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實習生 舒钰嫣 劉更

15歲的女孩楊光雨還會常常想起她的“幼兒園”。

在那裡，同學的家長是校長、老師，也是會計、保安；她的媽媽丁鳳雲是老師，每天教學計劃寫到半夜。校長也是市場裡賣調料或者玩具的攤商；校歌是包子鋪老闆小雨爸爸作詞的。跟着父母北漂的那些年，她的朋友幾乎全在這裡，這是她的第二個家。

後來上小學，遇到煩惱了，楊光雨會背着大書包回來。她是當年第一個破例獲許進入這所幼兒園的孩子，過去這裡隻招收市場攤商的孩子，而她家住在市場之外，她的父親是一名電梯維修工人。

楊光雨懷念的“幼兒園”叫四環遊戲小組（以下簡稱“遊戲小組”），是一個以市場攤商父母及子女為主體的非正規學前教育組織。2004年的春天，一群北師大的師生在北京四環農貿市場調研發現，攤商孩子普遍面臨“入園難”。他們想通過互助育兒的方式給孩子提供照顧和社交環境，于是産生了遊戲小組，流動兒童的教育由此多了一種可能性。

至今，遊戲小組已經走過了17年，但它始終無法避開蟄伏其中的身份危機。

學小花貓“靜悄悄地玩”

17年間，數不清有多少次，為了聚在一起上課，遊戲小組的孩子、志願者老師和家長需要東躲西藏找地方。

最初，四環農貿市場給遊戲小組免費提供了廢棄庫房和一間大院，供孩子們活動。但北京一旦發生重大公共衛生或安全事件，遊戲小組就會面臨關停。

志願者向導說，他們擔心停止活動，孩子回到市場的環境裡更危險，并且停了再聚起來也難。所以，他們打起了遊擊戰，去廢棄的健身器材室、攤位前的空地、胡同口的通道、後海公園，到了就把報紙攤在地上，一群人坐在一起，給孩子們講故事、教折紙或做操。

志願者帶着孩子在市場空地做活動。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一群孩子待一起難免吵鬧，路過的居民看到了，冷眼碎語不少，“罵罵咧咧”，他們隻能換個地。“這有空地這邊擺，那邊有空就在那邊搭，”當時，遊戲小組的家長肖金生記得，看到城管，他們也害怕，像擺地攤的一樣，看到了就躲。有時候帶着二十來個孩子走在馬路上，他們怕車，也怕孩子丢了。

2010年5月，遊戲小組遭遇了最嚴重的關停危機，起因是市場裡的一個孩子被管理辦公室主任的狗咬傷了臉，這件事讓市場管理人員看到了遊戲小組的風險，他們直接收回了場地。此後，遊戲小組打了三個月的遊擊戰，這是曆時最久的一次。

後來，他們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間民宅。 “獨門獨院，門一關安全得很” ，肖金生挺知足，“最起碼，孩子有一個落腳的地方了，不要打遊擊了。”

但開園第一天就遇到問題了。志願者楊劍宇回憶，隔壁大爺站在房頂上大罵，“這麼吵，還讓不讓人過了？”之後，對方每天報警說“擾民”。将近一個月的時間，楊劍宇每天算着時間，差不多到點了，站在門外等民警過來，然後道歉。

一個月後，遊戲小組遭遇的問題被地方電視台報道，一位愛心人士匿名捐了一萬塊，給四家鄰居都裝上了隔音玻璃，才暫時相安無事。這些年，他們仍然逢年過節給鄰居送禮，小心翼翼地維護鄰裡關系。

平時，在院子裡做活動，志願者教小朋友學小花貓，靜悄悄的，不要發出聲響，“如果不小點聲，我們可能就在這玩不了了。”

遊戲小組是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社區服務中心，用社區家庭參與的形式開展互助育兒。“但是處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門之間的夾縫，很容易兩邊都想管，誰都不知道怎麼管。”李遠香說。

這是一個在夾縫中生存的“幼兒園”。李遠香感慨說，“我們每一年走完了，都覺得好幸運啊，我們又走過了一年。”

