟放寬了一些生存的空間，也與當下越來越多人走上街頭擺攤的現實形成關照。

地攤經濟是城市包容性的體現，它擁抱一切，給迷茫失意的人一個方向，給計劃創業的人一個試錯的機會，給養家謀生的人一個增收方式。尤其在疫情期間，城市商業活動受限，靈活機動的地攤經濟承載着一個城市的“煙火氣”，不僅溫暖人心，更是給了很多人生活的希望。

文 | 盧妍

編輯 | 趙磊

運營 | 月彌

擺攤帶來煙火氣

傍晚時分，是上海青浦區彩虹橋最熱鬧的時候，人們會從市區驅車來到這裡，欣賞日落。通往景區的必經之路上，大大小小的攤販們占好位置，留出不足兩米寬的人行道，等時間一到，這條路上就會擠滿遊客，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清一色的深藍色遮陽傘下，堆疊着甘蔗、蔬菜、三種口味的江米棍、摞得老高的雞蛋……即使站在很遠的地方，你也能看清每一個攤位賣的是什麼産品，紅底黃字、大字報式的招牌被擺放在攤位的前後左右，烤腸、冰綠豆湯、臭豆腐、鐵闆鱿魚，應有盡有。

幾乎每個攤位背後都站着一個“多才多藝”的阿姨，她們穿着那種買廚具附贈的、印有某品牌logo的圍裙，操着一口上海方言大聲吆喝，試圖與每一位經過攤位的路人進行眼神交流：“清爽解渴的冰綠豆湯要伐？”

你能聽到雞蛋打在烙鍋裡滋滋的油炸聲，不鏽鋼鏟碰在鐵闆上發出的噼啪聲，緊接着迸發出來的香氣鑽進每一個路人的鼻腔，空氣中混雜着蔥香、辣椒粉、番茄醬的氣味，或許還有臭豆腐的味道。

在一衆阿姨中，33歲的小毛顯得有點“另類”，她染着一頭紅發，笑的時候會露出整個牙龈，看着就像個大學生，在彩虹橋擺攤賣“上海人最愛喝的咖啡”。可以用“花裡胡哨”來形容她的攤位：一米長的木桌上蓋了一條白色蕾絲邊的桌布，又罩着一層印有“擺攤不擺爛”“吃咖啡”等字樣的彩色挂布，透明的花瓶中擺放着一束新鮮的黃色玫瑰花，除了一些制作咖啡的材料和機器，還擺放着音響、小花傘等裝飾品。

但即便如此，在這樣的集市裡，沒有樸素的大字招牌，她的攤位也黯然失色，吸引不了多少遊客。事後她總結經驗，擺攤要“接地氣”，讓人一眼就能看出賣的是什麼東西。

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邊攤”的消息一出，一直想擺攤的她有些如釋重負，“原本感覺自己擺攤是鬼鬼祟祟的，現在覺得是光明正大的”。她發現景區的确放松了對路邊攤的管控，但還是會約束限制擺攤的位置。“城管也會管，但不會趕，比如說你們擺攤不能超過這條線，注意衛生這樣子。”

國慶第一天，她開始了第一次擺攤，每天早上八九點，她就需要收拾擺攤的東西，前往景區，搶占攤位，靠近景區大門的位置往往是最搶手的。一般中午十一點開攤，擺到晚上七點半左右。

擺攤前，她對擺攤地點還進行了一番考察。景區比較偏遠，周圍七公裡以内，都沒有咖啡館，除了門口的路邊攤，最近的超市都在三公裡以外。她在網上購置了500個外賣杯、1kg咖啡豆、3kg檸檬和若幹裝飾，整個啟動成本不到兩千塊，其中最貴的是200多塊的二手制冰機和手壓咖啡壺。

