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爾克是迄今為止德語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與莎樂美相愛，與羅丹一見如故，與塞尚、梅特林克等大師的神交……

萊納·瑪利亞·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十五年前的冬天，我在柏林寫博士論文。某晚與友人約晚餐，到餐館後不料他父親也在。我這朋友雖是柏林人，卻是我耶魯的同學，那時他剛自古典系畢業，得了博士學位歸國，已供職于南德一家報社。其父是位大學教授。我同這父子二人談話，前輩問起我的論文題目，我如實奉告說在寫裡爾克。不料他很嚴肅地質問我：“你怎麼不做德國文學？”

胡戈·弗裡德裡希

不過對于熟悉裡爾克研究的人，這位前輩的質問中所暗含的德國人對裡爾克的文化異化感卻并不鮮見。這種異化感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其内涵恐怕更深更廣：從智識到情感，從藝術到個人生活，對這位出生于奧匈帝國波希米亞首府一個天主教家庭的詩人，無論生前還是死後，質疑的聲音從未中斷，而德國是最主要的批評發源地。比如胡戈·弗裡德裡希（Hugo Friedrich）在其有名的《現代豎琴詩的結構》（Die Struktur der modernen Lyrik）一書中對裡爾克辛辣的諷刺就很有代表性：

……他們所驚歎的楷模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德語詩人，他具有藝術上的偉大，然而卻是沒有性别的。詩歌是在“黑夜裡的疾風暴雨”中“強加”給他的，對于他來說詩歌跳“進了廣袤空曠的感情中”，以至于他“手發抖、脈管迸裂”；随後他便詳細地向公主們、女伯爵們、女士們和“極為高級可親的先生們”報告自己這類“被掀翻”（的體驗） ……

這段批評之所以不點出裡爾克的名字，與其說是為“尊者”諱，不如說是出自對所批評者的輕蔑。其中尤為犀利甚至是個人化的，是對詩人及其詩學的性别角色錯亂的指責：他說裡爾克的詩歌是“沒有性别的”，而真正的現代詩歌其魔法化做法總是會被詩人以“男性的方式約控”。

同樣，他那首一度洛陽紙貴的《旗手克裡斯托弗·裡爾克的愛與死的歌》（Die Weise von Liebe und Tod des Cornets Christoph Rilke）對中世紀騎士尚武精神的歌頌，也沒有堅實的個人信念、曆史、藝術主張等觀念的支撐，故而這首作于十九世紀末的詩雖一戰時風行一時，其作者卻在其所歌頌的戰争到來時托關系走後門避免去像他筆下的同名英雄那樣戰死沙場。

再比如他曾多次參加對他後期生活與寫作最重要、他一生中密切交往過的地位最高貴的恩主瑪麗郡主在家舉行的扶乩活動，對于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化人來說，這不啻為一個大醜聞。人們有理由質疑，他參與這種荒誕低級的迷信活動是為了取悅于其恩主還是自己真信？抑或兼而有之？尋求恩主庇護，卻介入這類活動，難免讓我們跟《儒林外史》中楊執中、權勿用、張鐵臂之流用飛檐走壁取仇人頭（其實是豬頭）的鬧劇哄騙蘧家公子的事發生聯想。

從這些例子看，按照德國人（其實也是狹義的西方）要求一緻性和系統性的一貫思路，說裡爾克的詩歌有個Unverbindlichkeit的根本性問題，是很自然很合理的。

如果人們拿同時代的德國詩人與他相比較，比如一戰期間嗑藥緻死的特拉克爾（Georg Trakl），比如陰郁的早期貝恩（Gottfried Benn），比如以諷刺和亵渎為己任的布萊希特，那麼以風花雪月的情懷走紅的（雖然這并非他詩歌的全部）裡爾克的時代錯位就十分明顯了。

雖然裡爾克也感歎他所向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但是他在作品和生活中顯現出來的這種情緒，很難看出有什麼深刻的智力的層面。同荷爾德林的哲學與神學意義上的懷舊相對立，裡爾克的懷舊情愫集中體現于他作品中的貴族情結——比如熱衷于虛構自己遙遠的貴族出身：《裡爾克的愛與死行》、小說《馬爾特》以及書信中的一些段落——和生活中刻意巴結附庸貴族。對于他的這種懷舊貴族情結，無論是作品裡的還是生活中的，人們都無法對它進行哲學的分析，因為最适合的分析隻能是心理分析和社會學分析：他的小市民出身、嚴肅刻闆卻權威淪喪的父親、他那位虛榮自私任性勢利的母親等等。