造血，而非輸血

在北京二環，有一條胡同叫“大半截”。秋分的早晨，天還有些炎熱，日頭明晃晃發亮，胡同裡卻有幾分清涼。朝着胡同深處走去，趕巧了也許能碰見大人把孩子送進一個百平米的院落——大門毫不起眼，門口除了門牌号之外，無任何字樣，槐樹掩映下的便是四環遊戲小組。

遊戲小組的大門從不封閉，家長可以随時進出。 課堂上，每天都有值班家長的身影，遊戲小組希望家長參與課堂。更确切地說，是參與教育。

但17年前，一切并非這樣。

當時，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專業的教授張燕在關注社區教育，其含義便是讓父母互助育兒，“自己的孩子，自己來辦教育”。正好，有學生介紹說，位于北京二環的四環農貿市場有很多孩子。

很快，張燕和她的研究生來到四環市場調研。當時，讀研二的程敏也在其中，她看到市場裡到處有孩子亂竄亂跑，有一個孩子擱在菜攤上睡着了。三月的北京還很冷，她問家長，孩子怎麼睡這？對方回說，發燒了，放在家裡沒人管，就帶到了攤位上。

家長肖金生在市場賣調料，他形容市場裡的孩子整天像馬上的猴子一樣東走西竄，“哪裡都有，髒兮兮的。”

這群師生調查發現，市場裡共有外來務工攤商700多戶，跟在攤商身邊的學前兒童有80餘人，除極少數上了幼兒園外，大多處于放養狀态。

攤商一天要在攤位上度過14個小時

這些攤商孩子的選擇不多，公立園入學有戶籍限制，而私立園的學費高昂。如果攤商父母把孩子送進了私立園，他們打工一年賺的錢攢不下多少。

這時，“遊戲小組”的概念躍進張燕的腦海裡。它的提法最早來自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主旨是“社區家庭自助育兒”，由中産階級的家長組織，采取互助的形式看護和教育幼兒，它的出現恰是為了滿足不能及時接受學前教育的家庭需要。張燕設想，能不能在流動人員的居住地，發動家長互助，為這些兒童提供一定的學前教育？

最初，師生們想得很簡單，攤商們往往是老鄉帶老鄉來到了四環市場，關系親，住處和攤位也近，完全有條件搞一個遊戲小組。隻要他們帶頭組織一些活動，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就能發動家長，讓他們之間自發形成互助育兒的組織，比如夫妻雙方一個人去賣貨，一個人去遊戲小組照顧孩子。

沒有猶疑，一群師生發起的育兒支援行動，悄然開始了。

2004年4月7日，遊戲小組第一次組織的活動，沒有一個孩子和家長來。程敏說，家長們那時候并不理解志願者在做什麼，但遊戲小組的育兒活動堅持一個星期後，家長和孩子都非常喜歡。每天不用叫，孩子和家長自動就會過來。

最核心的難題相伴出現了。雖然家長把孩子送過來了，但是起早貪黑忙生意，大多數人不願意參與課堂，更别說當“媽媽老師”。他們（家長）來北京是要賺錢的，有人帶着孩子玩，那就玩一玩。他們認為孩子沒人看，也能長大。

四環市場的孩子在三輪車上玩耍

但四環遊戲小組創建的初衷，并非幫流動家庭的父母帶孩子。張燕也預想到，作為志願者的研究生們遲早要畢業，最後隻能依靠孩子們的父母了。

既然家長沒時間來遊戲小組，志願者就去找家長，他們每天到每個家長的攤位上做工作，這個行為被叫做“下攤位”。為了更有效地溝通，志願者每天設計制作“宣傳頁”——A5紙的大小，上面有睡前10分鐘小故事、智力題、小遊戲，還有一些關于遊戲小組孩子的故事。

下攤位的時候，志願者給家長發宣傳頁，和他們聊聊孩子在遊戲小組的表現，了解他們是怎麼和孩子相處的，還會關心他們的生意和老家的情況。用志願者們的話說，就是人心換人心。

