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總有一個奢侈的念頭：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院落或者花園。在裡面養花、栽樹、種菜……把它打理得花開滿院生機盎然。每天起床，拉開窗簾，呼吸新鮮空氣，聆聽花鳥細語，也讓從這裡路過的人駐足不忍離去。是的，我要的院落，不僅是為自己築一個久違的夢，也是為了衆生在那裡找到精神的栖息地。

紅磚，藍瓦，白窗棂，甚好； 泥牆，木門，竹栅欄，也可。仲夏之夜，坐在小木凳上，看流星閃過，聽蟲低鳴；清秋時節，和家人一起，賞一輪明月，沐萬千清輝。春天，聽風吟；冬天，看雪落。遇上節假日，邀上幾位好友，沏一壺茶，在安靜的院子裡，享受風和日麗，獨品人間清歡。一定要置兩把最舒服的竹搖椅于院中，讀書，喝茶，聊天，遐想，閑看花開花落，坐觀雲卷雲舒，細心感受生活中的一切小美好，聆聽來自心靈深處的聲音……一扇小門，把塵世的浮華關在外面，獨留一份甯靜給久違的自己。

俗世流年，我們都是匆匆過客，失意，煩擾，種種不如意侵蝕着我們的生活，這時候，你需要的僅是一座院落而已。院落，是中國式精神瑜伽的修煉所，可以治愈你内心的種種不适。

說到院落，不得不提一個人，那就是東晉的陶淵明。“舟遙遙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當他駕着小船迎着晨風回歸田園的那個清晨，該是多麼惬意！他告别了“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官場，回到了魂牽夢萦的田園，于草木與夕露之中把自己活成了一張名片，一個田園生活的代言人。“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一個潇灑的轉身，在起早貪黑的勞作間耕耘着自己的詩句。一處草屋，一方薄田，一壺老酒，一卷舊書，一張無弦的琴，靜觀閑雲飛鳥，樂享明月清風。那個秋天的傍晚，東籬下，一株盛開的菊，在秋風中搖曳，訴說着自己的心事，所幸它遇到了陶淵明，陶淵明遇到了它，一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菊與他，從此光耀千古，深入人心。

陶淵明與那個時代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以自己的方式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後來曆史上許多士大夫。蘇轼就是其中一個。被貶谪到黃州當團練副使的蘇轼，心情低落，生活困窘，頗為失意。在朋友的幫助下，“東坡”躬耕其中，在那片荒地裡種菜、澆灌、寫詩，在屬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裡與世界、與朝廷、與曾經的自己抗争。他在《東坡》裡寫道:“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荦确坡頭路，自愛铿然曳杖聲。”一場雨，一段路，一片月色，一根拐杖，落魄的大才子在這裡把自己從“蘇轼”變成了“蘇東坡”，在苦難的生活裡活成了一束光、一束穿越千年的光。他在《和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中寫道:“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鬥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颠。”窘迫中的蘇轼，靠着十畝薄田和朋友接濟，把生活過得簡樸又精緻，活成了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傳奇。蘇轼的心裡一直住着一個陶淵明，有《和陶詩》為證。如果曆史能讓二人相遇，無論是在陶淵明的田園還是在蘇轼的“東坡”，一張桌，一壺酒，兩個大詩人對坐，跨越時空，舉杯暢飲，定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不醉不罷休。

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也深受陶淵明的影響。“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江蘇高郵竺家巷9号，在他故居斑駁木門的兩側，貼着他喜愛的這副對聯，細細品味，不也有一種“悠然見南山”的境界嗎？他曾說:“家人閑坐，燈火可親”。“閑”一字，“可”一字，饒有趣味。“家人”與“燈火”，能想到汪曾祺在慢生活之中，一家人坐在老房子前的藤椅上，搖着手中粗糙的蒲扇，看着夜間幾個撲朔的小燈籠，癡迷得就像孩子在琢磨天上的星辰。便是在這一刻，一種詩情滿懷的閑意，慢慢地在夜風裡散開，寫出來的一字、一句、一節……這樣的生活，應該和陶淵明有幾分相似。“壘起七星竈，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麼周詳不周詳。”這是他在《沙家浜》中為阿慶嫂寫下的唱詞，成為雅俗隽永的經典。細細品味，這其中不也透露出一種人生透徹的清醒與灑脫嗎？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路漫漫，其實就是一個過程。宦海沉浮，仕途失意，物質貧窮，經濟困頓，時世不濟，命途多舛……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心境的憂憤與歡欣、抑郁與舒暢、躁動與恬淡、困頓與豁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人生世道的理解。隻有看得透、想得開、放得下，心存萬千景象，包容世态人情，同時又堅韌不拔地向着超越功利的目标邁進，人生才可能廣闊遼遠而又充滿魅力。能夠在失意時保持一份清醒與灑脫，在苦難中堅守自己的初心與熱愛，已是一種難得的境界。

其實所謂境界，無非就是野徑的桑麻，院中的菊花，深巷的狗吠，墟裡的人家。你看那院子裡屋檐的一側，種着許許多多的花，它們或是挂在牆上，或是依偎籬笆邊，該開花時開花，該茂盛時茂盛，該凋謝時凋謝，生命不也就是這樣嗎？

如果你從天涯來，恰好經過這裡，請你記得，有一個院落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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