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曆史鼎革，其中周滅商的牧野之戰已經被古史文獻和考古發掘的雙重證據所印證。陝西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利簋甚至還詳細記錄了武王伐纣發生在甲子日的清晨，并且這場改朝換代的大戰僅僅進行了不到一天就結束了。

但關于商滅夏的鳴條之戰，卻隻見文獻記載而未有實質性的考古發現。但即使是文獻記載，關于夏朝晚期的曆史也是相互抵牾、錯漏，鳴條究竟在哪裡，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議。

商朝中晚期的曆史梳理，得益于殷墟小屯的考古發掘和大量甲骨蔔辭的出土，也正是甲骨文對商朝曆代先王的記述和《史記》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讓一衆學者們堅信：既然《史記·殷本紀》中所記載的商代世系得到了證實，那麼《史記·夏本紀》也應當是可信的。

1959年，著名史學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師二裡頭村發現了一種介于中原龍山文化（新石器時代）和二裡崗文化（商朝）的考古學文化，根據發現的1号宮殿基址，徐旭生和夏鼐兩位考古界泰鬥都認為“二裡頭可能為商滅夏後第一個帝王成湯的都城西亳”。

但1977年以後，随着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考古發掘，事情出現了反轉。由于鄭州商城的二裡崗文化從年代上早于殷墟（商朝中晚期）文化，而晚于二裡頭文化，且二裡崗文化被認定為商朝早期文化，那麼比商朝早期還要早的考古學文化，自然就是夏朝的遺存。另一位考古學泰鬥人物鄒衡即在此基礎上提出“二裡頭遺址為夏都”。

此後的數十年裡，“二裡頭夏都說”成為了主流之說。

然而到了2005年，事情再次出現驚天大逆轉。測年專家通過高精度的碳十四檢測發現，二裡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

而衆所周知，夏商周斷代工程根據商王世系推算的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二裡頭精确測年數據的得出，雖然無法完全否定二裡頭不是夏朝遺址，但卻印證了二裡頭文化在時間跨度上兼跨夏商。

2019年，随着二裡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落成，看似“二裡頭夏都說”已經蓋棺定論，但仍有不少考古專家不建議把“二裡頭”和“夏都”之間建立聯系，比如曾任二裡頭考古隊長的許宏教授。

“二裡頭”是考古學稱呼，是考古工作者根據小地名命名考古遺存原則的起名慣例，以其發現地二裡頭村來命名為“二裡頭文化”。

由于至今沒有發現類似于殷墟甲骨文那樣的自證文字，所以，人們無法弄清創造這個遺存的究竟是哪個群體。唯一能夠通過考古學印證的是，二裡頭文化結束了新時期時代各個地理單元文化傳統（比如陶器）互異的狀況，出現了跨地域傳播整合的迹象，而且還有了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兵器群，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

這也就意味着，二裡頭時代的确已經建立了廣域王權，進入了考古學上所謂的“青銅時代”。

那麼既然二裡頭的考古發現已經證實了此時進入了國家文明階段，為什麼不能說它是夏朝呢？

這就涉及我們接下來要說的“夏都”問題。“夏都”即夏朝都城，這是個曆史學（或者文獻學）叫法，正因為文獻裡記載了夏朝，所以建有大型宮殿遺址的二裡頭文化核心區域自然就是夏朝的都城。

但既然明确二裡頭遺址是夏都，并且從絕對年代上講二裡頭遺址是夏朝滅亡前的中晚期都城所在地，那麼它的正式稱謂應該是“夏都斟鄩遺址”（《史記》：“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才對。

或者幹脆隻從考古學角度命名，也應該像“殷墟遺址”一樣叫“夏墟遺址”。

之所以二裡頭的考古發現會讓一衆考古專家出現一會說它是商都、一會又說它是夏都這種蒙圈情況，其實根源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沒有自證文字。

加上二裡頭四期文化和二裡崗下層一期文化在時間上存在重疊，所以，即便二裡頭文化早于二裡崗商文化，但也無法百分之百确定早于二裡崗商文化的就一定是夏文化。

因為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二裡崗商文化還沒有早到涵蓋整個商朝前期，假設二裡崗最早隻到了商朝中前期，那麼早于它的二裡頭文化歸屬也同樣有可能是先商或者商湯、外丙時期的文化。

二裡頭文化共被劃分為四期。宮殿建築和宮廷禮制發端于二期（前1680—前1610年），也就是從這個時間段開始，二裡頭具備了廣域完全都城的特征。

但奇怪的是，從二裡頭二期到三期（前1610—前1560年）、四期（前1560—前1520年）時，二裡頭遺址宮殿規模依然在擴大，還出現了多重院落。從二期到四期，二裡頭聚落的人口在不斷增加，貴族群體和服務于貴族的手工業作坊依然存在，四期時制作的青銅器愈發精良。

要知道，在二裡頭文化四期時，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已經崛起。如果二裡頭遺址是夏朝晚期都城的話，那麼考古發現中的夏都沒有任何王朝衰亡迹象，沒有出現像陶寺、殷墟那樣的毀墓棄城的暴力破壞，反而越發興盛，發展連續，甚至到晚期時還在大興土木。

不僅如此，二裡頭文化四期發掘出土的曲内戈和長身戰斧，經材質成分和刃部頓挫分析，得出屬于非實戰用的儀仗用具結論。

種種發現，與文獻記載中的商湯滅夏伐韋、顧，戰鳴條，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的軍事奪權完全不同。二裡頭不僅沒有遭到軍事破壞，甚至沒有做任何防衛準備。

難道二裡頭原本就是商人城邑，故而才沒有發現王朝更疊的蛛絲馬迹？

雖然單純從考古學角度講，無法百分之百确定早于二裡崗文化的二裡頭文化一定是夏文化，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二裡頭創造的廣域王權和二裡崗創造的廣域王權略微有些不同。

二裡崗文化早段分布範圍比較小，沒有達到二裡頭文化興盛時期的傳播範圍，很難想象在沒有遭遇大的變故情況下，同一個王朝的中期會比早期發展更像是“從頭再來”。

所以，即便沒有十足的證據，我依然相信，二裡頭遺址應當是夏朝遺迹，所缺的，隻是一份自證材料罷了。

事實上，夏商的鳴條之戰，鳴條究竟在哪，雖然還有争議，有記載說在山西夏縣，也有說在河南封丘，但唯獨沒有說在偃師二裡頭的。

這恰恰說明，夏商的大決戰，并未發生在二裡頭。而《清華簡·尹至》中關于商湯伐夏之戰曾提到“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偃師商城距二裡頭僅數公裡，鄭州商城則在二裡頭東，二裡頭并不符合商湯對夏軍主力的進攻路線，表明偃師二裡頭一帶的确沒有發生大的軍事戰鬥。

如果夏朝末代君主夏桀和夏軍主力皆不在二裡頭的話，那麼商湯也就沒有必要武力進攻二裡頭都邑，“和平演變”更容易減少夏遺民和貴族階層的抵抗。

所以，夏朝的滅亡，是夏桀帶領的主力脫離了都城後被商湯殲滅的。

至于夏桀為何離開二裡頭而赴鳴條與商湯交戰，或許是出于大都無邑（三代之前都城皆不修外城）的軍事考量，需要依靠一處險要據守（如鳴條），或許是由于内部貴族的反叛（如纣王就遭遇了殷商貴族的反叛）被迫出走。

至于決定夏朝命運的鳴條究竟在哪裡，我們留待下期文章再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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