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傳《尚書》五十八篇，舊稱漢孔安國作《序》并《傳》，為東晉豫章内史梅赜所獻。唐孔穎達為之作義疏，此即《五經正義》之一的《尚書正義》。傳統上以此書為《古文尚書》，但經後人考證，其中的三十三篇乃由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或雲二十八篇)所分出，内容與今文《尚書》基本相同。其餘二十五篇則疑為晉人之僞作。

長期以來，《尚書》被作為聖經之一為儒者所尊奉。自南宋以後，學者開始懷疑其中的古文經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國《序》并《傳》皆為晉人之僞作。吳棫[2]《書禆傳》首發其難，疑《古文尚書》之僞，朱熹曾多次言及《古文尚書》為晉人僞作。此後，陳振孫《尚書說》開始考定今文、古文；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開始将今文、古文分編，而吳澄《書纂言》開始專釋今文。吳棫、朱熹、吳澄等人都對《古文尚書》抱持懷疑的态度，他們懷疑的主要理由約有四點：一、梅赜《書》傳授不與漢儒相接，來曆不明；二、梅赜《書》皆易讀，伏生《書》皆難讀[3]；三、梅赜《書》文字氣象不似先漢文章雄渾厚重；四、千年古書最為晚出，竟如此完整。[4]這些儒者的懷疑尚僅憑一種感覺與印象，他們并沒有像後世的梅鷟、閻若璩等人那樣，撰著專書一一舉證，指控其僞。

明代梅鷟《尚書考異》一書的問世，可以視為尚書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裡程碑。《四庫全書總目》謂：“宋吳棫、朱子、元吳澄皆嘗辨其僞，然但據其難易以決真僞，未及一一盡核其實。鷟是書則以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逐條考證，詳其所出。”《尚書考異》一書對《古文尚書》進行了廣泛而仔細的辨僞搜證工作，發現《尚書》古文經二十五篇中的文句與先秦兩漢文獻蹈襲雷同之處甚多。《古文尚書》辨僞工作自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可以将《尚書考異》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曆叙《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後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等史書關于《古文尚書》的記述異同，以及吳棫、朱熹、吳澄、晁公武、鄭樵、馬端臨等私家著述的相關評論。梅鷟一一對之加以評斷，其論旨所在，以為唯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今文《尚書》為可信，西漢孔安國所傳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及東晉梅赜所上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皆為僞作。

《尚書考異》第二部分主要讨論“孔安國《尚書序》”。作者指出所謂“孔安國《尚書序》”中有許多不合事理、不合邏輯之處，以為孔安國作為孔子之“聞孫”絕不會有此類低劣之作。辨僞者的邏輯似乎是，“孔安國《尚書序》”既被證僞，而被稱為孔安國所傳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也決然為僞作。

《尚書考異》第三部分是全書的重點所在，其主要任務是要抉發晉人造僞之迹。《尚書考異》作者遍讀晉以前之書，一一指出這些文獻中與《古文尚書》經文蹈襲雷同之處，用功之勤，令人敬佩。蹈襲雷同的實例找到了許多，但我們卻不能得出一種邏輯上無懈可擊的結論，原因是我們不能從這些蹈襲雷同之處确證誰先誰後，因此也不能判定究竟是誰抄誰。這是一個頗使人困擾的問題。

《尚書考異》第四部分進一步考證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經文為後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之處。

以上是《尚書考異》一書的基本脈絡與主要内容。通觀全書，作者似乎已先入為主地認定《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晉人之僞作，并将它作為先決的前提來抉發晉人造僞之迹的。然而在我們看來，《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晉人僞造的這一判斷，恰恰是需要審慎論證的。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将《尚書考異》的辨僞工作作一客觀評述，并對其關于《古文尚書》的辨僞方法作一檢讨。

我們認為，《古文尚書》問題是中國經學史中的一個千古疑案，異常紛繁複雜。現代學術史著作對之僅作簡單化的概述，以至讀者無從體會其中的複雜性。

關于《古文尚書》的考辨，我們以為當分兩個層面：一是考辨方法的層面；二是作僞舉證的層面。兩者比較，以第一層面更為重要，因為它是考辨工作的指導性的原則，其意義類似于現代法律術語中的“身份甄别”，即将《古文尚書》的“履曆資料”與可以資信的曆史文獻的有關資料作比勘分析，看其是否吻合，如這一“履曆資料”與曆史文獻的有關資料出入較大，乃至有重大沖突，而又不能否定這些曆史文獻的真确性，則這一“履曆資料”即被視為“僞造文書”而加以懷疑。這也就是說，此種懷疑并不需要等待作僞舉證之後而産生。這一方法與現代法律中的所謂“有罪推定”的辦案原則是不同的。“有罪推定”是毫無根據地先假定疑犯有罪，然後去搜尋證據。而此種“身份甄别”是在比勘分析的基礎上做出的。而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考辨《古文尚書》的邏輯基點。