同時，志願者開始給家長排班，讓他們盡量一個星期抽空值班半天，同時設立家長會、讀書會，還有大型活動，比如春遊秋遊、親子運動會、親子故事大賽等等。師生們想各種招，讓家長融入遊戲小組。

為了讓家長去開會，志願者甚至幫忙賣菜、賣包子。起初，家長能在場就不錯了，一些家長仍會躲避。志願者溝通後發現，一些父母不願意參與課堂，總是說“我不行”，很害羞，甚至有些自卑。

程敏記得，他們特意去了解家長的特長，比如他們懂得更多的關于莊家和動物的知識，鄉村本土的童謠兒歌或者小手工等，平常活動就請這些家長展示一下，讓他們在活動中增加自信，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潛在的教育能力，也進一步明白不是有多高的學曆才能當孩子的老師，父母本身就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

“我們的家長多能幹”

成立六個月後，攤商父母第一次真正走進了遊戲小組，參加育兒活動。每周四的教室，白天是孩子在上課，晚上家長坐在這裡，和這群師生一起讀書，讨論孩子存在哪些問題，該怎麼教。

有一天的家長會上，孩子爸爸何湘講起自己如何運用讀書會上學到的育兒經驗和孩子溝通——

“今天我忙完到攤位，看到一袋花生米被女兒全撒到了地上，非常生氣，差點吼出來。但我想到打罵已經于事無補，控制住了自己。這幾天，我剛好看了一本書叫《怎樣批評孩子才是對》，想着這正好是教育孩子的機會，故意問孩子，‘怎麼倒地上了？’孩子也緊張，解釋說，自己捉迷藏到攤位裡，不小心弄倒了。

我沒再說什麼，去忙自己的事了，讓女兒收拾起來。等我回來，女兒收拾完了，我問她，‘難不難收拾啊？’女兒說，‘難。’我又問，‘那以後還能躲到攤位裡嗎？’女兒回答，‘不能。’然後我安慰她，‘以後我們應該到外面玩，在攤位裡面，如果不注意，架子上的東西掉下來，砸到頭了，會讓爸爸很擔心。’”

回憶起這件事，何湘說，遊戲小組讓他知道了怎麼跟孩子平等溝通。

舞龍頭的何湘

有一位媽媽平時不參加家長會，何湘了解到，這位媽媽是遇到了麻煩，她的孩子每次來市場，看到什麼就要買，不買就哭，媽媽拿小孩沒辦法。

何湘想起了《為孩子立邊界》一書，給這位媽媽支了個招：以後帶孩子進市場，先溝通好，隻能買一樣東西，同意了再帶。如果孩子還是不買就哭，你就堅持自己的原則，别理他，“不能老是讓他（孩子）拿哭當武器是吧？”

沒想到這個方法起效了，之後這位媽媽也來參加家長會了。

在遊戲小組，這些來城裡務工的父母被認為是有能力的。張燕經常“敲打”自己的學生，“要調動家長的主動性，其實他們都是能人，從老家到北京，不是說幹出多大的事業，但是人家受苦受累，敢闖敢幹是吧？”

後來，遊戲小組還成立了家長委員會，何湘和肖金生都成為了校長。這些攤商父母們一邊進貨、賣貨，一邊讀書、參加家長會，他們和師大的師生們坐在一起讨論，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

遊戲小組的家長會

家長魏志紅仍清楚地記得遊戲小組給自己上的一課。有一回，遊戲小組舉辦了一個故事大會，每個孩子都要上台講一個故事。她和女兒已經在家裡排練了好多次，女兒說得挺好，可是一上台，女兒站在那裡，低着頭，說兩句就不吭聲了。旁邊一群老師和孩子看着，魏志紅覺得很丢人，一心想着“别的孩子都會講，為什麼我們家孩子不講？”當場，她的脾氣就“蹦”出來了，直接上台把女兒拽下來，甩頭走了。

