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秦漢之後第二個建立了完整體系的帝國，這一體系的形成與北魏的積累密切相關，若無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後來的府兵制也就沒有存在的基礎；若無府兵制，西魏、北周絕無可能敵過擁有富饒黃河中下遊的北齊，更無可能統一北方，隋唐帝國也就無從談起了，更為重要的是在孝文帝激進的遷都漢化過程中，摸索出了一條外族與漢人融合的新道路，雖然埋下了分裂的隐患，但卻為後世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那麼這一切背後的深意到底是什麼呢？

北魏統治中原後，底層的經濟體系迅速從遊牧向農耕過渡。推動北魏經濟體系農業化的重要曆史事件，是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頒布的“均田令”。拓跋氏雖然在長城北部生活了很長時間，在農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在統治中原的時候，由于不理解漢人的社會制度，他們對統治漢人還是一籌莫展。

孝文帝拓跋宏畫像

據史料記載，拓跋氏初入中原時，就“驅夏人為肉籬”，即将漢人作為戰場上的人肉護盾。他們認為漢人的作用無非就是在戰場上築起“肉籬笆”。“均田令”改變了外族對漢人的基本态度，開始将其用于農業生産。

拓跋宏所制定的如此高瞻遠矚的制度必然需要大量前提，朝廷一定要深刻地了解農業的生産形式，其次還要對漢人的生産方式和社會關系有一定的認識，同時還要了解當時的土地分配狀況。

北魏武士立像

“均田令”的内容很簡單，就是“按口授田”，凡是朝廷的百姓，都有授田的權利。十五歲以上男子，政府給予“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女子則是“露田”二十畝，沒有“桑田”。“露田”賦予土地使用權，人死後土地歸還給國家；而“桑田”是“永業田”，屬于私人，可以買賣。人們得到土地，也有相應的責任，用勞動所得來繳納田賦，用布匹來繳納戶調，還要用勞動力為朝廷提供力役。

古代農耕場景

表面看起來很簡單的一項政策，但背後的思想卻相當複雜。孝文帝之所以能實行“按口授田”，就是因為北方土地遼闊，人口稀少，而這一點也是拓跋氏統治中原後，無意中創造出來的。拓跋氏統治時期，為了保持與在塞外一樣的機動能力，占據了大量的農田用來狩獵和放牧，繼續訓練戰馬。更早的原因是由于漢末開始的長期戰亂，導緻大批北方人口死亡或遷移。

隻有在土地沒有主人的情況下，國家才能進行土地分配。“均田令”的背後的深謀遠慮，不是實行“打地主、分田地”，而是分荒地。“均田令”并沒有涉及到土地的再分配，這是政策得以實施的關鍵所在。

北魏統一北方之戰

土地問題曆來是最棘手的問題，沒有幾個政權能承受得起土地再分配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在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上，朝廷的幹預力度很小，王莽極力提倡“王田”，利用朝廷的權力進行“限田”，激起了強大的反抗浪潮，最終導緻了新朝的覆滅。

“均田令”避免了土地再分配，實行起來也比較寬松。把“寬鄉”與“狹鄉”分開，地廣人稀的地方就是“寬鄉”，相反的就是“狹鄉”。“寬鄉”通常農業條件差，願意在這裡定居的人可以分到更多的田地，有些地方可以分到兩倍或三倍，農民可以實行休耕和輪種。“狹鄉”的情況正好相反，沒有大量的荒地來分配，因此，政府隻給“露田”，而不給“桑田”。

王莽畫像

這種方式雖然不會影響到豪族大地主的原有土地，卻會對他們的勢力構成威脅，自然會引起他們的不滿。朝廷給所有人土地就能吸引部曲和佃客，讓他們從原來的身份中解脫出來，到官府領取田地，成為朝廷編戶，而不是大戶人家的奴隸。

為此，“均田令”專門制定了“奴婢授田”的政策，奴隸雖然不是自由民，但也可以得到“露田”。不自由的奴隸自然無法掌控土地，隻能把土地交給豪族，顯然是朝廷對豪族的一種補償，讓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這樣一來，反對“均田令”的豪族就會少一些。

僅僅是土地的分配，還不足以讓一切井然有序，還需要配套的措施來保證。

太和十年（486年）出台了兩項配套措施，一項是“立三長”，設立黨長、裡長、鄰長。五戶為一鄰，二十五戶為一裡，一百二十五戶為一黨。目的是以土地為基礎重新構建社區，并建立社區管理機制。“三長”的工作主要是對戶口進行重新統計。如果缺少戶口資料和社區的組織與管理，“均田”的政策将無法執行。

