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個智慧多麼高深與正确，都需要在相應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如果固化的使用教條而不考慮客觀環境，那麼這個教條所發揮的作用一定是負面的。

智慧不在于高深和膚淺的區别，而在于适用，恰如其分的才是最正确的。

在生活中常有這樣一種現象：很多人要麼過度的奉行某一種教條，要麼無端指責某一種智慧，這樣的現象都是在不考慮客觀環境下所做出的偏見定論，任何智慧都需要在相應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功效，如果隻是一味的針對于教條本身，那麼這樣的認知一定是膚淺和偏頗的。

在《列子》之中有一句話叫：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天底下沒有永遠正确的道理，也沒有永遠錯誤的事情，所有的道理都需要建立在正确的基礎上。

莊子一生以編草鞋為生，窮困也是人生的主旋律，而因為窮困所帶來的生存問題，自然也成了擺在他面前的第一大難題。

有一次，莊子就因為家裡貧窮，而去向自己的一個朋友，也是當地的監河侯借生活費。

莊子走到監河侯面前對他說：“能不能借我三十金救急。”

監河侯非常爽快的就說：“可以，但是我現在沒有，你等我向老百姓收完稅之後，我可以借給你三百金。”

莊子聽了非常生氣的說：“我昨天來的時候，半路上聽見有人叫我，找了半天，發現在車輪印的淺坑裡面有一條小魚，快要渴死了，我問這個小魚‘我有什麼能幫助你的呢？’這個小魚就說‘你能不能給我找一點水喝？’我就對小魚說‘可以呀，但是我現在沒有水，等我去南方遊說吳越王，請求引來西江水之後，就來迎接你回歸大海吧’，這個魚就生氣的說：‘那你不如明天早上到賣魚幹的店裡去找我吧’。”

莊子的這一番話表述的意思就是：我向你借三十金正是我急需的，而你要給我的是未來的三百金，雖然三百金更多一些，但是救不了我現在的急。

不适合當下的事物，必然不是正确的。

世上沒有絕對正确的道理，隻有恰如其分的符合當下條件的事物才是正好，如果大而不合理，那麼大也确實無用了，就像一頭牛不能去捉老鼠一樣。

所以任何智慧都是在相應條件下才能發揮功效的，正所謂說“得時者昌，失時者亡”，順應時機的可以昌盛，違逆時勢的就隻能敗亡。

一個人在謀劃事情之前，不僅要熟悉自己所要謀劃的事情，更要知道自己所謀劃事情所存在的前提條件以及環境基礎。

以條件謀劃結果，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忽略基礎的過程中隻是妄自用力，那麼這一切也隻是徒勞。

《孫子兵法》之中有一句話，叫：

故将通于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

将帥能夠精通各種機變的運用，就懂得用兵了，如果不能精通各種機變的運用，雖然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

正所謂說用兵如水，用兵的規律就像水的流動一樣，避高而就低，根據條件靈活用兵，每一次取勝都是運用智慧所達到的結果，而每一次取勝的方式卻有所不同。

所以任何道理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能一味死闆的奉行教條，當然也不能随意否定任何教條的存在，因為隻有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智慧才可能會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魯國的施家有兩個兒子，一個愛好儒學，一個愛好兵法，愛好儒學的去齊候那裡，因為擅長儒學而得到重用；喜歡兵法的到了楚國，因為擅長兵法而得到楚王重用。

施家的鄰居孟家也有兩個兒子，也是一個愛好儒學，一個愛好兵法，他們非常羨慕施家的富有，也學施家兩個兒子的做法。

于是，孟家的一個兒子跑到秦王那裡，建議秦王用儒學治國，誰知秦王不但不采納，反而生氣的将他治了罪；而孟家的另一個兒子到衛國，企圖說服衛王用兵法治國，而勢力弱小的衛王也生氣的将他治了罪。

回到家之後，孟家父子非常傷心，就找到施家請教。

施家父子就對他說：“凡是順應時機的才會昌盛，違逆時勢的才會敗亡，雖然我們學的一樣，功效卻有所不同，這就是因為違逆了時勢，并不是做法有什麼錯誤，隻有迎合時機，抓住機遇才是智慧的表現，如果智慧不足，即便像孔子博學多才，像姜太公善用兵法，最終也會窮困潦倒。

為什麼有些人讀萬卷書，卻未能行好萬裡路，就是因為他不能很好的将書中的智慧運用到具體生活中，所以走路也走得磕磕絆絆。

戰場是千變萬化的，人生就是如同戰場，除了看雙方兵力的多少，除了看你讀了多少書之外，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靈活的将其運用到生活中，一個人根據條件謀劃智慧的應變能力，比“讀書”本身更加重要。

作者|國學書舍

品讀國學智慧，感受古人文化，體悟不一樣的世界，看見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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