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曆史博物館藏西漢瓦當“永受嘉福

這張瓦當的照片，是筆者去年在陝西省曆史博物館拍的，上面的文字是什麼，看的出來嗎？永嘉郡名的由來，很可能就與它有關。因為這方兩千年前的西漢瓦當上的四個鳥蟲篆文字是“永受嘉福”，這不就是“永嘉”得名的由來和出處嗎？

北大圖書館藏清代”永受嘉福“瓦當拓片

瓦當，是古代中國建築屋檐頂端的蓋頭瓦，位于筒瓦之端，椽頭之上，專用于蔽飾屋檐出頭之木（班固《西都賦》有“裁金璧以飾珰”句），兼具實用性、美飾性、藝術性和标志性功能。人們常說秦磚漢瓦，并不是說漢代才有瓦和瓦當，而是說漢代是瓦當工藝發展的鼎盛時期，達到了中國瓦當藝術的最高峰，不但大量出現用文字裝飾的瓦當，而且量多質精，時代特征鮮明，曆史内涵豐富，成為别具一格的文化藝術遺産。裝飾有篆書文字的瓦當，始于西漢中晚期，包括用于摹制印章的缪篆和繁複難辨的鳥蟲篆。

秦磚漢瓦博物館藏”營丘後府“瓦當

秦篆漢隸，作為瓦當上的裝飾性文字，與漢代流行的隸書字體相比，篆書結構具有象形性，“象形者，畫成其物，随體诘诎”；而且篆體都是中鋒起止無明顯波磔，筆畫的轉折有别于隸書的方折，皆為圓轉，空間處理的自由度高，且與圓形的瓦當相适宜。西漢時期，郡縣和朝廷文史官員的選拔，是根據《尉律》所要求的：“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書或不正，辄舉劾之。” 所謂“八體”系指秦代八種書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鳥蟲篆（蟲書）的名稱源于《說文解字》，并被許慎列入“八體”之一，是一種由篆書演變而來的美術字體，屈曲盤繞，線條迷人，筆畫皆巧妙地美化成魚蟲鳥獸的變形體，因之得名，它是“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郭沫若）。西漢瓦當上的鳥蟲篆“永受嘉福”，右上左下順讀，形若團花,圖紋化的篆字，線條彎曲盤繞，富麗俏美，相較繆篆文字，顯得神秘詭奧且更具情趣與魅力，從而達到了裝飾形式與文字内容的完美結合。這種由漢代精通文字學的人寫好原稿，再交由工匠利用模具制作完成的細膩繁複的鳥蟲篆瓦當，今人很難辨識，不但我們現代人如讀天書，就連古代文字功底深厚的金石家、瓦當收藏家也常常看走眼。

清乾隆程敦《秦漢瓦當文字》中“永受嘉福”瓦當拓片及說明

瓦當的研究與收藏，始于北宋，盛于清代，像陳介祺、羅振玉等文化大家都傾心于瓦當的搜集與研究，并形成專題著錄。如乾隆年間程敦編撰刊印的《秦漢瓦當文字》，收錄了兩枚分别從兩位金石收藏家手中重金購得的西漢“永受嘉福”瓦當，但對這四個字的考據辨識，卻是一波三折。原來的金石藏家俞太學認為瓦當上的字是“椒風嘉祥”，因漢妃昭儀所居之舍名“椒風”，程敦則認為是“迎風嘉祥”，因為漢代有“迎風宮”。成書後，程氏将書稿寄給金石學家鄭耘門閣學求正，鄭解為“永受嘉福”，遂成定說。程敦不掠人之美，将鄭寫給自己的“解惑信”作為附件刊于卷首，以實事求是的治學态度如實記述了這番辨字的樂事、趣事，堪稱收藏界的一段佳話。《附鄭閣學耘門先生與敦書》曰：“承惠示秦漢瓦當文字，所載迎風嘉祥瓦，釋為未風嘉祥，固非然；謂迎風嘉祥亦恐未确。細玩，首一字乃永字甚明白。次一字上從爪，下從又，乃受字，唯⺈下似多一畫，曾見漢銅印有‘陳受私印’，受字亦多一畫，則為受字無疑……以永受嘉福釋之。蓋自三代以緻秦漢，每有制作款識，率取吉祥語，不必定署宮殿名也。”詳細解說了該瓦當文字辨認的過程與依據，并特别強調秦漢時期皇宮大殿上的瓦當文字，并不一定都以宮殿名冠之，而多為吉祥語。平心而論，我們溫州人和現在的永嘉人還真得要好好感謝鄭耘門閣學，若不是他以深厚的文字學功底所作的認真解讀，我們還真不知道當年東晉皇帝為什麼要用“永嘉”來給永嘉郡命名了。

程敦《秦漢瓦當文字》卷首所附鄭耘門信件

顯然，“永受嘉福”，就是一個寓意十分美好的、祈福消災的吉祥語，其本意并非水長而美。鳥蟲篆瓦當作為漢代皇家建築上的重要構件，堪為建築物所屬類型或建築物主人的标志。推測“永受嘉福”是為漢代地位高貴的女人修建的宮殿的專用瓦當，這種茂密有緻、千姿百态，極具美飾效果的鳥蟲篆文字不但體現了女性美、柔性美，而且文字本意也表達了她們希望能夠永遠受到帝王的寵信和恩澤。西漢另一方著名的鳥蟲篆瓦當是“營丘後府”，“營丘”即今臨淄，漢高祖劉邦封其庶長子劉肥為齊悼惠王，都臨淄。“後府”乃後宮之意，故“營丘後府”應是齊王後宮麗人居所的裝飾瓦當和标志性瓦當。此外，收藏史上著名的、曾被認為是趙飛燕玉章的漢宮女官印“婕妤妾娋”，印文采用的也是鳥蟲篆，與“永受嘉福”如出一轍，婉轉奇麗，繁飾巧妝。