詩歌沒有内在的Verbindlichkeit，沒有内在的理，那它遵循的就隻能是感覺，而在布拉格狹小的租賃房裡出生與長大、幼年被母親男扮女裝當女孩撫養、随後卻又被投入寄宿軍校長達五年的裡爾克最富有的就是感覺。就像下肢殘疾的人上肢常常有過人的力量一樣，缺乏理的素質的裡爾克其感覺的發達罕有其匹。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詩《豹》（Der Panther）就是一個範例。

在這首詩中，詩人的目光和想象穿過巴黎動物園囚禁豹子的鐵欄，把對豹子的感受轉變為豹子自身的感受，詩人的感覺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投入非常完全的移情，即把對對象的觀察——他稱之為einsehen，“看進去”、“穿透般的審視”——變換為對象本身的感覺：寫豹子，詩人就自覺如同豹子，寫教堂，詩人就仿佛自己就是一幢屹立的教堂，寫貼在大衛王身上的妾亞比煞（Abishag），詩人就變成了這個懵懂的婢女。這就是中期的詩人（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反複強調的進入物自身的寫物詩（Dinggedicht）的含義。

但是轉變為移情的強大感覺歸根結底是一種負能力或消極能力（a negative capacity），這是十九世紀初的濟慈（John Keats）早就認識到的。古今中外，負的概念是與一連串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消極、陰性、女性、被動、坤、柔、承受等等，這麼說來，弗裡德裡希對裡爾克的性别批評初看之下雖似顯尖刻，卻實在是有深厚的詩學根底的。因為弗裡德裡希是說，裡爾克的詩和作詩法不是要主動地為人們紛纭的感覺、為這個混亂的世界建立觀念的、意象的、語言的秩序，所謂“以男性的方式約控”，而是全然被動地逆來順受，并且進而在這個逆來順受的過程中泯滅自己，把自己化作來襲的客體，讓自己的存在附麗于異己的客體身上。

其實，詩人的這種特異功能在他著名的随筆《體驗》（譯文見拙譯《杜伊諾哀歌》附錄，遼甯教育2005年版）中已經描繪得十分細膩準确。在那篇奇特的感覺記錄裡，詩人精微詳盡地記載了自己的身體乃至整個存在消融在微風裡、與所倚靠的樹木化為一體的經曆。當然，并不是所有客體都可以讓詩人附麗，于是詩人的存在和“主動性”就體現于選擇什麼樣的客體來附麗，而這個不斷的選擇和嘗試選擇的過程就是詩人自己詩歌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他尋求和依附各種女性保護人的過程。

有了這個線索，我們看裡爾克從崇拜三四流的當代德語詩人、崇拜二三流的過去德語詩人，到探索俄羅斯文學，從跟随時尚讀李白到讀心理分析和基爾克果（Kierkegaard），從力追後印象派和羅丹的《新詩集》和《新詩别集》到彙集了靈異迷信、中世紀晚期幾個不知名的女詩人、量子力學的科普著作的《杜伊諾哀歌》，從寫詩到寫短篇小說，從寫短篇小說又到寫劇本，甚至從寫德語詩到法語詩，從寫意大利語詩到俄語詩，就能明白何以詩人沒有任何預設的哲學、美學和詩學的立場，詩人的取舍标準其實隻有一個，就是隻要拿過來能成就自己的寫作就行：“詠歌就是存在”（Gesang ist Dasein），他在一首商籁體詩中說。

同樣，在生活中，從最早的未婚妻到瑞典的女權主義者（Ellen Key）、從強勢的莎樂美到島嶼出版社社長之妻和低級貴族保護人男爵夫人，從奧地利的女貴族到瑞士的女業主（Nanny Wunderly-Volkart），詩人從一個女宿主（情感的、事業的和金錢的）過渡到下一個女宿主，隻要她們足夠有能力幫助自己。閱讀裡爾克的書信，會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隻有在女人那裡他才如魚得水，跟她們他可以一吐衷曲、可以如嬰孩般完全自棄把自己交給對方，可以在恭敬的同時如廷臣娛樂國王那樣娛樂權貴，甚至也可以取悅于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枯燥乏味的家産殷實的婦女（Nanny Wunderly-Volkart）；而對男性，他始終保持着恭敬、有保留甚至謙卑的态度，比如對藝術家羅丹、作家霍夫曼斯塔爾、恩主海特男爵、島嶼出版社社長基朋伯格（Anton Kippenberg）等等。