另一項是“新戶調制”，即戶調标準大幅下調。原來一戶要承擔五匹絹和兩擔粟，而新的規定則是兩匹絹和一擔粟。減輕了負擔，讓依附大地主的農民，更加願意接受國家的授田。

宋、魏時期全圖

在“均田令”頒布（485年）的時候，北魏的戶調還不到二百萬戶，三十五年後朝廷掌握的戶數已經超過了五百萬。這并不是因為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因為授田使農民從國家看不到、不能控制的地方被拉了回來。

“均田令”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掌握更多人口。三十年間，自耕農的人數成倍增加，對國家的貢獻也随之增加，這一趨勢從量變到質變，最終改變了北魏社會的格局。

最基本的變化是拓跋政權原來隻是在戰争中利用漢人作為“肉籬”，現在他們發現，活着的漢人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五百餘萬戶農民是國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因此，北魏對農業生産的依賴程度也與日俱增。

孝文帝現在已經準備好實施他的下一項重要戰略：遷都。

北魏的國都平城，位于北部草原與農業的交界處。孝文帝于494年将首都從平城移至洛陽。遷都肯定是有很多因素的考量，“遷都”與“均田令”對北魏政權結構産生重大影響，表明北魏對中原的農業日益依賴。

柔然等部示意圖

首先是出于軍事原因。拓跋氏南下，柔然在北方草原興起，世祖伐柔然未成，隻能依靠長城防守。拓跋氏的實力越弱，柔然的實力也就越強，這對平城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經濟原因也不可忽略，拓跋氏定都平城後，許多人都來到周邊一帶生活，但平城根本經不起這樣的擴張，孝文帝即位之前，平城發生了數次糧食危機。

一方面是因為人口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生活的期望值提高了。孝文帝時期，朝廷每年都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牛車從南方運送糧草，使得國家的負擔變得愈加沉重，孝文帝不得不慎重地考慮遷都一事。

今日平城

除軍事、經濟方面的原因外，也有文化的原因。孝文帝最早的選擇不是洛陽，而是曹魏定都的邺城（河北臨漳）。邺城位于洛陽以北，其周邊的農業生産條件也較洛陽優越。自漢末開始，洛陽屢遭戰火蹂躏，經濟難以恢複。因此，僅就軍事、經濟而言，邺城的建都條件優于洛陽。

孝文帝在邺城修建到一半的時候卻改為定都洛陽，推動這種變化的是文化因素。拓跋宏認為自己已經不是一個鮮卑人首領，而是一個中國皇帝，有了統治北方的決心。

孝文帝遷都

“名不正則言不順”，拓跋宏一門心思要去洛陽，因為那裡是曆代帝王的居住地。他知道鮮卑人中，肯定有不少人不願意南下，所以他率領大軍南征南朝，讓所有人都覺得這是一次艱難的旅程，将士們開始猶豫，勸說拓跋宏不要再去南方了。拓跋宏裝作不情願的樣子，正好在洛陽停了下來。

既然是在南征，為了維護顔面，不能讓軍隊返回平城，正好決定留在洛陽。拓跋宏很清楚，留在平城會被鮮卑人的傳統勢力所束縛，他也知道遷都洛陽會引起很大的反抗，所以他一邊修建邺城，一邊将軍隊從平城調離，為遷都洛陽創造了有利條件。

遷都洛陽以後，他的政策取向十分明确，手段也十分強硬。他要迅速漢化鮮卑，與新統治地區的漢人建立聯系。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既有“禁胡語”，也有“禁胡服”。“禁胡服”不但禁止鮮卑服飾，也禁止其他各民族服飾。從視覺到聽覺，都是北魏王朝漢化的表現。

北魏出行陣俑

改姓和改語言有很大關系，因為“胡姓”實在是太顯眼了，一直以來都是漢人區别和歧視胡人的一個重要因素，不改姓，他們就不會受到漢人的尊敬。

“拓跋”是胡語的發音，他下诏說：“萬物之元”是“土”，所有的生命都是從“土”中衍生出來的，于是，他的姓就變成了“元”，拓跋宏變成了“元宏”，“拓跋魏”就變成了“元魏”。聖旨上寫得很清楚，“姓或重複，皆改之”，隻要不是單姓就得改，複姓顯然與漢人的習慣不符。

诏書上還說“魏之先”是“黃帝”之後，即把中原黃帝視為鮮卑始祖，這是一種極端的改革，目的是徹底改造鮮卑民族認同感。

北魏洛陽城示意圖

語言、服飾、姓氏，接下來是官制，按照西晉的制度将北魏的官職名稱全部漢化。其次是制定《魏律》，廢除了許多傳統的刑罰。《魏律》對《唐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是隋唐王朝從北朝繼承的一個重要元素。