從作僞舉證的層面說，一是舉出僞品内容與所托之時代不相合；二是指出造僞者綴輯蹈襲之迹。時至今日，《古文尚書》的考辨成果，關于前者的“作僞舉證”成績少之又少。而關于後者的“作僞舉證”則頗嫌冗沓，其中許多内容很難稱得上是“成績”。這是因為你雖然找到了《古文尚書》與其他文獻蹈襲雷同的證據，但你卻不能判定兩者究竟是誰抄誰。梅鷟以及其他許多考辨者已經先入為主地認定《古文尚書》是僞作，從此點出發，将所有發現的蹈襲雷同之處皆作為《古文尚書》綴輯逸《書》而造僞的證據。但《古文尚書》是僞作的預設立場恰恰是應該檢讨的。所以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你發現了多少蹈襲雷同的證據，而是需要為《古文尚書》辨僞确立一個有說服力的邏輯基點，而這個起點應該建築在曆史文獻記載真實性的基礎上。古代史家如司馬遷曾親見孔安國，劉向、劉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書，于理皆可親見孔氏所獻之《古文尚書》。如我們認同他們關于《古文尚書》的記述具有曆史的真實性，則我們考辨《古文尚書》的邏輯基點就隻有一種選擇，即劉向、劉歆、班固所記述之《古文尚書》十六篇為真，而東晉梅赜所上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假。有了這一邏輯基點，梅鷟等人所抉發的蹈襲雷同之迹才可避免究竟“誰抄誰”的循環論證。而隻有有了這一邏輯基點，所謂“作僞舉證”方顯示其應有的價值。

清代學者程廷祚認為，關于《古文尚書》辨僞，其重點不在于梅赜《書》與伏生《書》是否有難讀、易讀等分别，也不在于梅赜《書》的思想是否合乎儒家義理，從這些方面很難判分《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的真僞。若考辨《古文尚書》之僞，重點應放在它來曆不明這一點上。他說：

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于理道。而其為前古書傳所稱引者，視伏《書》為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于伏《書》，則伏《書》中亦不皆诘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于《左》、《國》者衆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制，豈彼皆可疑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曆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緻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5]

程廷祚所言是頗為中肯的。通觀梅鷟《尚書考異》，梅鷟考證工夫雖勤，但卻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來曆不明”這個關鍵點重視不夠。比較明代梅鷟與清代閻若璩等人在《古文尚書》考辨工作上的成就，我們看到，梅鷟雖然費盡辛苦一一抉發《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蹈襲之迹，卻不能最終解決“誰抄誰”的問題。而清代閻若璩之《古文尚書》考辨，其邏輯基點正是認同劉向、劉歆、班固所記述之《古文尚書》十六篇為真，而東晉梅赜所上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假。閻氏考辨《古文尚書》的成就之所以高于梅鷟，正在于他把兩部《古文尚書》的“來曆”問題作為一個基點性的問題來考察。

一 梅鹗、梅鷟兄弟與《尚書考異》的關系

梅鷟，字鳴歧，号平埜，别号緻齋，旌德（今安徽省旌德縣）人。其兄梅鹗，字幼和，一字百一，号凫山。兩人生卒年均不詳。但我們可以通過有關其事迹與交遊的史料判斷他們的在世年代。

我們先從梅鹗說起，梅鹗是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甲子科舉人。此年楊慎十七歲。楊慎二十歲中舉人。估計梅鹗年齡較楊慎稍大。

梅鹗又為正德十二年丁醜（公元1517年）舒芬榜進士。所謂“舒芬榜”，是說當年舒芬為進士榜首，即狀元。舒芬，字國裳，進賢人。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中舉人，十年後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以争議大禮被廷杖。旋遭母喪歸，卒于家。舒芬生于明憲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卒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年四十四歲。他考中狀元之年為三十四歲。舒芬著有《易箋問》一卷，朱彜尊《經義考》卷五十三引梅鹗之言曰：“子舒子博極群書，尤盡心于《易》，祖程宗朱，有《易箋問》之作，其言曰：‘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則吾身雖兇，吾道亦貞而吉矣，又何朶頤之兇哉？’又曰：‘未濟之終，雖當可濟，而上九高而無位，才無所施，自信有命，而飲酒為樂，故得無咎。’嗚呼！賢才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國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賢才也。予三讀其言，而深悲之。”梅鹗當時很欽佩同榜狀元舒芬的人品學問，而稱舒芬“子舒子”，很有可能梅鹗曾對舒芬執贽行弟子禮。而此言當發于舒芬死後。據《旌德縣志》卷八《文苑傳》稱梅鹗卒年四十五歲，舒芬死後梅鹗尚在世，則梅鹗生年不應早于舒芬。因此我們不妨作一假定，将梅鹗生年定在舒芬生年（明憲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與楊慎生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之間，約生于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即公元1486年上下。因此，梅鹗中進士之年約為三十二歲。則其卒年當在明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上下。