本以為稀缺效應會帶來巨大的商機，她在心裡也打起了溢價的算盤，咖啡的定價根據咖啡豆品種的不同，從20元到40元不等，為了更加貼合景區特色，她還開發了一款名叫“日落特調”的咖啡，35元一杯。但沒想到國慶期間，上海突然升溫，遊客更青睐能解決剛需的礦泉水和冰綠豆湯，第一天她隻賣出去了5杯。好在她做了兩手準備，賣起了檸檬茶，小杯16元，大杯18元，但還是抵不住對面12元還買二送一的鮮榨甘蔗汁。

作為擺攤新手，小毛在擺攤過程中和周圍的專業攤販學習到了很多。擺攤必須得靠喊、靠熱情，第一天她還有些不好意思，漸漸地也學會了吆喝，學會了如何用目光鎖定潛在顧客。不僅如此，她還發現，其他攤位是不會把價目表給貼出來的，“就是等顧客來問，問了之後，他不會不買的，如果事先把價目表寫在外面，顧客可能就不會問了”。

擺攤第三天，她的攤位成了迷你超市，除了檸檬茶和咖啡，還賣口罩、草帽和粽子，生意也漸漸好了起來，最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八九百，咖啡和檸檬茶的利潤隻占一半。

▲ 小毛在彩虹橋擺攤賣咖啡。圖 / 受訪者提供

和選擇在景區擺攤的小毛不同，今年剛過30歲的霍凱在24小時做核酸的居民區發現了商機。他是山東淄博人，淄博燒烤是全國唯一保留有獨立小爐純炭的有煙燒烤，但他發現上海幾乎沒有這類燒烤，為了保持家鄉原味，他使用的部分食材和調味料都是從山東老家寄過來的，“所以我的成本要比其他賣燒烤的高一點，可能别人的利潤率能達到70%，但是我隻能達到50%左右”。

自從開始擺攤，他便開啟了“家-菜市場-攤位”三點一線的生活。他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8點鐘出門買肉，牛羊肉共6斤，回來後花兩小時切肉，接着串肉到晚上六點多鐘，每天能串200串，吃完晚飯後便開始燒炭，準備晚上出攤的東西。

燒烤是夜宵的标配，24小時不間斷的做核酸人群給他帶來了一批人流量，他一般九點鐘出攤，總有源源不斷的人圍着他的小攤，站在“煙霧缭繞”的路邊，撸串聊天，通常到晚上十二點，就能賣完，營業額在一千元左右。

即使12月才正式施行，新版《條例》通過的消息還是給想擺攤的人釋放出一個積極的信号。霍凱發現，很多做核酸的地方、地鐵口漸漸多了一些攤位，城市裡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販越來越多了。但是像霍凱這樣的“野攤”仍然不能亂擺，“就算12月正式放開了，也還是會有城管的，不可能所有地方都能擺”。這是他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熱鬧的市集

在上海，更常見的可能是比較正規的市集擺攤。中國商業研究院課題組的數據顯示，僅在2020年，上海共出現了近百個市集形态，集中分布于徐彙區、靜安區、黃浦區以及浦東新區世博園及陸家嘴金融中心闆塊。這類市集通過了官方審批，也沒有城管的約束，任何想擺攤的人隻需要在搭建好的攤位上售賣，電源、場地、物料等市集主辦方會解決。

2020、2021兩年中，為了疫情之後經濟的恢複，上海先後舉辦兩屆“五五購物節”、一屆“六六夜生活節”，推出了各種各樣的市集，還在抖音、美團點評、小紅書等開展市集直播，發布必逛市集榜單及打卡路線，打造市集IP，帶動了客流量和零售額的提升。

劉麗麗經營一家主辦市集活動的公司，幹這一行已有6年，主要對接商場進行市集活動策劃。上海新規《條例》出來後，找她合作辦市集的商場變多了，她覺得市集這種形态将會越來越流行，“在上海這樣一個面積不大的直轄市，市集主辦方不低于三十個，比很多省都多”。