孝文帝改革最深的應該是“宗廟郊祭”，因為這關系到祖先的身份，“西郊祀天”是鮮卑族的一種傳統習俗，但孝文帝卻毫不留情地廢除了“西郊祀天”，也就是抛棄了民族的信仰根基，取而代之的是“宗廟”和“太廟”。

鮮卑服陶傭

這種劇烈的變革，必然會引起很多人的不滿，這是孝文帝早就料到的。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漢化的反對者中，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他的兒子，太子元恂，對漢化的反抗傳播開來，不願意漢化的世家大族紛紛向太子靠攏，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元恂不喜歡漢人，也不适應南方的天氣，他一直想回到北方。有一次，孝文帝到嵩山祭拜，太子留守洛陽，而元恂利用這個機會将支持漢化的高道悅殺死，然後率軍返回平城。

北魏明堂公園

這其中的意思很明顯，太子不僅放棄了父皇交給他的任務，還去了北方的故都。孝文帝下旨，言詞極為嚴苛，廢了太子，然後賜死了他。

說白了，這就是一次失敗的政變。穆泰和陸叡在元恂敗亡後，想要在平城擁立新皇帝。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孝文帝在本質上已經成為了“外國人”，而一個“外國人”不能成為拓跋氏的領袖。後來穆泰與陸叡的叛亂被平息，拓跋氏内部才恢複和平秩序。

這一切，都是孝文帝為了漢化而付出的代價，失去了太子，甚至差點失去了皇位。那麼孝文帝又從中得到了什麼呢？

他得到了北方大族的支持。假如元宏原本是一個漢人，他以武力在北方建立了政權，可以對北方世家大族進行統治；世家大族雖然不敢作對，表面上和顔悅色，但實際上是不會真正合作。

北魏貴族出行圖

但元宏不是漢人，他在洛陽的做法獲得了漢人的認可，讓世家大族對他的态度大為改觀。元宏和他的兄弟都與北方大族聯姻，其中有範陽盧氏、清河崔氏、荥陽鄭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等。各大家族忌憚于鮮卑人的實力，所以并不反對與北魏皇室聯姻。

元宏在與世家大族聯姻的過程中，模仿漢人的門第架構，建立了鮮卑的貴族體系。他提出“自定姓族”的要求，區分出貴族和寒門，“鮮卑八姓”優先成立“姓族”。人才選用都用姓族來選拔。隻有“姓族”的後代才能坐上要職，不屬于“姓族”的人隻能在下層任職。

“鮮卑八姓”雖然是貴族，但在傳統的鮮卑社會中，他們與其他家族的差距并不大，沒有足夠的權力來壟斷官員的晉升。漢人的門第則是由家族發展起來的，當家族強大到一定的程度，為了利益，就會慢慢蠶食朝廷的力量，甚至壟斷和排斥其他人。

鮮卑姓氏漢化表

對比一下曆史，元宏的行為很古怪，“取才”的範圍被刻意壓縮，隻允許從這些“姓族”中“取才”。這樣的做法甚至違背了“取才”的初衷，“取才”的關鍵不是要挑選人才，讓他們為朝廷效力嗎？但這個體系首先要考慮的是出身，隻有少數的“才”才能被認可。

這種做法和制度很奇怪，但卻對北魏政治産生了正面的影響。從此之後，鮮卑人也有了明确的門第區分，可以與漢人的門第匹配。也就是說，元宏在短時間内成功地創造出鮮卑人的上層社會，這個社會可以“門當戶對”地去和漢人的上層社會交流互動，于是借由階層融合産生了一個跨越民族界限的新團體，他們是這個政權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北魏漆畫

新的門第既有鮮卑也有漢人，門第鮮卑與門第漢人的關系，迅速地超過了與非門第鮮卑之間的關系。門第漢人和寒族漢人的聯系，也遠不如門第漢人和門第鮮卑那麼緊密。

能構思出如此規模龐大、具有革命性的政策，其個性必定是極其剛烈的，而且政策還能落實下去，說明他的性格也有缜密的一面，這是一種罕見的領袖氣質。

從這一政策的後果來看，很多人對孝文帝的評價有所保留，因為如果不是他制定了那麼多激烈的政策，北魏的統治可能就會更長久一些，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孝文帝讓中原的漢人文化得以延續，大大降低了異族入侵中原對漢人的影響，摸索出一套外族與漢人融合的新模式，為後世國家建立了穩定的生産和資源配置體系。雖然為北魏的分崩離析埋下了伏筆，但同時也為隋唐帝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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