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是一種治國理政理念及方式，儒家與道家都對其進行了闡述。

《論語·憲問》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認為舜帝能夠舉賢任能，将天下事分配給四嶽、伯禹等賢臣去治理，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把國家管理得十分有序。在舉賢任能之後，作為君主的舜帝便可恭己南面，不再過多地去幹涉下屬的工作，放任無為而已，這便是儒家理想中的“無為而治”。要想達到這種治理模式，首先得确保君主是一個大德大聖的明君，其次臣子們也都是德才兼備的君子，在他們的相互配合之下，君主總領大局，臣子分管局部，前者逸而後者勞。無為的是君主，有為的則是大臣。

與儒家不同，道家也有一套“無為而治”的理論。老子認為實現“無為而治”的關鍵不在于上面是否有明君和賢臣，而是在于下面的平民百姓能否在不受幹涉的情況下，根據“道”的規律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如果“我”是統治者，那麼“我”将放棄欲有所為的打算，通過無為将自我拉回幕後去，讓百姓在“道”的作用下，自行變化、自行忠正、自行富強、自行質樸。這是因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緣故，就如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具有向低處流動的趨勢一樣。在“道”的作用下，萬物也通過“自化”的方式，複歸于正、複歸于樸。

如果說風平浪靜時的大海是最安全的，那麼太平無事的局面也是最為理想的，要想保持住這種局面，就應當堅守無為而治的原則。

《道德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儒家把無為而治寄托于人的能動性上，渴望通過“修身”把人教育成為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明君和賢臣。明君舉賢任能，賢臣忠于所事，大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下相安無事，使得君主不必為政事而操勞，能夠恭己南面、無為而已。在儒家看來，無為而治是一個目标，要經過多年的勵精圖治才能實現。所以魏征在給唐太宗的奏疏中說希望陛下“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把賢臣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這樣，待國家步入正軌之後，便可“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了，到時隻需遵循祖宗之法、先皇之教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得很好。

因此，儒家認為無為而治的前提是國家的綱紀、法律和制度發展成型并完善，之後才遵循着它們去治國理政。這種想法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任何東西都是處在永恒發展、不斷運動變化之中。世上從無十全十美之物，也不可能存在真正“完善”的制度，把無為而治放在制度發展完善之後，這等于說它永遠也無法實現，因為制度永遠都是在完善之中。

與之不同，道家把無為而治建立在“道”的上面，“道”不是人所能建立的，人隻能遵循它。道家不是通過有為來治理，然後把無為當做享受，而是直接用無為來進行治理。這就得理解道家獨特的邏輯——有對應實，無對應虛。用實物堆砌起來的牆壁能夠阻擋猛獸與陽光，但是倘若房子的内部是實心的，沒有空虛空間，那麼它就毫無用處。所以“有”的意義在于它能夠把“無”隔離出來，讓我們享受到“無”的效用。綱紀、法律與制度就如牆壁一樣，在它們的框架形成之後，“有”便退居幕後，“無”對于治理的作用開始生效，它通過鎮之以靜的方式，将萬物萬民皆歸于本正，使其實現自化。

如果在确立綱紀、法律與制度之後，還要多行妄作，不斷變更綱紀，頒布更多的法律，制定更多的規章制度，這就像不斷地加厚屋子的牆壁一樣，隻會使我們的活動空間變得越來越窄小，乃至于窒息。這種做法就是有為而治，老子稱之為“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正确的做法是，在綱紀、法律與制度建立之後，就應清淨無為，讓“無”或“道”來治理一切，就如房子蓋起來後，就不再改造牆壁，而把重點放在如何充分利用内部的空間之上，進行布置、裝飾，使自己過得舒服。

儒家把無為當做有為的目标，道家把無為視為治理的手段

漢朝前期，道家無為而治的理論開始走向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獨特的治理景象。

從春秋戰國到秦朝，百姓從未過上想要的太平日子。在戰亂年代，各國皆急耕戰之賞，實行兵農合一的政策，導緻農民無法安于土地，經常要服勞役。秦朝建立後，内興功作，外攘夷狄，不僅向農民收取重稅，而且還經常讓他們去遠戍，導緻“男子力耕不足糧饷，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漢朝承兵荒之後，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也隻得乘牛車。劉邦與蕭何知道，要想使國家恢複秩序，就得先讓百姓回歸本業，令其能夠專心農事，實現自給自足，然後再貢賦給官府。因此，漢朝初年便勒令“兵皆罷歸家”，結束兵農合一的曆史。接着又接連免除天下田賦，令百姓能夠養活自己。然後再廢除前朝苛法，使法令簡而易行。漢初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欲使百姓安于耕種，遠離巧利，能夠“為腹不為目”。

劉邦與蕭何在确立漢家綱紀之後便相繼死去，不久曹參就入朝拜相。他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不再去動已經建好的那堵“牆壁”，既不完善制度也不變更法度，而是在這座“屋子”中日夜飲醇酒，無所作為。這樣做一方面是基于呂後權勢逼迫的現實，另一方面又是出于黃老之術的治國理念。曹參在治理齊國時就曾接受蓋公的教誨，明白“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的道理。