▲ 上海市集，主辦方會布置好攤位。圖 / 受訪者提供

她曾在南昌某個大型商場辦過市集，但是很多人都不願意出租金，整體消費水平也比較有限。在蘇州辦市集場地費會比上海的便宜，消費也比不過上海，但是蘇州市集的氛圍會更好，“蘇州人的節奏會相對慢一點，更喜歡逛，但是上海人會比較匆忙，沒有那種人們在市集裡面慢慢地淘東西的感覺”。除此之外，在上海辦市集，會有更嚴格的品類要求，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廣東，就沒有太大的限制。

在上海的地鐵線路圖上，一條紫色的環線串聯起徐彙區、黃浦區、浦東新區、靜安區等商業發達的地區，市集也基本分布在這條4号線周圍。市集會根據商場的地理位置、人流量向攤主收取一定的攤位費，200元一天的居多，市中心頂級的商場，比如外灘中心、安義夜巷和久光夜市，一天的費用可能在800元-1000元不等。不是所有市集都需要攤位費，有的人少的地方不僅免費，甚至還會給攤主一兩百元的補貼。

劉娜是一位寶媽，她在工作之餘兼職擺攤，就喜歡這種免費的市集，因為沒什麼風險。市集往往有七到十天的檔期，等到免費的檔期開始了，她便會前往售賣飾品，比如頭花、頭繩、耳飾、耳釘、項鍊，主要面向兒童和女性。耳飾的定價在29塊、39塊，小朋友的飾品價格不超過15元，一天能賣兩三百塊。

夜幕降臨，連接着每個攤位的小彩燈發出金燦燦的光，釋放出開攤的信号。一個賣觀賞魚的攤主在攤位上方裝了一個彩色的射燈，直直地打在水箱上，與水融為一體，波光粼粼的，五顔六色的魚穿梭其中，非常漂亮，幾乎每一個經過的小朋友都會央求父母買一條帶回家。這家是整個集市生意最好的，一天最少能賣一千多塊。

劉娜很羨慕，據她觀察，開設免費市集的往往是正在招商、沒有發展起來的新商場，希望利用市集來提高知名度，兒童類的玩具或者民俗非遺的東西像糖畫、吹糖是賣得最好的品類。為了賺更多錢，許多人不止占一個攤位，有些人甚至都不會來，隻擺一個收款碼，挂一個“掃碼自取”的牌子。

市集也是許多年輕人喜歡紮堆的去處，在一些圈層文化主題市集裡，比如咖啡市集、音樂節市集、二次元市集，就有很多圈層品牌和創意攤位，有時市集就像一個創業孵化器，很多創業的年輕人在這裡第一次直面消費者，讓自己的産品接受市場考驗。

不過，即使在正規的市集，擺攤的品類也需要經過嚴格審批，餐飲類攤點比較難進入市集。在劉麗麗看來，這類産品才是市集煙火氣的主要來源，目前的市集大部分都是文創産品，煙火氣還是比較有限。

不過她還是持樂觀的态度，馬上就到年底了，聖誕、元旦、新年将會是做市集擺攤的好時機，各大商圈也希望在節假日通過舉辦市集提高商圈的客流量和影響力。在上海，不同地點、不同形态、不同群體的市集，為城市添加了許多活力，上海對各類市集的支持，體現出這個城市對圈層文化、小微經濟的包容。

▲ 去年聖誕節，上海某商場頗具節日氣息的集市。圖 / 受訪者提供

地攤醞釀新機

這一年來，後備箱擺攤、創意市集成為熱潮，有很多人認為這種充滿不确定性的賺錢方式并非長久之計，各地支持擺攤政策的出台似乎賦予了它一定的确定性，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擺地攤的價值。

但除了經濟層面的價值，對于每一個選擇擺攤的人來說，地攤就像是一個容器，裝載着不同的人生經曆，給沒有方向的人提供一個選擇和嘗試的機會。

上海疫情的三個月裡，從事教育行業的劉娜工作停滞，每個月隻能拿底薪，除了日常開銷，上幼兒園的孩子還需要上培訓班，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必須得想辦法補貼家用，正好上海出了新規，她想通過擺攤賺點小錢。“其實這個（新規）一出，很多人都躍躍欲試。說真的，疫情過後，大家都削尖了腦袋，看看能不能賺到錢，其實大家也都是在嘗試。”