回到家，母女倆都氣呼呼，不說話，直接悶聲睡覺。

第二天，志願者馬楠上門來了——學前教育強調家園共育，認為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性格養成影響極深。在遊戲小組，當老師發現一個孩子特别愛打人、不敢說話、哭得比較多等異常的行為特質，會到孩子的家裡頭找原因，去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生活習慣、親子溝通的方式。

馬楠和魏志紅談心，讓她明白教育不能急于求成，要去聽孩子的想法。魏志紅自認脾氣急躁，以前對待孩子比較粗暴，“輕則罵，重則打”。事後，她向孩子承認了錯誤。女兒也解釋說，當時講不出話是因為害怕。

這件事之後，魏志紅明白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和選擇，她開始做事都征求孩子的意見，母女倆的關系逐漸磨合，她發現女兒相信她了，什麼話都願意和她說。

媽媽老師

如今，遊戲小組從孩子家長中培養出了八位媽媽老師。

劉鄉英是日本福山市立大學兒童教育學科的教授，多次帶學生來遊戲小組交流。在她看來，遊戲小組從家長中培養老師，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劉鄉英在和媽媽老師的接觸中發現，這些老師比正規幼兒園的老師更好，能領悟到學前教育的真谛——“眼裡有孩子”。

2011年的春天，丁鳳雲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她要去遊戲小組當媽媽老師了，自行車騎在路上，女兒坐在身後。微風習習，一切看似如常，但她感覺自己渾身都不一樣了，“還是很激動”。

那一年，時年60歲的張燕即将退休，準備招收最後一批研究生，考慮到學生畢業後，遊戲小組将沒有志願者老師。創建之初，從媽媽中挖掘老師的想法，再次被提起。

志願者馬楠記得，從那以後，開例會大家都會讨論，哪位媽媽更适合。至于，選人的标準不外兩條：第一，熱心、願意張羅事兒；第二，是全職媽媽或者沒有穩定的工作。大家想到了孩子楊光雨的媽媽丁鳳雲。

當時，丁鳳雲27歲，女兒楊光雨4歲，為了照顧孩子上學，丁鳳雲就近找了一份小時工，給老人打掃衛生。丈夫做電梯維修，自從女兒出生以後，兩人商量之下，丈夫忙工作，她留在家裡照顧孩子，生活從此被家務瑣事擠占，隻剩下四角的天空，“就覺得人生沒有目标了，可是我又不想這樣過下去。”

她一直對自己的生活不太滿意。初中那會，她的成績不賴，但看到母親每次為了給孩子交學費，要去街上辛苦賣大米。作為家中的長女，為了讓底下的三個弟弟妹妹能夠上學，她主動放棄了升學的機會。但她是一個“想做點兒事”的人。那之後，她不顧父母的反對，貸款2000元開了飯店，生意不賠不賺，關了飯店的第二年，她嫁人、生子。

當志願者樊豔茹邀請丁鳳雲做老師的時候，她心動又猶豫，回去和丈夫商量，丈夫擔心她沒有經驗做不好，但她心裡早已經決定去做老師了。

剛開始做老師，丁鳳雲對一切感到新鮮，聽着小朋友們叫她“丁老師”，丁鳳雲内心歡喜。那會，她做的工作簡單，比如幫助準備材料、上課維持紀律。但一個月後，壓力來了，志願者讓丁鳳雲去講課，她開始需要每天課前寫教學計劃，設計課堂，課後寫教學日志，記錄這一天發生了哪些事，怎麼處理的。這些工作她“完全不懂”，電腦打字也不會，全部從頭學起，每天忙到夜裡十二點多才把郵件發給張燕。兒歌、手指操也不會，她起早貪黑練習，“就把它當個事兒似的。”

從那時起，丈夫的态度也發生了變化，晚飯後，丈夫主動幫忙洗碗，讓她去學習。

作為一名幼師，除了教學之外，丁鳳雲每天要面對小朋友們身上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一個小朋友叫小魚，來遊戲小組快一個月了，看起來完全适應了新生活，每天都很興奮，有時候做早操，他在隊伍裡跑來跑去，突然一下子就把别的小朋友推倒。