在綱紀建立之後，就不必試着再去完善它、增損它，而是要鎮之以靜，讓“道”發揮作用，使百姓自正、自化。在當時，隻要沒有人變法興作，那麼百姓就會遵循社會規律，繼續專注農事，通過勤勞耕種來使自己過得富足。

蕭規曹随避免朝政動蕩，同時與民休養生息

到了漢文帝時期，依然推行無為而治。朝廷沒有對綱紀進行變更，法令也是有減無增，收孥連坐、诽謗、妖言、盜鑄等名目繁多的律令都相繼廢止；之後又除秘祝、除肉刑，規定平民可以通過輸送谷物來獲得官爵或者減免刑罰，對百姓的監管更加寬松。

文帝還經常帶頭耕種，勸課農桑，重視民生建設，關心百姓疾苦。他因不忍殺傷士卒，便令陸賈出使南越，隻要趙佗去除帝号，就不會幹預其國政事，恢複南北通使；對于匈奴，一邊恢複和親，一邊又練兵講武，文帝令周亞夫屯兵以備之，匈奴安分則和親通好，不安分則出兵反擊。彼時吳王已老，文帝不想削藩而激亂，破壞清淨太平的局面，所以賜給吳王幾杖，安撫其心，待其年老而終，則藩國可漸削。又叮囑景帝說：“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将兵”，是文武都已有防備，結果為晁錯暴力削藩所誤。

漢文帝的無為而治表現在“清靜”二字，他不願折騰百姓，隻遵循着“道”來治理，臨終之前仍不忘下令“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不想因國喪而折騰他人。在他當政的時候，賈誼這樣的賢臣不能被重用，鄧通這樣的幸臣卻富甲天下；張釋之駐守雲中，十年不得調升；淮南王受寵尊貴，殺人可以不必伏法；張武貪金受賄卻不被免官，反而還要發禦府的金錢給他，以愧其心。

從儒家的觀點看來，漢文帝絕非理想的君主，他既不重用賢臣，又容忍了腐敗；既未恢複禮儀，又先黃老而後六經，并非堯舜之君。從法家的觀點來看，漢文帝不懂駕馭群臣，導緻藩國坐大；不重視法令，緻使盜鑄屢禁不絕；又不推行耕戰，所以沒有開疆拓土，稱霸于諸侯；他還不懂變更法度，厚斂于民，所以連個露台都修不起。然而，在道家看來，漢文帝是“無為而治”理念的踐行者。他淡化了自己的影響，即使沒有明君和賢臣，在“道”的作用下，國家照樣治理得井井有條，百姓也能夠安居樂業。

漢武帝登基之時，經過多年的無為而治，漢朝的國力已趨于鼎盛。《漢書》描繪說：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财。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

然而，不久之後“無為而治”便被好大喜功的武帝所摒棄。他南平百越、北擊匈奴，積極開疆拓土，卻以百姓的利益為代價，令桑弘羊通過均輸、榷酒、鹽鐵官營等手段來與民争利；又重用張湯等酷吏，不斷頒布法令，加密法網，用刑罰來繩治“奸民”。最終導緻“天下虛耗，人複相食”的慘劇，使全國的戶口數足足減少了一半。所以武帝晚年追悔莫及，下罪己诏，欲重修文景之政

對于漢朝的百姓來說，他們更向往的是文景時期的平淡無為之世，而痛心于漢武帝時期的所謂武功“盛世”。

漢武帝通過消費前人的積蓄來打造“盛世”

道家所主張的無為而治并不依賴于明君與賢臣，而是遵循“道”的作用。“文景之治”并不是漢文帝與漢景帝一手打造的盛世，而是在他們減少作為、尊重規律的前提下，由老百姓通過勤勞耕作而創造出來的。這樣的盛世真正屬于萬民而不是屬于某個帝王或某些名臣——是庶民的盛世。曆史的舞台不再被帝王将相們所占據，在他們的無為避讓之下，平民百姓走上舞台，成為了主角。

在無為而治的國家裡，一般都會有這樣的特征：

①、王侯們的政治鬥争讓位給百姓的民生建設，統治者的影響逐漸淡化，“道”發揮作用，百姓實現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樸；

②、清靜的社會風氣逐漸形成，官吏不斷加強監管的趨勢被逆轉。民風逐漸質樸，犯罪率不斷減少，緻使法令也跟着銳減；

③、天下太平無事，也就不需要太多辦事的官吏，此所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在清靜無為的國家裡，龐大的官僚機構逐漸瓦解；

④、朝廷輕搖薄役，不與民争利。官府在百姓富足的基礎上，通過賦稅來維持運作；

⑤、國家不對外擴張，始終愛好和平。夷狄來侵犯就通過武力将其逐出國門之外，如果來通好就熱情接待，彼此互通有無、不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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