梅鹗其人，頗有才情。《萬姓統譜》卷十六稱：“梅鹗……平生好觀奇書，博綜群籍，為文奇葩出塵，一時人多慕之。”《江南通志》卷一六七則稱：“梅鹗，……博綜群籍，為文援筆千言，滉洋浩博，譽重一時。未仕卒，弟鷟與鹗齊名。”《旌德縣志》卷八《文苑傳》：“梅鹗，字百一，号凫山。……正德丁醜進士。……弱冠志學，默而好深湛之思。家貧僻居，艱得書籍，聞有蓄古奇書者，辄踵門求觀借錄，日誦數萬言，過目不忘。為文立就。其讀六經，務去注釋，而思聖人之旨。讀先儒書，務根理要，而參六經之義。讀諸史，非徹首尾該貫不釋手。登第後，益肆力于書，著作甚富，未經雠校而卒，年四十五。遺稿多散佚[6]，惟《凫山集》四卷傳世。”

與梅鹗、舒芬相知的另一位學者名叫黃佐。《明儒言行錄續編》卷二稱：舒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鹗）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鹑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之，……百一歎曰：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館，見公（舒芬）握手曰：‘識公于梅百一久矣。’自是過從甚歡。”黃佐，生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卒年七十七歲。黃佐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舉人，十年後即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中進士，曾官南京國子監祭酒。他與梅鹗（百一）、梅鷟兄弟友善。

梅鷟，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舉人。時楊慎二十六歲，舒芬三十歲，梅鹗約二十八歲，黃佐二十四歲。而梅鷟年齡與黃佐相當或略小。舒芬、梅鹗、楊慎、黃佐四人中舉人之年皆未超過二十四歲，[7]估計梅鷟亦如是。由此前推，梅鷟的生年當在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或稍後。

可能黃佐在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期間，聘請梅鷟為南京國子監助教。《四庫全書總目》于“《南廱志》二十四卷”條下謂：“明黃佐撰。其第十八卷[8]《經籍考》當時以委助敎梅鷟成之。鷟學問淹貫，故叙述亦具有本末。書成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而此時梅鷟的年紀大約五十四歲上下。翌年，升浙江常州通判。後官雲南鹽課司提舉。

《旌德縣志》卷八《文苑傳》稱：“梅鷟，号緻齋，鹗之弟，正德癸酉舉人。幼與伯兄鹗同學。博聞強記，研析經義。所著有《尚書譜》、《尚書集瑩》、《尚書考異》、《春秋指要》、《周易集瑩》、《古易考原》、《儀禮翼經》、《大元圜注》（案：當為《太玄圖注》[9]）、《童子問》等書，其旨多本于伯氏雲。”據《旌德縣志》卷九《經籍書目》及《旌德縣志補遺》卷一，梅鷟尚有《儀禮逸經》、《文集》等。又據林慶彰先生考訂，梅鷟還撰有《讀易記》、《尚書考正》、《尚書辨證》、《讀詩記》、《詩經集瑩》、《讀春秋記》等書。其書多遺佚。今存者僅有《古易考原》、《尚書譜》、《尚書考異》數種。

梅鷟論學，似較武斷。《四庫全書總目》于“《古易考原》三卷”條下謂：“明梅鷟撰。……是書謂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畫卦在前，河圖後出。伏羲但則之。以揲蓍大衍之數當為九十有九，以五十數為體，以四十九為用，無以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論殊創辟。然于古無所授受，皆臆撰也。”所謂“伏羲之易，已有文字”以及“大衍之數當為九十有九”皆可謂無稽之談。梅鷟作此言論，亦見其武斷誇誕之一面。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稱：“餘讀《焦氏筆乗》，稱家有梅鷟《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書》之僞，将版行之不果。……求其《譜》凡十載，得于友人黃虞稷[10]家，急繕寫以來，讀之，殊武斷也。”《四庫全書總目》于“《尚書譜》五卷”條下謂：“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诋斥，無所依據，……且詞氣叫嚣，動辄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北京圖書館現藏有清抄本《尚書譜》五卷，各卷皆題“旌川梅鷟學”。

日本學者本田成之著《中國經學史》，其中說：“梅鷟底《古文尚書考異》六卷，在明儒中是最出色的著述。”[11]

《尚書考異》在明代及清初隻有傳抄本，并未刻闆印行。台灣故宮藏《尚書考異》舊抄本兩冊，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此書後附一冊明韓邦奇《洪範圖解》。韓邦奇《洪範圖解序》末句題“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韓邦奇書”。傅兆寬先生《梅鷟辨僞略說及尚書考異證補》以此序為韓邦奇《尚書考異題記》[12]，認為至少在明正德十年（乙亥）前《尚書考異》已經成書。按：此說不确，韓邦奇此語與《尚書考異》一書并無關渉。台灣故宮藏《尚書考異》舊抄本年代不明，但可以斷定它早于四庫全書本的《尚書考異》，并且兩者同屬一系。四庫全書本《尚書考異》亦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四庫館臣發見書中有“鷟按”字樣，因而判定其書作者為“梅鷟”。《四庫全書總目》謂：

