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之晦澀難懂，不僅現代人這麼認為，古人也有此感覺，針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這句話，唐朝白居易就曾寫了一首打油詩調侃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既然知者不言，老子為何著五千文，豈非自相矛盾？諸多此類還有很多。因此，現代人讀不懂《道德經》，也沒什麼丢臉的，畢竟古代頂尖學者也很迷惑；相反，如果有大師高調宣稱已經讀懂《道德經》，幾乎可以肯定是在忽悠。

古代頂尖學者之所以也讀不通《道德經》，不是學識與智慧不夠，而是因為《道德經》不少地方已被篡改過了，變得面目全非，局部與整體本意無法統一。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3号漢初漢墓中，考古專家出土28種帛書，大約共計12萬字，包括《周易》、《導引圖》、《五十二病方》、《道德經》等。其中，相比于傳世本《道德經》，帛書版《道德經》五千餘字，大約300多句話，被改動的大約有700處，造成不少句子牽強附會、難以理解或根本錯誤，這種情況下沒有誰還能真正讀懂《道德經》。

那麼，究竟是誰、出于什麼目的篡改了《道德經》呢？通過兩版《道德經》中的一個字的變化，可以确定是儒家别有用心，篡改了《道德經》，使其思想變得更符合儒家要求。

通過對比帛書本與傳世本，《道德經》被改動之處大緻可以歸類為三種，即避諱而改、精簡而改與别有用心的篡改。

《道德經·五十六章》中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實本來叫“知者弗言，言者弗知”，之所以從“弗”改為“不”，是為了避諱漢昭帝劉弗陵。但如此改動之後，意思卻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弗”有“不”之意，但“弗”之本義是矯正，纏束一物使之矯正不彎，因此“弗言”本意不是不說，而是不輕易說出口，“道”之本義無法用語言說清楚，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道德經》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帛書版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這一句話既涉及到了精簡文字，将“也”字去掉了，又涉及到避諱，将“恒”字改為“常”字。“恒”是用無斷絕，“常”可中斷接續，兩字意思大相徑庭。

除此之外，還有将劉邦之“邦”改為“國”、劉啟之“啟”改為“開”等，因避諱帝名改動了100多處，對老子思想的傳承無疑是一場災難。

第二類屬于精簡文字的改動，這些改動看似無關大局，但實則也改變了老子思想的本義。

帛書本《道篇》第一句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與我們熟知的“道可道，非常道”相比，語氣與意思明顯略有區别。

帛書本中是“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音，聲之相和；先，後之相随，恒也。”古人将“之”字去掉，變成了“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随。”去掉一個語氣助詞“之”字，看似無關緊要，但傳世本就變成了陰陽相生相克的論調，有無相生、長短相形等，彼此相生相克。而加了“之”字時，就成了有無的先後問題，“有”由“無”而生，無為有之根本的哲學方法論，這一思想也與後文能夠呼應。

古人作書，每一個字往往都别有深意，春秋時代更是如此，這些語氣助詞看似可以精簡，實則卻可能改變本意，讓後人無法體會到老子的真正思想。

第三類屬于别有用心的篡改，為了某種政治目的或學說目的。其中，改“今”為“古”，證實儒家果然篡改了道德經。

對比兩版道德經，被特意篡改之處很多，比如“水善利萬物而有争”被改為“水善利萬物而不争”，“五色使人目明”改為“五色使人目盲”，“玄之有玄”改為“玄之又玄”，“以順衆父”改為“以閱衆甫”，“大器免成”（不需要幹預，順其自然成才）改為“大器晚成”......類似篡改之處還有很多，筆者就不一一列舉。這些改動很難肯定說是儒家所為，而以下這個字的改動，可以肯定是儒家所為。

傳世《道德經》第十四章最後一句說：“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帛書本卻是：“執今之道，以禦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意思很簡單，即以古時的聖賢之道（帛書本：以今天的聖賢之道）來治理國家，這就是所說的以道治國。

一個是“執古之道”，一個是“執今之道”，而“今”與“古”文字差别很大，必然不會是無心之改，那麼古人為何特意将“今”改為了“古”？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儒家為了讓《道德經》符合自身學說，于是别有用心地進行了篡改。

在秦漢時代，儒法分歧最大之處在于“法古”還是“法今”。儒家采取的是向後看“法古”的态度，主張恢複周朝宗法分封制，孔子說過“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儒家動不動就是“三代之治”，隻要學習古代聖賢，就能實現“垂拱而治”，因此儒家是典型的“厚古薄今”。與儒家截然相反的是，法家采取的是向前看“變古”或“法今”的态度，商鞅說過“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韓非子說過“世異則事異.......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今世争于力氣”，甚至韓非子直接批評孔子“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為“非愚即誣”，可見法家是“薄古厚今”，希望根據時代變化而改變治國之道，有“與時俱進”之意。所以，将“執今之道”改為“執古之道”，就變成了老子支持“法古”，這對儒家思想推廣無疑非常有利。

于是，傳世本《道德經》中，就出現了一些邏輯問題。老子筆下的“道”，可以視為“絕對真理”，這一點不會變化，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在形式上“道”又勢必無常，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司馬遷可謂道出老子之“道”的真谛，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做一個比喻，萬有引力是“道”，這是不變的，而萬有引力有多種表現形式，這又是變化莫測的，因此想要尋找“道”，就要與時俱進，根據當前情況尋找。可見，“執今之道”才符合老子本意，但傳世本篡改為“執古之道”，就與老子思想形成沖突，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說能真正讀懂《道德經》？

總得來說，由“執今之道”改為“執古之道”來看，其他被特意改動之處，應該也是儒家所為，原因在于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雖然取得一定優勢，但并未真正取得獨霸地位，于是一些儒家信徒或許由此改動《道德經》，讓其更符合儒家思想，由此來擴大儒家學說的市場。

一直以來，古今不少學者認為“儒道一家”，但以馬王堆帛書道德經版本來看，儒家與道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儒家“法古”，道家“法道”，而“道”并不是“古”，與法家“法今”更為接近，如此儒道怎麼可能是一家？之所以“儒道一家”，原因在于《道德經》被篡改了，在核心問題上“被贊同”了儒家思想。可見，曆史果然是勝利者的宣言。

參考資料：帛書本《道德經》、傳世本《道德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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