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出身于魏晉名門琅琊王氏，是王曠的第二個兒子。永和十一年三月王羲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無錫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他和許詢、支遁等人，開始遍遊剡地山水，直到他定居金庭後，書法興起。

那麼，王羲之因何壯年辭官？

幾年前，筆者認為：是因為他的性格太過直率、高傲，身上的書卷氣太重，很難适應官場的原因。可以說，這些想法均出自清朝的《越中雜識》，這部作品中有一句結論先入為主，直到最近，又讀了一些曆史資料，才對此事有了更深刻的見解。

說起與王羲之打交道的官場中人，就不得不提起王述了。以前筆者覺得讓王羲之“恥居其下”的王述，肯定是個較圓滑的人，而讓王述成為王羲之的上司，絕對是一種本末倒置，這才使王羲之心有不甘，最終，選擇了告病還鄉。

但是，事實卻是，王述在當時有着與王羲之一樣出名的賢才，其聲名絲毫不遜于王羲之。王述母親去世後，王述在故鄉守孝多年，暫代王述作為會稽内史的王羲之，僅在王述的母親發喪時前去拜訪了一次，算是走走過場，其後再未造訪過王述。

然而，王述卻時常邀請王羲之做客，每次都灑掃庭院相候，隻是王羲之每次都不赴約罷了，這才讓王述對王羲之心懷芥蒂。後來，王述守孝期滿，朝廷将其升遷為揚州刺史。會稽正是揚州的轄區，這時，王羲之又做了什麼事呢？

他上奏朝廷請求将會稽劃分給越州，就是害怕王述會對自己不利，這種“行人失辭”的行為難免會被官場同僚笑話。後來，王述履行公職，前往會稽視察，王羲之又避而不見，隻叫下屬應對。誰知，屬下辦事不力，很多接待工作都搞砸了。

王羲之面子上實在過意不去，這才“深感恥之，稱病而去”。

所以，我們從這些細節來看，王羲之之所以辭官，并不是因為此人不懂得圓滑，而是根本就不通人情世故，對同僚太過于淡漠。之所以筆者會對王羲之辭官這事有了改觀，其實，還是因為兩種“認識偏差”的存在。

在這裡，識人論事切莫不可像筆者這樣，有這樣兩種“認識偏差”：

其一、容易先入為主，根據《晉書》所載，王述并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圓滑小人。早年王述的上司王導官運亨通，他的屬下均對其大拍馬屁，隻要王導發表言論，贊美之詞不絕于耳。隻有王述卻面色如常地向王導提出建議，并說：“人非聖賢，怎會每件事都做得盡善盡美呢？”

為此，王導還誇獎了王述一番。

而且，王述是個頗有能力的官員，關于他的辦事能力，《晉書》中僅有短短一句：“莅政清肅，終日無事”。為何說“終日無事”的王述能力出衆呢？注意，之所以王述每天無所事事，完全是因為他所在的環境就是莅政清肅，并不能說明他遊手好閑。隻能說工作相對輕松罷了。

然而，就是因為王羲之做官勤勉的印象在先，所以，難免會錯誤地認為王述遊手好閑。有王羲之“恥居其下”在先，更讓人不由得想王述的性格缺陷。

其二、就是不可望文生義，前幾年在《越中雜識》中看到的那段記載為：“時東土饑荒，羲之辄開倉赈貸。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上疏争之，多見從納。嘗遺書殷浩，止其北伐；上書謝安，谏其清淡。衆皆韪之。後王述為揚州刺吏，羲之恥居其下，謝病歸。”

看過《晉書》的朋友都知道，其實，這段完全照搬了王羲之的本傳，隻是稍有縮減罷了。正因為篇幅被修改，所以，很多關鍵的細節被省略了，以至于，這段記載的每句話都顯得突兀，最終，使讀者望文生義，将王羲之的辭官歸咎于王述，或王羲之不懂得圓滑的性格。

其實，客觀來講，筆者并沒有貶低王羲之的意思，他為民請命敢于直言的性子，的确是廉潔奉公的典型，但是，不通人情世故不懂交流也是他最大的弱點。不圓滑與褊狹有時就是一碼事，因不圓滑而不懂變通，因不懂變通而不寬容，因不寬容而褊狹，二者之間有逐級遞進的關系。

王羲之與王述雖同朝為官，但是，兩人卻勢同水火。王述之所以會恨王羲之，完全是因為此人不通人情世故，自己好意抛出橄榄枝，卻被王羲之當作野草對待。而王羲之之所以“恥居其下”，則是單純地因為他的“褊狹”罷了。

其實，這兩人隻要各讓一步，例如：王述守孝期間，王羲之抽時間登門拜訪，兩人促膝長談一番；或王述走馬上任揚州，路過會稽時探望一下這個直脾氣的小老弟，或許，這兩人則會冰釋前嫌。然而，曆史已是闆上釘釘的事實，終其二人一生，始終心懷芥蒂，無法釋懷。

參考資料：

【《晉書》、《世說新語·賞譽》、《越中雜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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