方介堪

方介堪的鳥篆文“俏也不争春”（下）深得漢宮女官印“婕妤妾娋”（上）之三昧

晉室南渡，定都建康（南京）後的第6年，即東晉明帝太甯元年（公元323年）始置永嘉郡，東瓯故國第一次有了自己明确的區域歸屬和行政建制，是為溫州的前身（隋文帝開皇五年，永嘉降格為縣名）。永嘉郡的命名，很可能是受到西漢瓦當上“永受嘉福”的吉祥頌禱之辭啟發，名出有據，順理成章。《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雲：“其詩曰：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可見，“永受嘉福”不但是祈福吉祥之語，也是剛剛飽經“永嘉之亂”、痛失中原的司馬氏所樂見、所期盼的美好願景。“永嘉”，曾是西晉懷帝的年号（307-312年），永嘉5年，爆發“永嘉之亂”，并直接導緻西晉于316年滅亡和晉室棄（琅琊）郡南渡。殷鑒不遠，所以，東晉皇帝祈求天下“永受嘉福”是一種真性情的流露。“永嘉”，作為一個美好吉祥的詞語，很受帝王的青睐，早在東漢時期（145年），就被3歲皇帝沖帝劉炳用作為年号，可惜隻用了不到半年時間就夭折了。但另外一位曾以“永嘉”為年号（1110-1128年）的皇帝，卻是長命百歲，這就是金庸《天龍八部》裡段譽的原型、大理國宣仁帝憲宗段正嚴，活了94歲，在位38年。“永嘉”能反複被皇帝用作年号，皆因其本意乃“永受嘉福”也。南宋度宗登基為帝（1265年）之前，還曾于寶祐元年（1086年）被封為永嘉郡王。雖說永嘉（溫州）隻到過一位皇帝，但卻成了三個皇帝的年号和一個皇帝的“潛邸”名，這也算是另一層意義上的永受嘉福了。

方介堪的漢篆風格作品”庚寅孟夏佛弟子永嘉方巖介堪父謹篆“

“永受嘉福”瓦當共有三種樣式。第一種“田字形”，在四字中間用“十”字界線将其分割為四個部分；第二種是“日”字形，僅用一條橫線将其分割為上下兩個部分；第三種則無分割的直線，隻是中心有一個突出的小乳丁（程敦書中的另一枚“永受嘉福”拓片就屬于第三種），從而營造出不同的視覺裝飾效果。此外，也說明當權者對鑄造“永受嘉福”瓦當是很上心、很重視的，不然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工刻制。由于鳥蟲篆字體纖細，刻版制模難度大，易于損壞，以緻需要多次鑄造，樣式不同，字體也略有不同。田字形分割的“永受嘉福”瓦當很可能是最新、最完美的構圖樣式，故最為常見。

西漢瓦當”永受嘉福“（無分割線的款式）

将文字和鳥蟲的形狀相結合的鳥蟲篆，屬于先秦篆書的一種變體和金文中的特殊美術字體，是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楚、蔡、宋等南方諸國受百越民族的影響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字體。越人斷發文身，以鳥為圖騰，故好鳥紋(北人獸紋)，并創新、移植于青銅器、漆器上作為文字裝飾，如現藏荊州博物館的越王勾踐劍上的銘文，“越王鸠潛（勾踐），自乍（作）用劍”，就是鳥篆。到了漢代，鳥蟲篆主要應用于瓦當和私人印章之上，最早的鳥蟲篆印章就是摹秦傳國玉玺印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荊州博物館藏越王勾踐劍上的鳥篆文

明代末年，富有創新意識、并精通古籀的徽州印人何震（1522-1604年），曾借鑒古人手法，用鳥蟲篆篆刻了一方“登之小雅”的白文印，卻被同時代的大印學家、成書于1619年的中國第一部《印書》的作者朱簡斥之為“謬印”和旁門左道加以否定，以緻令鳥蟲篆銷聲匿迹達三個世紀。直到溫州出了個方介堪，才令鳥蟲篆重出江湖，成為現代篆刻的一大門派。上世紀20年代，自稱永嘉人的方嚴（介堪）赴滬遊學期間，遍覽“印”功秘籍，勾摹秦漢古玺篆文數百方，立志打開鳥蟲篆入印的“任督二脈”，并得大畫家張大千、謝稚柳的傾力發功支持，終成讓前秦和漢代的鳥蟲篆在現代得以複興的開派鼻祖和中國篆刻泰鬥級人物，“積以時日，精益求精，遂使方氏的鳥蟲篆印形成雅妍、鮮靈、精嚴、甯靜的獨特風格，開三百年來未有之新天”(韓天衡)。現代篆刻作品中，模拟漢代瓦當篆字風格入印的，也時有所見。

原日本藤田美術館藏西漢“漢并天下”和“永受嘉福”瓦當硯

西漢鳥蟲篆“永受嘉福”瓦當，雖然其貌不揚，灰頭土臉，但卻大受國家博物館和各大博物館的青睐，甚至連拓片也彌足珍貴。2017年3月，紐約佳士得将日本藤田美術館于1940年前入藏的、已改制為硯台的兩方西漢瓦當，“漢并天下”和“永受嘉福”，拍出112500美元高價，超出估價10倍，其珍稀寶貴之程度，略見一斑。

本文載《今日永嘉》報2019年5月10日

轉載于胡說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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