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可以被複制，但要動動腦子。

中國曆史上，有三個朝代逆曆史潮流而動，結果都捅出大亂子。一個是西漢，一個是西晉，一個明朝。

亂子的根源全部都是源于分封制。

分封制，始于商朝，興于周朝，終于秦朝，深深地影響着先秦近1500年的曆史，它在當時對曆史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

伴随封建私有制進一步強化，以及人性對權力渴望程度進一步加深，分封制在“禮樂崩壞”“人心不古”的春秋戰國，已經徹底失去去人心的控制。

最終，由秦朝發明的更為先進的“郡縣制”所取代。

分封制的消亡過程并不是一瞬間，而是經過反反複複數次“死灰複燃”。那些妄圖托古改制複古“分封制”的西漢、西晉、明朝，它們出事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劉邦終于實現“掃除六合，總齊八荒”的理想，走到華夏曆史權力的最頂端。

自己從40歲開始創業，南征北戰、東躲西藏十多年，天下終于落到老劉家手中，劉邦的内心激動不已，同時也增添了不少新的煩惱。

眼前來看，漢朝算是建立了，各種典律規制也都修訂得差不多，兒孫再也不用像自己過去混迹街頭當流氓，但是要怎麼樣才能讓兒孫抱有萬世富貴，成為劉邦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些死屍堆裡爬出來的功臣宿将，在我活着的時候，他們對老劉家自然畢恭畢敬。要是我不在的話，他們是否依然擁戴劉氏坐江山。即便是他們不造反，功臣宿将的兒孫會不會造劉氏兒孫的反。

想到這，劉邦很是擔憂。

再想到秦朝那位博士淳于越說的話“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

皇帝廢分封行郡縣，依靠旁門外姓來治天下，哪天有人跳出來作亂，宗族兄弟想幫忙卻有心無力。

劉邦經過反複琢磨，認為淳于越說得對，秦朝吃虧吃在沒有依靠本家骨肉治天下。

于是，他大肆封賞劉氏族人為王侯，同時封了八個異姓王，齊王韓信、燕王臧荼、韓王信、梁王彭越、趙王張耳、淮南王英布、後燕王盧绾、長沙王吳芮。

并在自己活着的時候，一口氣弄死6位，隻有趙王和長沙王保留，因為趙王是他親家，長沙王是大漢朝最窮困的地方。

到這一步，劉邦老人家終于安詳地閉上雙眼。

但他怎麼也沒想到，異姓王是外人，劉姓諸侯王更靠不住。

在劉邦死後40年，劉邦的侄子吳王劉濞與孫兒景帝劉啟發生一場大規模皇權争鬥。

差一點讓剛剛建立的漢朝，成為繼秦朝以後的第二個短命王朝。

時間又過去近500年，西晉沒有吸取漢朝的教訓，爆發“八王之亂”，其慘烈程度和破壞力要比“七國之亂”更甚，如同一把利斧砍入晉朝的根基。

再過1000年，朱元璋似乎也忘了“七國之亂”和“八王之亂”的殇痛，因為他“一己私心”搞分封制，直接為後來兒孫火拼埋下隐患。

除了分封制以外，明朝與漢朝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漢朝的“盜版”，隻不過“分封制”是王朝的基本根基。