《尚書考異》五卷，《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彜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為範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鷟按”，則出鷟手無疑。原稿未分卷數，而實不止于一卷。今約略篇頁，厘為五卷。

台灣故宮所藏抄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相比較，後者訂正了前者許多引文出處等方面的舛誤，推測這個工作是由四庫館臣将此書收入四庫全書時來做的。

清嘉慶中，孫星衍訪得《尚書考異》善本，其書分為六卷。此本為孫星衍校刊平津館叢書之一，也是《尚書考異》的第一部刊刻本（以下簡稱“平津館本”），其書扉頁有“嘉慶甲戌孟秋蘭陵孫氏校刊”字樣，甲戌年為公元1814年。平津館本比文淵閣本字數多出近兩萬四千字。我們的總體印象是，文淵閣本《尚書考異》應該是作者考辨《古文尚書》的一個草稿本，而平津館本《尚書考異》則是一部完成本的著作。但這并不意味平津館本的文字完全是正确無誤的。事實上，平津館本沿襲了故宮抄本的許多錯誤，此書雖經顧廣圻、孫星衍兩位清代大學者“詳加校正”，但書中舛訛之處仍然非常之多。而文淵閣本則是更正平津館本的一個重要的參校本。

關于《尚書考異》一書的作者，依筆者的研究，尚有一些重要疑點有待考察澄清。筆者初步認為，《尚書考異》一書有可能是梅鹗、梅鷟兄弟兩人共同的作品。《旌德縣志》卷八《文苑傳》稱梅鷟之書，“其旨多本于伯氏雲”，即是說梅鷟所著書，其宗旨多本于其兄梅鹗。

《尚書考異》通篇言“按”、“今按”、“愚今按”，其中言“鷟按”、“鷟曰”僅各有一處。而《尚書譜》一書凡梅鷟加按語處例皆書“鷟曰”、“鷟按”。筆者頗疑《尚書考異》之“今按”與“鷟案”非出一人之手，因而懷疑此書主體很可能由梅鹗撰就，而後由梅鷟續成。下面我們還可以提供幾個佐證：

第一、梅鹗一直留心于尚書學，熟悉各家解經著述，他最早發現元代王充耘（字耕野）《讀書管見》的價值，并為此書寫題跋，他寫道：“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輙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幹字，略可讀。籲！惜吾生之晚，不得摳衣于耕野之堂也。梅幼和鹗雲。”[13]在《尚書考異》中我們看到幾處大段引用王充耘（耕野）《讀書管見》的文字，從中可見作者對王充耘的推重，而這個作者很可能便是梅鹗。（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梅鹗把他發現的《讀書管見》介紹給他的弟弟梅鷟，而由梅鷟撰寫《尚書考異》的可能性。事實上，梅鷟《尚書譜》中也曾援引王耕野之論。）

第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稱梅鹗“撰述頗夥，亦疑今、古文，亦謂‘人心’、‘道心’本出《道經》”。同書卷五下又引梅鹗之言說：“梅鹗幼和又謂：《古文尚書》東晉上者，較前僞《泰誓》引書加詳，故遂亂本經，然尚幸其有纰漏顯然以可指議者，如改‘今失其行’為‘今失厥道’，不與‘唐’、‘常’、‘方’、‘綱’、‘亡’協，則昧經書用韻之體矣。離《堯曰》首節為三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14]這兩條材料都在《尚書考異》卷二中，一在辨《大禹谟》條中，一在辨《五子之歌》中。

第三、《尚書考異》與梅鷟的《尚書譜》在風格與觀點上有明顯的不同。《四庫全書總目》于“《尚書譜》五卷”條下謂：

明梅鷟撰。……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诋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國所為，實以臆斷之，别無确證。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為，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皇甫）谧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詞氣叫嚣，動辄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尚書考異》與《尚書譜》同辨《古文尚書》為僞作，假如出于一人之手，為何一書“引據頗精核”，而另一書“徒以空言诋斥，無所依據”？又，《尚書譜》謂“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國所為”，而《尚書考異》則以為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張霸所為。由此看來兩書對一些問題的重要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

筆者根據以上一些疑點，懷疑《尚書考異》一書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則可能是一位續成者。筆者深知，要證明此一看法，證據尚嫌不足，這裡錄以存疑，有待識者。而為了本文論述的方便，仍将梅鷟視為《尚書考異》的作者。