可以說，裡爾克生活的全部意義，就在于通過把自己的存在附麗于某個母體之上，而給自己提供能夠發散其感覺并進行相應寫作的條件。這就使得閱讀裡爾克的作品同了解他的生平互為前提。而要具體地展示詩人的寫作與生活之間的這種奇特的關系，詳細叙述他是如何過上一種他認為隻有對于神來說是件輕松的事的藝術人生的，那就隻有一部詳實公正的傳記才能做到，拉爾夫·弗裡德曼（Ralph Freedman）的裡爾克傳（Life of a Poet: Rainer Maria Rilke）就是這樣一部著作。

說到這裡，如果我已經給人一個印象，即我似乎全然認同弗裡德裡希對裡爾克的評價，顯得對他的批評遠重于贊賞，貶過于褒，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這位奧地利詩人的詩歌中究竟還有沒有真的（他自己的）東西？裡爾克的詩藝究竟有沒有值得薦舉的地方？

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來自裡爾克自己。裡爾克寫過一篇重要的散文《玩偶》（譯文見拙譯《杜伊諾哀歌》附錄），自幼像女孩子那樣懷抱玩偶成長的詩人在文中這樣說：

就像對某些學生那樣，面對着那些粗蠢、一成不變的兒童玩偶，人們沒有千百次地問起，它們後來變成什麼樣了嗎？眼前這些就是那些被真實的和扮演的感情所嬌生慣養的玩偶童年長大成人以後的樣子嗎？眼前這些就是它們的、迅速地映射到人滿為患的空氣中的果實嗎？這些假果實，它們的核從未安息，不是一會兒幾乎被淚水沖走，就是一會兒曝露于怒火的幹旱下，或者曝露于被遺忘的荒漠裡；被深植于一種能無度地自傷自憐的柔情的最柔軟的深處，然後再被上百次地刨出來，一眨眼的功夫就被甩進支棱破敗的東西中間，被輕蔑、被鄙視、被抛棄。

這段話最精辟地概括了詩人包括其藝術在内的人生的真實境況：這個人生自幼就是在虛假中開始和進行的：自我身份認同的虛假，包括性别認同和階級認同的虛假；所交往對象的虛假；而所有這些虛假都集中地體現于給他當作童年玩具的有人形卻無生命的玩偶身上。玩偶是努力要美好的假，是努力要生活的死，是人造的屍體，用來騙取最不懂警惕與自衛的兒童的真情與真愛，而與這樣的假相伴随的兒童長大以後要把他的假兜售給世界。

詩人此後的一生就是在與這樣的虛假的糾纏中度過的，而我們所更感興趣的他的詩歌，就是他與其與生俱來的虛假的糾纏過程。他最糟糕是詩都是在其身份認同的虛假的幻覺鼓動下寫出的，比如大部分早期詩歌（那時的詩人根本無法與他可悲的早年經曆與價值觀拉開距離），比如前面提到的《裡爾克的愛與死行》，比如《緻奧耳弗的商籁體詩集》中幾首賀卡軟文一般的媚俗之作（Kitsch）。在這樣的詩裡，詩人讓他的虛假如同打扮得宛如公主一般然而卻是以廉價布頭（如果是今天的芭比娃娃那就是塑料和塑膠）制成的玩偶一樣欺騙自己欺騙讀者，在擺弄這樣的廉價布頭或塑膠的玩偶的過程中讓自己沉浸于虛妄的快感，自欺欺人地以為從中達到了真正的審美滿足，這無異于，按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論講，用五法郎的廉價印刷品泯滅了有本真氣息（Aura）的《岩間聖母》的原作，而欣賞印刷品的人卻自以為是最高雅最高貴的。

本雅明

但當裡爾克在與他的假糾纏的過程中能夠審視他的假與假的起源時，他就寫出了最好的作品：比如《杜伊諾哀歌》第四首，比如小說《馬爾特》的一些段落，比如這篇《玩偶》散文。因此，如果說裡爾克的人生和詩歌充滿虛假，那麼有一點是絕對真實的，那就是他的痛苦。他的家庭毀了他的童年，給他留下畢生的存在痛苦。他那被扭曲的童年使他的人生成了“假果實”，但是這個假果實有個真實的核，那就是痛苦。這個痛苦的核是一切蠟質的（塑料的與塑膠的）、虛假的、僅供擺設的、如同給死人和邪神上供用的人造水果那俗豔光澤的表皮之下唯一真實的東西，是這個唯一真實的東西讓我們覺得他的作品是值得閱讀的。在他成熟後的作品裡，他與生俱來的假與這個唯一的真的糾結，仿佛一出戲，甚至可以說是一出悲劇，吸引了并将繼續吸引我們這些讀者的觀賞興趣。

