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春娟（山東财經大學副編審）

《蒲橋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散文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這是他新時期以來出版的第五本書。此前已出版了小說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創作談《晚翠文談》、各種體裁的合集《汪曾祺自選集》四種。

因剛出版不久的《晚翠文談》《汪曾祺自選集》都銷量慘淡，汪曾祺對這本散文集的行情并沒有很高的預期。他在1988年8月7日緻《汪曾祺自選集》的編輯彭匈的信中說：“印數隻有2450冊，真慘。……現在征訂數如此之少，出版界真是遇到了空前的困難。漓江一定為這本書賠了不少錢，我心裡真是不安。”同一信中又說：“散文集已交作家出版社。書是他們約的，但一定也很為難。現在出書難，連王蒙的書也躺在人文的抽屜裡睡覺。”這裡所言散文集就是《蒲橋集》。

《蒲橋集》初版封面

正是在《蒲橋集》的封面上，他應出版社之邀，以第三人稱，寫下了詞采飛揚、堪稱經典的廣告詞：

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

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緻。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态度親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初春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因總被問起是誰寫的，他在後來的《文集自序》中招認：“廣告是假裝别人寫的，所以不臉紅。如果要我自己署名，我是不幹的。……是讓讀者了解我的‘散文觀’，不是我的成就，隻是我的追求。”

許是廣告詞的宣傳作用，許是“很深刻、很複雜的社會原因和文學原因”，或許更是汪曾祺散文本身獨具的魔力，這本散文集出其不意地火了。接連加印，到1992年10月已四次印刷，前後共印了13000餘冊。這着實讓汪曾祺很開心。二次加印他寫了“再版後記”，開頭便說：“《蒲橋集》能夠再版，是我沒有想到的。去年房樹民同志跟我提過一下，說這本書打算再版，我當時沒有太往心裡去，因為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不料現在竟成了真事兒，我很高興，比初版時還要高興。這說明有人願意看我的書。”其欣悅之情曆曆可感。

在書信中汪曾祺也将這份欣喜與親友分享。1991年1月28日緻黃裳的信中說：“作家出版社決定把這本書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書。一本散文集，不到兩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個後記，其餘改動極少。你如對版本有興趣，書出後當再奉寄一冊。”

1991年10月13日緻妹婿金家渝的信直言：“《蒲橋集》賣得很沖，出版社準備第三次印刷。”

在這本書的《自序》中有這樣的話：“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寫的時候，沒有想到要出一個集子，發表之後，剪存了一些，但是随手亂塞，散佚了不少。承作家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編一本散文集，隻能将找得到的歸攏歸攏，成了現在的這樣。我還會寫寫散文，如有機會出第二個集子，也許會把舊作找補一點回來。但這不知是哪年的事兒了”。

後來的情形應該是汪曾祺本人也沒有想到的。大概是受“賣得沖”的鼓勵，或者更是學養氣質的原因，還有“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首先把散文寫好”的創作主張，自此以後，他的散文創作進入高産期。他在寫于1992年的《文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版）中坦言：“這幾年情況變了，小說寫得少了，散文寫得多了，有一點本末倒置。……寫散文漸成我的正業。”

在1992年7月26日給陸建華的信中說：“我年内還要編三四本書：《汪曾祺散文随筆選》（遼甯）、《汪曾祺随筆精品》（陝西人民出版社）、《蒲橋二集》（作家出版社）……”

1993年5月16日緻黃偉經的信中說：“我近幾月連續編了我的五本散文集，整理江蘇文藝出版社要趕出的我的文集，又接連講課，開座談會，寫評論，搞得很疲乏。”

1994年6月2日給古劍的信中又說：“這二年寫散文較多，據有人統計，去年我出版散文達十五萬字。”

實際上，除了《蒲橋集》連印四次，他又相繼出版了數本散文集：《旅食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散文随筆選集》《榆樹村雜記》《草花集》《塔上随筆》《中國當代名人随筆·汪曾祺卷》等。這些集子都是在1992年、1993年兩年間集中出版，再加上《汪曾祺文集》（四卷），說這兩年是出版的井噴之年也不為過。

雖然寫得多，但他保持足夠清醒：“我的散文會源源不斷地寫出來，我要跟自己說，不要寫得太濫。要寫得不濫，沒有别的法子，隻有多想想事，多接觸接觸人，多讀一點書。”

總覽汪曾祺文學創作全貌，其小說創作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臻頂峰，其間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便可代表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也奠定了他在小說史上的地位。80年代中後期以後，寫散文不再是“捎帶腳”，而成主業，其散文創作的質量和數量遠超小說。在汪曾祺的文學園地中，小說和散文，同為兩株根深葉茂的大樹，各結奇珍異果，不分軒轾、平分秋色。

汪曾祺的每本散文集都寫有自序，1992年還為《當代散文大系》寫了總序。他的散文觀多體現在這些序言中。

他認為中國是個散文大國，曆史悠久。他梳理散文的發展脈絡，分析散文冷熱的深層原因，諸如文化的斷裂、社會原因、文學原因等。他贊賞“學者散文”，主張寫散文要接受民族傳統，“不接受民族傳統，簡直就寫不好一篇散文”。

對于散文的寫作，他反對過度抒情，“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他主張散文寫得随便些、家常些，但并不認為什麼樣的内容都可以寫進散文，什麼樣的文章都可以叫作散文，“散文總得有點見識，有點感慨，有點情緻，有點幽默感”。

他是不苟且的，他的标準是極高的。他在1993年曾寫過《散文應是精品》一文。這是他的散文觀，更是他的創作宣言。這也是他的散文經得住時間淘洗的真正原因吧。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06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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