二 曆史文獻關于《古文尚書》記載真實性的再審查

有兩部總數同為五十八篇的《古文尚書》，各自宣稱來自于孔子屋壁。兩部《古文尚書》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一、多出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的篇數不同，一為十六篇（或細分為二十四篇）；一為二十五篇，其具體的篇目内容也大不同。二、有關曆史文獻記載的各自傳承不同。為了方便讨論，我們不妨稱前者為甲本，稱後者為乙本。而從邏輯上說，這兩種《古文尚書》或有一真一假，或者兩者皆假，（梅鷟即持兩者皆假的觀點），但絕不可能兩者皆真。

我們以為，考辨《古文尚書》之真僞，當首先确立其邏輯的基點，既然兩種《古文尚書》不可能皆真，我們的選擇則有甲真乙僞、乙真甲僞、甲乙皆僞三種。事實上，十六篇本《古文尚書》早已失傳，我們已無法根據文本本身來讨論其真僞，我們所能做的是就曆史文獻有關它的記載的真實性問題加以判斷。而在曆史文獻記載的真實性的判斷上，我們更應重視作者是否在場者、親見者和見證者。這正像公正的法官在審理案情時，會更重視在場者、親見者和見證者的作證，而不會無視他們的證詞，而去專聽傳聞的意見。而當我們重新審查《古文尚書》的辨僞史的時候，我們每位研究者和讀者都在扮演這個法官的角色。讓我們來看這樁曆史疑案的一些重要之點。

（一）關于孔安國《古文尚書》的最早記載

最早記載西漢孔安國《古文尚書》之事的是太史公司馬遷，太史公叙其事的筆法，是将伏生所傳《尚書》與孔安國《古文尚書》連類比照而寫的。《史記·儒林列傳》稱：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孔安國的主要活動在漢武帝時期，司馬遷曾親見孔安國，并“向孔安國問故”，其真實性當無可懷疑。惟司馬遷當時記述此事較為簡略，沒有載明《古文尚書》的确切篇數與具體篇目，此後遂成公案。司馬遷此處說“逸《書》得十餘篇”，并不是說《古文尚書》僅此十餘篇，而是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滋多”十餘篇。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又，司馬遷隻說“孔氏有《古文尚書》”，未說及此書出于孔子屋壁。但此處所謂“孔氏有《古文尚書》”似又非以代代相傳的方式收藏的，而是由某種機緣發現的。太史公寫此一句“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在襯托伏生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傳《尚書》之人。如當時孔氏世藏《古文尚書》，孝文帝為何獨征伏生之書？孔家又為何匿而不獻？魯恭王壞孔子宅之事，非是正舉。司馬遷乃當時人記當時事，或有“為尊者諱”之意，而不直書其事。

重要的問題是，《史記·儒林傳》這條關于《古文尚書》的記述内容是可信的嗎？我們随後會看到，後來的劉向、劉歆、班固皆在印證和補充司馬遷的記述。如果此說不可信，則司馬遷“編假話”唱之于前，而劉向、劉歆、班固諸人“作僞證”随之于後，曆史上會有這樣的事嗎？如果此說可信，則東晉梅赜所獻《古文尚書》便不能不受到質疑了。

（二）《古文尚書》“十六篇”篇數及篇目的最早記叙者

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領校中秘書。漢代荀悅《前漢紀》卷二十五《孝成二》稱“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并引其言雲：

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劉向顯然是接着司馬遷講的，并于司馬遷語焉不詳處有所補充。司馬遷說《古文尚書》“滋多”十餘篇，劉向确切說“多十六篇”。并說此書得之于孔子舊宅屋壁中，武帝時，由“孔安國家”獻之于朝廷。而孔壁《古文尚書》一入皇家藏書之秘府，便成為“中秘《書》”。由于劉向領校秘書的特殊身份，他毫無疑問地可以于秘府親見此書。

劉歆與其父劉向于漢成帝時一同領校秘書，他的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也曾言及逸《書》十六篇：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

班固于漢明帝（公元58～75年）時為蘭台令史，典校秘書。以理揆之，班固亦當親見蘭台秘閣所藏《古文尚書》。班固《漢書·藝文志》說：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如上所述，司馬遷曾親見孔安國，劉向、劉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書，于理皆可親見孔安國所獻之《古文尚書》，他們正是我們所說的曆史的“在場者”、“親見者”與“見證者”，他們的記述若不足信，則曆史文獻将皆不足征信矣。[15]而若認同他們的記述可以尊信，則我們關于考辨《古文尚書》的邏輯基點的選擇就隻有一種，即前面所言的“甲真乙僞”，從而排除“乙真甲僞”和“甲乙皆僞”的可能。

關于孔壁《古文尚書》十六篇具體篇目的最早記載見于鄭玄《書序》，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虞書”條下曾引述之，此十六篇之篇目為：《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诰》、《鹹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囧命》。