丁老師發現小魚的問題後，提醒了很多次，但是小魚仍然沒有改正。後來，丁老師找到小魚，問他為什麼這樣做。小魚不說話，也不看丁老師的眼睛。丁老師讓小魚跟着自己把雙手交叉放在身後，這樣手就不會去碰别人。小魚把手放到身後，眼淚立刻就掉下來了，哭着說，“我怎麼辦呀。”丁老師說，隻能自己管住自己的手，否則不能松手。小魚嘔氣了一會，答應之後不推小朋友了。

還有一次，兩個孩子幹仗，丁老師看到了，喊來一個小朋友：“小石頭，你去看看他倆幹什麼呢？你快幫忙解決掉。”沒想到，小石頭過去後，從兜裡拿出了糖，給兩個小孩各一顆，接着說了句：“以後你們倆别打架了。”沒想到兩小孩真的停手了，丁鳳雲看到那一幕很意外，後面孩子之間發生矛盾，隻要在安全範圍之内，她都隻做旁觀者，派一個孩子去解決。

最困擾丁鳳雲的難題是和女兒相處：上課的時候，女兒舉手想回答問題，她為了避嫌，故意不喊女兒；有一次外出遊玩，女兒想拉她的手，但丁鳳雲覺得自己是老師，得在前面帶隊，沒有拉女兒的手，女兒傷心大哭；還有一次，女兒偷吃遊戲小組的零食，丁鳳雲怒斥了女兒，“我希望我家孩子哪樣都好，别讓我覺着沒臉。”

春遊中，丁鳳雲和孩子們在一起

之後，丁鳳雲反而是通過女兒注意到了自己的問題。有一個小朋友哭了，女兒進屋去拉丁鳳雲的手，把她帶到了哭泣的小孩面前，對小孩說，“張藝可，你不就喜歡丁老師嗎？我把丁老師給你帶來了。”當丁鳳雲看到女兒願意把媽媽的愛分享給别人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之前因為避嫌，沒照顧到女兒的心情，而作為一個老師，應該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孩子。

鮮活的孩子

15歲的楊光雨始終記得一個幼年時期的畫面。在一間很大的教室裡，老師拿着圓形教具在講課，3歲的楊光雨和小朋友們一排一排坐在小馬紮上。四周特别安靜。楊光雨舉手說，“老師，我想上廁所。”課堂突然被打斷，老師面無表情，嚴肅地說，“不行，憋着。”

那是一個打工子弟幼兒園，楊光雨記得，她每次去上學都會哭，父母把她送到幼兒園的大門，她扒着門不願意進去。在這裡，楊光雨需要學習寫“123”，但她不理解這些數字，“每天回家哭着寫”。

楊光雨說，這個幼兒園的環境非常好，操場的面積是遊戲小組場地的兩倍，全體老師穿着工服。但是，她分外壓抑，“感覺小朋友們的童趣都被磨滅了。”

入園的短短三個月裡，楊光雨經常發燒生病。後來，因為這個幼兒園的費用太高，而且離家太遠，丁鳳雲才考慮給楊光雨換個幼兒園。

尋找幼兒園的場景也印在楊光雨的心裡。父母騎着電瓶車載着她，在家附近一圈一圈地繞。突然，楊光雨看到好多和自己一樣大的小朋友從胡同裡出來，她跟着走進院内，看到小朋友和老師玩得很開心。她想留下來玩，這裡就是遊戲小組。

遊戲小組的門窗有些破舊，水泥地面有幾處坑窪不平。若留心去看，又會發現一些獨特之處：教室的正對面挂着白色泡沫盤子，上面畫着二十四節氣圖；邊上是一根大樹幹，點綴着用彩紙和毛線制作的花朵和樹葉；教室一角的桌子上堆放着幾個肥大的南瓜、地瓜和黃瓜；一擡頭，成串的高粱像掃帚一樣挂在牆面上，底下貼着小朋友們的畫作。這些是遊戲小組的玩具和教具，都是由老師、孩子和家長一起制作完成的。