真正實踐後，她發現擺攤并沒有網上說的那般“月入上萬”，但她也明白，能賺多少錢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在大學城、景點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搞夜攤發财的人不在少數，但也很辛苦。

“雖然賺得少，總比待在家裡啥也不幹強。”她并沒有因此失望，反而摸索出新的商機。她發現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對擺攤充滿興趣，她偶然發布的一條擺攤日記收獲了上千浏覽量，許多人在底下評論詢問擺攤的地點和時間。她計劃通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擺攤經驗，積累一定粉絲，未來或許可以開網店，或者接廣告。

在走上街頭擺攤之前，小毛從事的是文旅類的策劃工作，疫情的沖擊讓她的許多項目紛紛停滞，曾經的年薪30萬也被打了個六七折，她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今年4月，她選擇辭職，但辭職後，她沒有想好要做什麼，一直處于待業狀态，漸漸地，之前的積蓄也見底了，實在沒錢了，她決定擺攤賣咖啡。

小毛覺得，雖然擺攤賺的錢沒有上班多，但是卻能給予她珍貴的成就感，這種感覺是實時的，可能三分鐘内因為有人光顧了你的攤位，買了一杯咖啡，這種成就感就會達到一個頂峰，“他人的反饋是很快的，你的腦子裡不會有多餘的時間去想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去想我做這件事情有什麼意義”。

關于擺攤，霍凱認為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決定。他在房地産行業幹了幾年，發現自己并不喜歡朝九晚五、擠地鐵、按部就班的辦公室工作，他用“一事無成”來形容自己的而立之年，希望在這個節點能做點自己想做的事，低成本、低門檻、低風險的擺攤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年6月，他選擇辭職，回老家學了兩個月如何做燒烤，他想通過擺攤摸索經驗，培養一批穩定的線下客源，争取未來開一家有淄博特色的燒烤店。剛好上海出了擺攤的新規定，他花1400元買了一個二手三輪車，自己噴漆改造成了一個“流動的攤位”。

▲ 霍凱用三輪車改造成的燒烤攤。圖 / 受訪者提供

“擺攤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面對這個問題，霍凱頓了兩秒：“意味着我的全部。”目前，他靠擺攤謀生，每天晚上收攤後，他會用手機備忘錄記錄下一天的支出和營收。他認為，要想掙錢，必須得全身心地投入，把擺攤當作一項事業。

90後雅雯始終堅信一句話：“路一定是走出來的。”而擺攤讓失業的她不至于無路可走，尋找出路是一個過程，擺攤也是如此。“低門檻的擺攤會給靈活就業的人心理安慰。你無法預估它會持續多久，因為中間有很多變量的因素，但至少證明你沒有閑着，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勞動了。”

離開外企後，她在自己的後備箱裡賣襪子，她發現擺攤給予她的不僅僅是收入，更多的是一種閱曆的豐富。“在擺攤過程中，你結識了一些人，也許是顧客，也許是攤友，在與他們交流互動當中，你可能就會發現一個新的出路。就算有一天你不擺攤了，終止這個動作了，但是在這一段時間裡，你收獲了更有意義的東西。路就是這麼走出來的。”

城市需要地攤，劉麗麗深以為然，“擺攤帶動了消費，對攤主也好，主辦方或者商場也好，都是有好處的”。她接觸的很多攤主都是從擺攤開始，慢慢做品牌，到最後有自己的工作室，年收入在20萬以上的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做到了一兩百萬，“擺攤沒有限制，隻要你想做，有頭腦，什麼都能賣”。

疫情雖然對商業造成了沖擊，但在無處不在的地攤裡，市場參與者們都在蓄勢，等待春天的到來。小毛選擇擺攤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她喜歡逛地攤，“我需要一些奢侈品，我也需要這些好玩的，好吃的，我就喜歡這種煙火氣”。

▲ 雅雯在後備箱賣襪子。10元4雙。圖 / 受訪者提供

（文中除劉麗麗外，其餘人物均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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