（三）孔穎達《古文尚書》十六篇為“張霸之徒”僞作說

東晉梅赜所上《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即今傳《尚書》孔傳，據稱傳自西晉鄭沖，鄭沖之前未有任何相關傳承譜系，漢魏以前之人皆未曾見，此種情況豈不啟人疑窦？但唐代大儒孔穎達等人卻信其所當疑，而疑其所當信，并借朝廷功令推行其所定之本。孔穎達于《尚書注疏·原目》“《堯典》第一”條下說：

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鄭玄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别錄》雲“五十八篇”。《藝文志》又雲“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别錄》，班固作《藝文志》并雲此言，不見孔《傳》也。

孔穎達以東晉梅赜所上《古文尚書》五十八篇為孔壁真古文，謂西漢諸儒知有其篇數而不曾見其書，于是有“張霸之徒”僞造《古文尚書》二十四篇（合《九共》九篇為一篇，即是十六篇）。當時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伏生今文《尚書》已由二十九篇分成三十四篇，亦即後來鄭玄為之作注者。二十四篇合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鄭玄号稱師祖孔氏《古文尚書》，而所注亡逸之篇與梅赜獻上《古文尚書》不合，但所分之三十四篇，卻與大、小夏侯與歐陽所傳之今文《尚書》的篇數相同。因而孔穎達質問：“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并與孔異，篇數并與三家同？”孔穎達認為鄭玄在今文《尚書》三十四篇之外“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而此僞書二十四篇，乃“張霸之徒”所僞造。又此僞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合以一篇計，即是十六篇。因此，孔穎達提出，劉向、劉歆、班固諸儒所稱《古文尚書》“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徒”僞造之書，非孔壁之真古文。

關于西漢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之事，《漢書·儒林傳》有明白的記載：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時大中大夫平當、侍禦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并謀反，乃黜其書。

班固記述，西漢成帝（公元前32～前7年）時，張霸曾僞造《尚書百兩篇》獻于朝廷，漢成帝命人以中《書》校之，結果當下便被識破。這裡的關鍵人物應是劉向，當時劉向領校秘書，而用以校對的所謂“中《書》”，當即是孔安國家所獻之《古文尚書》。由此可見，張霸其人與孔氏《古文尚書》并無關涉。而孔穎達悍然提出所謂《古文尚書》十六篇（或二十四篇）乃“張霸之徒”所僞造，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之徒”所造之僞書，其所謂“張霸之徒”雲雲，語意頗為含糊，它可以解釋為張霸一類人，未必定指張霸其人，由此亦可見其并無确鑿的根據，而純屬主觀臆斷。這裡，孔穎達作了一種旋轉乾坤的解讀，事實被完全颠倒過來，即東晉梅赜所獻《古文尚書》為真孔壁《古文尚書》，而劉向、劉歆、班固所稱之《古文尚書》十六篇乃張霸一流人所造之僞《書》，這一觀點也正是我們上面所說的“乙真甲僞”說。問題是：劉向、劉歆、班固諸人是否親見或确知有《古文尚書》十六篇？如果他們親見或确知有《古文尚書》十六篇，那他們所知見者是真《古文尚書》，還是僞《古文尚書》？第一個問題應該是肯定的，《漢書·楚元王傳》：

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因為《古文尚書》十六篇實有其書，所以劉歆才上疏建言将之列為學官。此是劉歆親見或确知有《古文尚書》十六篇的有力證據。但這《古文尚書》十六篇為何便是張霸一流人所造之僞《書》呢？又是誰獻上朝廷的呢？此《古文尚書》十六篇又與太史公《史記》所說的“逸《書》得十餘篇”是不是一回事呢？凡此之類，孔穎達皆避而不談。而他認定《古文尚書》十六篇是僞作的根據，便是劉向、劉歆、班固所稱之《古文尚書》十六篇，“不見孔《傳》也”。是孔穎達已認定“孔《傳》”為真，因而劉向、劉歆、班固所稱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必為僞《書》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之影響可謂大矣。明之陳第、清之朱鶴齡等深信其說，陳第《尚書疏衍》卷一謂：“劉向作《别錄》、班固作《藝文志》及《後漢書·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皆張霸之僞《書》，非安國之古文。……孔颕達所考，而詳其颠末如是，則見斯文興廢不偶然也。”朱鶴齡《尚書埤傳·卷首》亦謂：“劉向《别錄》、班固《藝文志》、《後漢（書）·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張霸僞《書》也。”與孔穎達所不同的是，孔穎達說《古文尚書》十六篇是“張霸之徒”的僞作，而陳第、朱鶴齡則坐實為西漢張霸的僞作。而張霸實為《尚書百兩篇》的僞作者，當時即被識破，而與《古文尚書》十六篇全無幹涉。