家長和孩子一起自制玩具

這裡的媽媽老師善于用農村經驗設計課堂。

春天到了，孩子們會用彩紙制作迎春花樹；夏天到了，蜜蜂和蝴蝶會飛來采花粉，他們開始上昆蟲課；驚蟄時分，小昆蟲從土裡冒出來，孩子們可以到院子翻石頭，尋找螞蟻和蝸牛；白露時分，老師會布置早起的任務，早起的孩子才能看到露珠。

丁鳳雲的教學日志記錄了一節生動的自然課。有一天早操過後，她帶着小朋友去觀察楊樹的形态。孩子們找到胡同口的楊樹後，一擁而上，用手觸摸大樹，每個孩子都有出乎意料的回答：輝輝說，大樹是凹凸不平的；俊熙說，大樹皮是疙疙瘩瘩的，摸完手都變滑了；彤彤說，大樹的皮，看着就像老人的臉，很多皺紋。

過了一會，丁老師又讓小朋友站遠一點觀察。有孩子擡頭說，大樹好高呀。丁老師讓小朋友看看大樹枝是怎麼長的？希希說，大樹幹是粗粗的，越長越細；途途說，大樹枝上面的樹枝亂七八糟；原原發現，樹上面還有兩個鳥巢，小朋友開始猜想，小鳥的家裡面應該有鳥寶寶呢。回到教室後，小朋友們把自己觀察到的大樹畫了下來。

丁鳳雲在課堂上展示農作物

之所以強調鄉土自然課，張燕說，這些流動兒童雖然來自農村，但回老家的次數很少，距離大自然已經很遠了。

這裡不教拼音、算數，不握筆練字。有的家長也會焦慮，“怎麼不教點？”丁鳳雲說，家長認為學到的東西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比如留了多少作業、識了多少字。她會跟家長解釋，如果現在開始認字，教一些“死”的東西，孩子們思維容易固化。就像一些大人，拿起繪本不會先去看畫，看到的全是字，沒有自己的想法。

分流

2014年起，在北京就讀公立小學需要集齊“五證”。對于遊戲小組的攤商家長來說，最難滿足的便是在京居住證明和連續的社保繳納證明。同年，9月30日，四環市場貼出了一則公告，因為城市環境規劃升級，市場将在一個月内被拆遷。

當時，多數的攤商父母帶着孩子回到了老家，何校長和肖校長一家人都相繼甩完攤位的貨離開了。

一些攤商父母仍竭力為孩子争取留在北京上學的機會。遊戲小組孩子陳一洲的母親說，沒有離開北京，是想“叫兒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無法進公立小學，陳一洲最後去了打工子弟小學。

攤商甩賣結束後離開

魏志紅的女兒戴嘉嘉當時正在北京的公立小學讀四年級。之後，為了把女兒供到小學畢業，她先後去賓館、徐悲鴻紀念館打掃衛生，成了一個陪讀媽媽。

那一屆畢業的孩子裡，丁老師的女兒楊光雨是最幸運的。本來，丁老師因為條件不符合已經準備帶孩子回河北老家讀書，但在截止報名的最後一天裡，她從京籍鄰居那裡借到了房産證，最後楊光雨順利進入了公立小學讀書。

這些是農民工父母為孩子作出的最大努力了。之後，沒幾年，這一批孩子因為沒有北京戶口，無法在北京高考，還是在小學畢業前後離開了北京。

再往後看，這一批遊戲小組的孩子，不論是直接回到了老家，還是留在北京讀了幾年書再回到老家，他們離開遊戲小組的保護之後，很快都感知到了外部世界的差異性，接踵而至的是身份疼痛感。這些隐秘的感受，孩子們很少向大人傾吐。

楊光雨先是進入北京公立小學讀書，畢業後，又回到了老家，經曆了雙重生活，她的感受最為強烈。在遊戲小組，很多小朋友特别願意親近楊光雨，大人們都抱着一顆願意為孩子好的心，楊光雨感受到了溫暖，她形容，這是一種勝似親人的關系。

進入小學後，班裡幾乎都是城市裡的孩子，她初次有了金錢的概念，懂得什麼叫做貧富差距。在她的觀察裡，城市裡的孩子有錢出去上補習班，學習也往往較好；班裡的外地小孩下課會圍在本地小孩身邊。

