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昆侖車站是博山煤商的主要發送站之一。

1931年，膠濟鐵路沿線先後發生了兩次煤商罷運，造成鐵路運輸“停擺”，影響波及滬甯，成為當時全國關注的大事件。

從商業角度講，罷運事件無非是膠濟鐵路管理局與沿線煤商之間為各自利益而進行的博弈，可歸結為“正常”的商業競争行為。但讓人深思的是，其間人為摻雜的政治因素，卻讓事件變得撲朔迷離、錯綜複雜。

事件源于鐵道部的運價政策調整。1931年前後，因受世界經濟形勢影響，金價暴漲，鐵路運輸成本加大，經營出現虧損，鐵道部為此醞釀将鐵路客貨運費“提價二成”。運費提價必然導緻煤商成本加大。政策一出，全國煤商嘩然。包括京綏、北甯等鐵路沿線煤商反應強烈，而最劇者當屬膠濟鐵路沿線煤商。原因有二，一是在膠濟鐵路運輸總量中，煤炭“約占全部貨運量的60%以上”，以煤炭運輸為主的膠濟鐵路，所波及到的煤商自然最多。二是膠濟鐵路沿線煤礦主要分布在博山山谷，由于地質地形原因，礦井規模小，開采條件差，運輸成本本就高于全國平均價，如果再提升運費，煤商的經營壓力自然會進一步加大。

時任膠濟鐵路管理局委員長葛光廷才剛剛到任三個月，便迎頭碰上絕大的挑戰。

沿線煤商多次向膠濟鐵路管理局反映訴求，希望收回成命。但政策出自鐵道部，非膠濟鐵路管理局所能左右。煤商反複呼籲無果，情緒日趨激烈，更是派代表團赴南京請願，仍未如願，便轉身再把矛頭指向膠濟鐵路管理局。最後無奈之下，提出三點通牒“（1）自（1931年5月）21日起全體休業。（2）通電全國，陳述山東煤業情形及不得已休業之苦衷。（3）成立山東淄博濰礦業聯合會。”

煤界一旦全體休業，影響将至為重大。葛光廷深以為然，急忙派代表與煤商磋商，但政策不變，何以為談？

1931年5月21日，讓人不願意看到的“休業”如期而至，膠濟鐵路“沿線燃料，因之大起恐慌，煤價飛漲”。正當事态處于膠着之際，一篇《膠路煤商罷運風潮，顯有日人從中策動》的文章突然見諸報端。霎時推波助瀾，風雲突變，此文稱“此次風潮之主腦及策劃者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經營之魯大公司，中國大煤商甘為日人所利用……”魯大公司是“加價二成”的最大“受害者”，也是罷運的主要組織者。此文給魯大公司貼上受日人蠱惑的标簽，輿論大嘩。譴責煤商者有之，對膠濟鐵路嗤之以鼻者有之。

此文是否為膠濟鐵路管理局所為，還是别有用心者的移花接木，成為一樁無頭公案。但無論如何，卻是開了個壞頭，雖挫傷了煤商銳氣，卻也讓膠濟鐵路管理層的品行倍受質疑。

5月31日，情急之下，葛光廷隻得親自到濟南與煤商談判，并折中各方意見，達成共識：“（1）煤商先行複運，在未奉部令前，煤炭出口内銷，暫按夏季減價4個月延長為6個月。（2）路局将減價辦法電部請示，倘部令隻準照一成或一成五回扣，其多扣之款，仍應招回。（3）關于運率之商定，仍須呈部核辦。”總體意思是，先延期兩個月，再待鐵道部核定。

雖為權宜之計，疲乏的煤商們還是妥協了。但兩個月後，當“加價二成”的政策重新擺在面前時，罷運再起，且影響更巨。《申報》載“……上海存煤隻有30萬噸，僅隻供應1個月之銷用……緻有停業之可能，無疑伐我國命脈”。而更讓人齒冷的是，煤商們竟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丁敬臣為代表的煤商聯名在上海刊登廣告，誣陷膠濟鐵路上調運價系受日人指使。當時，恰在“9.18”事變發生不久，涉及日本人話題極敏感，舉國上下頓時調轉“槍口”，對膠濟鐵路管理局口誅筆伐。甚至實業部也向鐵道部施壓“當此提倡國煤，各埠煤斤将感缺乏之際，該路煤運萬不宜發生糾紛……”，鐵道部不得不決定“暫停加價，一俟行政院核準，當即實行。”

一場糾争至此罷息。

煤商罷運的教訓很多。利用民族情緒實現個人或小集體利益是教訓之一。這種無限界使問題擴大化、複雜化的行為既愚蠢又危險，但卻總有人冒險一試。傷害與被傷害猶如一張紙的正反兩面，彼此見不着面，但卻無法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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