以我們今天的觀點看，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關于《古文尚書》幾乎衆口一辭的記叙，其史料之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這些史料無異是“孔壁《古文尚書》”的身份證明。而“孔壁《古文尚書》”的一個鐵定标識，即它是“十六篇”。後世忽然有一天，冒出一部書，也自稱是“孔壁《古文尚書》”，但它是“二十五篇”，具體篇目也大有出入。這樣一份身份證明與兩漢史書印證，全然不合，卻來争“孔壁《古文尚書》”的名份和地位，能争到嗎？如我們所知道的，唐代孔穎達等人幫它争到了。孔穎達憑借奉敕纂修經傳注疏的權威，竟将這樣的“鐵案”粗暴地翻轉過來。真的變成了僞的，而僞的變成了真的，千百年間積非成是，沉冤不明，人間之無真理，孰大于是！

三 “先漢真孔安國之僞書”與“東晉假孔安國之僞書”

《尚書譜》與《尚書考異》兩部書，今皆以為梅鷟所撰。兩部書的觀點有相同之處，即認為無論西漢所出《古文尚書》十六篇或東晉所獻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皆為僞作。這一觀點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甲乙皆僞”說。然而兩部書的觀點又有不同。其不同點在于，《尚書譜》認為，西漢所出《古文尚書》十六篇乃是孔安國本人的僞作；而《尚書考異》似乎受了孔穎達的影響，認為《古文尚書》十六篇是張霸的僞作。兩種觀點的差别是很大的。為什麼兩書觀點會有這麼大的差别？當然我們可以解釋是作者思想前後有所變化。但作者思想有如此大的跳躍，亦頗令人産生疑問。而另一種可能則如筆者前面推測，《尚書考異》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則可能是補苴續成者。

梅鷟《尚書譜序》謂：

（漢）高祖……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名安國者，專治古文，造為僞書，自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顯行于世，革成周之籀篆，友蒼颉之科鬥，誣厥先祖父以不“從周”之罪，此豈近于人情？且辭陋而諸所引悉不在，故僞敗而書廢。……底東晉時延四五百年間，稱高士曰皇甫谧者，見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記《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遂獻上而施行焉。搜奇摘異著于篇，諸引無遺，人遂信為真安國《書》。

又《尚書譜》卷二《孔安國專治古文譜》謂：

吾意安國為人，必也機警了悟，便習科鬥文字，積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經既以古文書之，又日夜造作《尚書》十餘篇雜之經内，又裂出正經數篇以為伏生老髦之誤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書》，吾以今文讀之。是始以古文駕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實，其計可謂密矣！曾弗思聖祖哲孫曷嘗反古道、革時制，自食其言也哉！

在梅鷟看來，所謂《古文尚書》，一開始就是一個烏龍事件。孔安國雖然号稱聖人裔孫，但卻是個頭号的造僞者，他精心設計了一個大騙局，首先他花了許多時間學習遠古時代蒼颉所造之科鬥文字（梅鷟關于“科鬥書”的理解，我們留待後面專門讨論），然後用此文體重新書寫伏生《尚書》二十九篇，又另外趕造出十餘篇雜列各篇之中，而成所謂《古文尚書》。書成後，又稱以“今文讀之”雲雲。梅鷟替孔安國“設計”了這樣一個造僞計劃之後，然後評論說：“始以古文駕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實，其計可謂密矣！”在梅鷟看來，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諸大儒皆被此老所蒙騙。考證之學若流于無根據的猜度，則一切結論都有可能達成。反觀梅鷟此論，武斷臆測，不啻天方夜談。

而《尚書考異》作者則以為《古文尚書》十六篇以及東漢杜林于西州所得之漆書《古文尚書》乃是張霸所僞造。兩漢關于《古文尚書》的記載，第一，有所謂孔子屋壁發見之“《古文尚書》十六篇”，由孔安國傳于都尉朝、都尉朝傳于庸生等，後又由孔安國家獻于朝廷，藏于中秘。第二，杜林得之于西州的“漆書《古文尚書》”，賈逵、馬融、鄭玄等曾為之作訓注。我們不知此兩種《古文尚書》是一是二。但東漢賈逵既是孔安國《古文尚書》十六篇傳承譜系的一個環鍊，又曾為杜林所得之漆書《古文尚書》作訓，此兩書當有共同的源頭。可能正因為如此，《尚書考異》作者将孔壁《古文尚書》十六篇與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合并而論，認為兩者同出一源，即都是張霸的僞作。《尚書考異》批評《隋書·經籍志》的作者把東晉梅赜所上者誤為孔子屋壁《古文尚書》，而以杜林所得之“漆書《古文尚書》”為漢張霸所僞作者。他說：

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寬、尹敏、蓋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玄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遂誤以都尉朝、庸生所傳者為東晉梅赜所上，而以杜、賈、馬、鄭所傳者，然後為張霸僞《書》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者為即梅赜所上，而不知孔僖紹孔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實即十六篇張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則《隋·志》之失昭昭矣。

《尚書考異》作者稱“孔子屋壁古文尚書十六篇”為“先漢真孔安國之僞書”，即西漢“張霸之徒”所造之僞書，而東晉梅赜所獻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東晉假孔安國之僞書”，即晉人托西漢孔安國之名所造之僞書。