這些發現刺痛着楊光雨，但是她沒有把這些心事告訴母親，“因為我媽已經非常累了，不應該把這些東西告訴她。”

在楊光雨的講述裡，小學六年的生活“不太幸福”，她因為狀态不好，基礎沒打好。六年級這一年，她和父母商量後，決定一個人回河北小鎮上初中，讓父母繼續留在北京打工。

和楊光雨不同的是，進入打工子弟小學讀書的陳一洲，班裡都是農民工的孩子，他沒有身份上的差異感，他還因為成績好，當上了班長，但是他同樣難以适應新生活。在那裡，他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那時候和誰都不熟，感覺自己很高冷，沒有主動和别人說過話。”

2015年，為了提前回老家适應教材難度，在北京打拼了15年的陳一洲父母，決定帶着兒子回到河北縣城上學。陳一洲說，自己一度不能接受離開北京的事實，回到老家後，情緒波動很大，可能因為學習壓力變大，也可能是無法适應新環境，“回到老家就是感覺自己在異地。”他原本聽話，這時起，總想和母親反着來，母親也覺得他在逆反。陳一洲沒有和父母說過自己不能适應老家的生活，他覺得父母不能理解他。

這些流動兒童在北京出生長大，老家的記憶是空白的，他們一直以為自己就是北京人，突然中斷生活回到老家，都經曆了漫長的身份體認過程。一年級的肖燦得知自己要離開北京，回老家上學時，她感到不解、奇怪，“那時候我都在好奇，我到底是哪的？”

轉回福建縣城老家上學之後，同學都好奇這個新轉來的學生是哪來的，知道肖燦是從北京轉回來後，同學都自然而然地把她當成北京人。上課講到了有關北京名勝古迹的課文，老師會請肖燦介紹一下北京到底是什麼樣的。哪怕上了初中，同學聽到她的北京口音，仍然會問，“你是北京人嗎？”身份上的錯位感糾纏着她，她感覺自己不太一樣，既不像北京人，又不像福建人。

這些流動兒童對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們知道自己不屬于北京，又對北京有着無法割斷的依戀。“北京更像家，不管（以後）做什麼，至少能回北京。”陳一洲說。

一時間，大量市場裡的農民工回了老家，這意味着遊戲小組将失去一大批孩子，為了應付房租，他們像民辦幼兒園一樣開始考慮招生的問題，每周的例會開始讨論怎麼招收新的孩子。志願者帶着小朋友去後海活動的時候，會帶着宣傳冊，有人圍觀的話，就發給他們。

也是這一時期，一些認同遊戲小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長把孩子送到了這裡，現在這樣的孩子超過一半，但整個遊戲小組的孩子人數仍為曆史最少。

試驗田裡的回響

9月，在遊戲小組的大院裡，我見到了張燕。她身型瘦小，齊耳短發，穿着一件素淨的白襯衫。小朋友們正在做活動，她坐在一旁的小闆凳上，看着孩子，目光柔和。偶爾，她會起身拍下小家夥們跳躍時的身影。活動的一個小時裡，她和家長坐在一塊，視線幾乎沒有離開過孩子。

張燕和孩子一起做遊戲

多年來，張燕每天堅持看媽媽老師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日志并反饋，每周的教研會從未停過；她很少去談遊戲小組的價值，她一直告訴所有人，“四環不是完美的，它就是一種互助的教育形式，不要美化它，也不要過分贊美它。隻要兒童喜歡、家長喜歡，那就是合适的教育。”

如今，已經有六百多個孩子從遊戲小組畢業，最早的一批已經上了大學。當這些孩子離開遊戲小組升入小學時，他們年僅七八歲，關于遊戲小組的課堂和遊戲，記憶已經難以清晰而微。