當然，如果裡爾克僅隻是這世界上無數童年被糟蹋、心靈被扭曲中的人裡面的一個，我們并不會對他有額外的興趣。我們對他之所以有異乎常人的興趣，是因為他是個十分有感染力的詩人，雖然這種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病态發達的感覺或敏感。但是就是感覺發達也仍然不足以讓人成為一個好詩人，因為歸根結底，所有這一切都要落實到語言上來。

與裡爾克對世界的敏感相輔相成的，是他對語言的敏感。這種語言的敏感雖然有先天的成分，但是對于他這個自幼失學、少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說，他青年時代以後在全歐洲的廣泛遊曆對于他的藝術家學徒過程有着決定性的的作用。可以說，是整個歐洲成就了這位詩人，作為藝術品的全歐洲是他學藝的師傅：從德意志語言的飛地波希米亞首府出發，裡爾克來到德意志文化的内地，從俄羅斯到斯堪的納維亞，從西班牙到意大利，當然，還有法蘭西。對于這位自幼崇拜法國文化、娴于法語的詩人，法蘭西始終是其宇宙的中心或者說中心之一，中期的裡爾克就是在巴黎的裡爾克。就是在一戰爆發後他無法返回法國、最後決定定居瑞士時，法語和法蘭西文化仍然是其中一個核心内容。

縱觀他作為詩人的一生，我們看到，是俄羅斯東正教修道院的神像、北歐的頹廢派藝術、伊比利亞半島的托雷多（Toledo）、威尼斯的街道、卡普裡（Capri）的海濱别墅、亞底亞海濱的城堡（Duino），盧浮宮、羅丹、塞尚、克呂尼府第（l'hôtel de Cluny）、沙爾德（Chartres）大教堂，等等等等這一切，彌補了裡爾克幼年教育的缺憾，使他成為一位歐羅巴的詩人：是的，他絕對不是一位德國詩人，而實在是一位泛歐羅巴詩人。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裡爾克的作品被大量翻譯到中文，裡爾克成為最受中國的外國文學讀者喜愛的作家。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詳盡的詩人傳記的中譯。對于一位其詩歌與其生平有着異乎尋常的密切關系的作家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而今，弗裡德曼的這部裡爾克傳翻譯為中文出版，可以很好地彌補這一空白。弗裡德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以所謂抒情小說研究獲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專業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抒情小說：黑塞、紀德與伍爾夫研究》曾對我寫作博士論文很有啟發。弗裡德曼從他的博士論文合乎情理地擴展到裡爾克研究，其成果便是這部詩人傳記。與同時出版的德語世界比較權威的詩人傳記相比，他的這一部要更為詳盡，對詩人人性中的問題并不刻意回避，它的翻譯出版，無疑将對廣大的裡爾克作品的讀者有極大的裨益。

（此文為《裡爾克：一個詩人》中譯本序，有删減。原标題為《劉皓明： “真實的和扮演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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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裡爾克：一個詩人》

（美）拉爾夫·弗裡德曼 著

周曉陽 楊建國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裡爾克，作為迄今為止全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傳記或許來得有些遲了；幸好，詩人的價值是永恒的，對他和他的詩歌的關注與解讀，早些或晚些，對整個人類生存史而言，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别。

《裡爾克：一個詩人》以豐富詳實的史料、深邃優美的文筆，對裡爾克的人生線索和作品裡程展開深度溯源與細膩描寫，呈現了詩人在“生活的古老敵意”中逆水而行、孤獨地辨認生命本質的坎坷一生，凸顯了作為詩人的裡爾克對生與死乃至整個宇宙秩序的思考與呼告。

在裡爾克的諸多傳記中，身為德語文學研究者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拉爾夫•弗裡德曼的這本《裡爾克：一個詩人》，态度謹嚴、冷靜公允，精确切入裡爾克詩作與小說的思想内核，将裡爾克生平與著作緊密結合，其準确性與可讀性兼而有之，對裡爾克的理解與诠釋更是令人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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