自安國古文未出之先，（伏生所傳）《尚書》正經單行于世，如日月之麗于天，無一蔽虧。及安國古文既出之後，……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異之說，及經書所引皆不在其内，以故當時老師宿儒尊信正經，不肯置對苟從，據理辨難，不肯奏立學官。雖以劉歆移書之勤，猶嘩攻不已。其間或滅或興，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書遂不顯行于世。然其遞遞相承，蓋可考也，此先漢真孔安國之僞《書》。……至東晉時善為模仿窺竊之士，見其以訛見疑于世，遂搜括群書，掇拾嘉言，裝綴編排，日鍛月煉，會粹成書，必求無一字之不本于古語，無一言之不當于人心，無一篇之不可垂訓誡。凡為書者二十五篇。……此東晉假孔安國之僞《書》。[16]

在我們看來，《尚書考異》作者關于“孔壁《古文尚書》”為張霸所僞作的說法，殊無根據。他的這一看法乃受唐孔穎達《尚書正義》之影響。

但《尚書考異》作者強調晉人梅赜所獻《古文尚書》尤為僞作，前者是“先漢真孔安國之僞《書》”，而後者為“東晉假孔安國之僞《書》”。東晉人的作僞手段比之西漢人張霸要高明許多，以緻很難為學者識破，雖英偉間生之才“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為此，《尚書考異》作者特申明其從事《古文尚書》辨僞的理由說：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貴乎儒者之釋經，在能除聖經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雜嘉谷，魚目不得以混明珠，華丹不得以亂窈窕焉耳。今反崇信僞書，以囚奴正經。予畏聖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異》，使學者渙然知蔽塞之由，然後知餘之恢複聖經，蓋有不得已焉，而非苟為好辨者也！[17]

《尚書考異》作者抨擊晉人所獻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是“秕稗雜嘉谷”、“魚目混明珠”、“華丹亂窈窕”，而以考辨僞書、“恢複聖經”之衛道者自居。

四 辨“孔安國《尚書序》”之僞

孔安國《尚書序》，自清以來，學者稱之為“僞孔序”。在南宋之時，朱熹已經懷疑此序是晉人的僞作。但朱熹本人以及後世學者并未作認真的分析與批評，有之，則自梅鷟始。梅鷟分析、批評此序，首先是指出其“妄誕”不經，不合邏輯。如此序開頭便說：

古者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犠、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是故曆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依此《序》而言，中國早在遠古的伏犠氏時期就已經有了書契文籍。這有什麼根據呢？原來《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雲：“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常之典。”馬融雲：“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外《周禮》中又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之語，鄭玄為之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如此一來，“三墳”便是“三皇”之書，“五典”便是“五帝”之書。而《尚書序》所做的進一步推斷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由于“三墳”、“五典”為“上世帝王之遺書”所以“曆代寶之，以為大訓”。此《序》又以孔子後裔的口吻說：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讨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訓、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尚書序》作者叙述至此，便矛盾百出了。既稱“三墳”、“五典”為“上世帝王之遺書”，“曆代寶之，以為大訓”，那孔子又憑什麼“讨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呢？梅鷟于此批評說：

既曰“言大道”、“言常道”、“曆代寶之，以為大訓”矣，又曰“讨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則于“言大道”者盡見删去，于“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于“曆代所寶，以為大訓”者，亦為寶非其寶，而不足以為訓；所可寶訓，獨二典耳。豈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

事實上，前代儒者已經注意到孔《序》自相矛盾，如二程說經就曾極力彌縫其失。二程說：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記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18]

梅鷟對此回應說：“審如程子之言，則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讀，疏粺并蓄，此又不通之論也。”梅鷟以為，從孔子的一貫精神看，孔子強調“述而不作”，主張學貴“多識”，必不會将體現“大道”、“常道”的上古珍貴文獻輕率删芟。他說：

殊不知吾夫子之贊《易》也，雖穆姜之言，亦在所取，況“八卦”之說，豈忍盡刋？誦《詩》也，雖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況九州之志，豈忍盡除？誰謂聖人之聞孫也，而有如此立論哉！

《左傳·襄公九年》記魯宣公夫人穆姜生前之言：“《周易》曰：随，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穆姜在孔子之前，而傳說為孔子所作“十翼”之一的《文言傳》有幾乎一緻的言論。梅鷟謂孔子作《文言傳》，有取穆姜之言。他以此反證如“八索”果為“八卦”之說的來源，孔子怎麼會将它盡行刊落呢？同理，孔子強調誦《詩》可以識鳥獸草木之名，“九丘”既然聚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的資料，孔子又怎麼會将它盡行刊落呢？梅鷟因而質問做為孔子之“聞孫”的孔安國，怎麼會有如此不合邏輯、不合事理的拙劣立論呢？孔《序》又謂：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鬥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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