陳一洲在老家的縣城中學讀初二了。許多時刻，他會想起在遊戲小組度過的那些天真又溫馨的時光——掉牙時，志願者老師笑着把他的牙齒扔到了房頂；和小朋友在後海跳繩，他像大哥哥一樣照顧他們；媽媽老師溫柔的笑容；還有一些不那麼清晰的追逐打鬧的畫面。

這些回憶仿佛近在眼前，又似乎很遙遠了，他有些怅然，“我就感覺是不是自己突然長大了，沒有小時候那種天真了。”陳一洲還記得小學的一次期末考試，作文主題是寫自己的小時候，他寫了遊戲小組，有一段是這麼寫的：當踏入了遊戲小組的大門，我就感覺整個人都在放松。

在山坡森林裡奔跑的孩子們

很多孩子童年記憶的開端就在這裡。楊光雨說，去遊戲小組之前，她沒有朋友，之後她所有的朋友都在遊戲小組。她還記得，夏天放學了，他們摘下黃瓜，擱水池裡洗一洗，一口咬下去，特别甜；過年的時候，菜市場的很多攤商家長都不放假，他們會聚在一起包餃子；還有媽媽老師丘老師曾經在課上做示範時，握住了她的手，她記得丘老師手的觸覺，“真的好嫩”，這隻手後來教會了她給鞋帶打蝴蝶結。

孩子們做手指遊戲

長大後，肖燦從父母那裡得知，以前孩子滿市場亂跑，困了就躺在攤位上睡覺，餓了就出去買個包子吃，沒有人照料。而這時，遊戲小組把他們組織到一塊玩，讓他們學到東西，肖燦說，“（遊戲小組）給所有的小朋友一個接受教育的機會，還有一個快樂的童年。”

在遊戲小組的那些年，同樣給家長留下了深刻的記憶。1999年，魏志紅和丈夫“為了生活”來到北京，在市場裡賣衣服勉強謀生，一直有強烈的漂泊感，惦記着老家和孩子。當志願者向導得知，他們家還有一個兒子留守，主動給孩子寫了很多信，關心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回憶起志願者，魏志紅忍住眼淚，“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聊天，我心裡舒服，特别溫暖、特别貼心、特别真誠。”

遊戲小組裡的人像流動家庭一樣遷徙變化，丁鳳雲在今年上半年因為搬家，換到另一個幼兒機構做幼師。這些年，媽媽老師的工資全部來自基金會籌款，從最初一個月500元到現在4000多元。曾經，一個親戚不理解丁鳳雲，為什麼家裡本身就沒錢，辛苦北漂掙這點錢？

丁鳳雲看重的是個人成長、價值認同，和那些屬于孩子的童真時刻。她還記得，有一回教師節，讓小朋友畫老師，一個女孩說要畫她。丁風雲認真地坐在那裡，可是好半天，女孩都不擡頭，丁鳳雲詫異地問她，“你不是要畫丁老師嗎，你怎麼連看都不看我一眼？”女孩說，“丁老師，我不用看，你都在我心裡裝着呢。”

關于孩子的變化，幾位家長都提到了閱讀習慣。在遊戲小組，每天早上老師會在院子裡給孩子們讀繪本故事，每周都會給孩子們登記繪本借閱，之後還會舉行親子故事大賽。如今，丁鳳雲發現，女兒楊光雨從老家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圖書大廈看書。她說，對流動家庭的孩子來說，這是一個很珍貴、很重要的習慣，“我們不是天天看書過來的，但是我的孩子現在是這樣。”

張燕的學生，曾經的那些志願者，從師大畢業後，多數仍從事學前教育專業相關的工作，成為了高校老師或者幼兒園園長。畢業後，很少聽到來自孩子的反饋。當我把這些遙遠的回響告訴楊劍宇時，他停了幾秒，笑了笑，“如果這樣講的話，我覺得我們以前做的挺值得的。其實，我們也就是希望，他們回憶起這段經曆的時候，能感受到快樂和幸福。以後遇到什麼問題，他有一個很好的心理基礎，不會垮掉、倒掉。”

（文中孩子均為化名）

參考資料：張燕 李遠香主編《把種子埋進土裡》

責任編輯：彭玮 圖片編輯：沈轲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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