朱元璋從一個要飯的起家，成為千古帝王。他的智商是不用懷疑的，再加上劉伯溫、李善長等智囊為他做戰略分析，難道他沒有考慮到“分封制”的遺患嗎？

古人并不傻，無論是秦始皇，還是劉邦、朱元璋，他們在決定采用哪種機制時，都曾做過充分的權衡。

郡縣制與分封制各有利弊，郡縣制确實容易出現“皇帝有海内，子弟為匹夫”，關鍵時候沒有族人勤王。分封制則會造成兒孫争權奪位。

在封建社會的環境下，這是兩難的問題，并沒有一個完美的解決辦法，隻能根據具體的環境确保利益最大化。

朱元璋與劉邦面臨的問題很相似，老劉家與老朱家都是沒有根基的家族，他們能夠坐擁天下，完全依靠江湖朋友幫忙和利益扭結在一起。

暫且不說劉氏與朱氏族人的政治鬥争和軍事才能如何，估計族内能夠識字書寫的人都不多。

所以，劉朱二人所考慮的最大問題是如何保住兒孫的富貴，至于誰來做皇帝并不是他們最為關心的。

他們更關心的是“肉爛了在鍋裡”，劉氏、朱氏族人内部鬥來鬥去，最終皇權仍然在自家人手中。

所以，必須要豐富族人的羽翼，從财富和兵權上壯大族人的力量，以此達到藩王能夠節制功臣的目的。

當然，朱元璋在考慮這件事時，對漢朝進行過充分的分析。漢朝“七國之亂”和西晉“八王之亂”都有功臣宿将參與。

朱元璋為了最大限度避免這種情況，幹脆把功臣宿将替兒孫收拾幹淨。

把問題留給兒孫自己解決，至于兒子本事大，還是孫兒能耐大，那就看個人的造化。

從嫡長子繼承制和私人感情來說，朱元璋更傾向于孫兒朱允炆，但是他做事太過于絕對的性格，也讓他忽視了接班人能力的問題。

建文帝朱允炆看似是個“文弱書生”，做事慢條斯理。

事實上，老朱看走眼了。他忘了年輕人的“通病”，沉不住氣。

在朱元璋活着的時候，大明王朝的初期與西漢初期太相似了。

該殺的功臣一個沒留，不該殺的功臣也殺得差不多。但西漢前期的接班人要比明朝的接班人老成穩重。

漢惠帝劉盈沒有敢動藩王的意思（即削藩），漢文帝也沒有太大的動作，漢景帝劉啟意氣風發，聽信知識分子晁錯的話進行削藩，結果削出“七國之亂”。

為了平息叛亂，先是腰斬主謀“晁錯”表明自己要與藩王和平共處的态度。即便是“七國之亂”平息了，漢景帝也很少再提及此事。

直到漢武帝的“推恩令”才徹底解決藩王尾大不掉的問題。

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是爺孫三代，再加上漢高祖劉邦，相當于四代人才完成“削藩”的問題。

何況漢文帝是以藩王的身份榮登大寶，他在做代王時，已經擁有大量的私人部曲，經過自己和兒子景帝兩代人的醞釀，在孫輩漢武帝時，用一種更加平和的方式完成。

建文帝朱允炆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他們沒有強力的支持者，支持者并不是口頭上或者憑借一股氣節說幹就幹，而是要動腦子。

公元1398年，朱元璋剛剛駕崩，朱允炆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

先後把周王、代王、齊王、湘王廢為庶人，有的甚至被殺。

結果碰上硬釘子燕王朱棣不買單，直接扯起大旗殺到城牆下，引發“靖難之役”。

建文帝最終落得下落不明的下場。

自古以來，儒生誤國的慘痛教訓太多了，朱允炆太年輕了，忽略了結果的惡劣性。

你削他，他會反；你不削他，他也會反，這是事實。

事實歸事實，但時機更重要。

到此不難看出，朱允炆削藩也是在走漢朝的路子，手段上一模一樣，帶來的問題也是一樣的，但最終結果截然不同。

漢景帝至少搞定了藩王，而朱允炆成為曆史上唯一敗給藩王的皇帝。

碰上這種事，不要燕王朱棣會造反。換作任何人，隻要兵強馬壯，都會铤而走險。

在皇帝眼裡，削不削藩，藩王都會反。

而在藩王眼裡，反不反，皇帝都會殺我。

雙方的矛盾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隻能圖窮匕見，看誰的胳膊更粗。

最終在1402年，這場明朝皇室大亂鬥，以在位四年的朱允炆“下落不明”收場。

平時，我們都知道“成功是可以複制的”道理。

一個人的成功必然有他自己的兩把刷子，但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措施，确實具有借鑒意義。

前提是對自身以及成功人物正确地分析研判。

一個朝代也是如此，複刻前朝的成功經驗沒有錯，但要用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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