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城台伯河沿岸，有一座被稱為“陶瓶山”的小山丘。雖然有“山”之名，實則是由約5300萬隻陶瓶的碎片所堆成的垃圾場。

　　這些陶瓶大多産自公元2-3世紀中葉，是古羅馬人用來盛放橄榄油的容器。在将橄榄油倒出之後，瓶子就被丢棄到這裡，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座人工小山丘。

　　羅馬城中的陶瓶山

　　這一時期恰好是古羅馬的全盛時期，人們的消費力驚人。根據曆史學家瑪麗·比爾德的估算，當時的羅馬城“每年要消耗約2000萬升的橄榄油、1億升葡萄酒、25萬噸糧食”。

　　“福兮，禍之所伏”，正當古羅馬人在為自己的盛世歡呼相慶時，巨大危機的陰影正在悄悄逼近，盛極而衰的輪回再次上演，陶瓶堆積如山、生活奢靡無度的景象也将不複存在。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改變了這一局面呢？

　　曆史研究者們衆說紛纭，一位德國學者在統計之後發現，有210種關于羅馬衰亡的原因假設。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鸠和愛德華·吉本的觀點，他們傾向于認為實行君主政體而非共和制、長時期對外掠奪政策，以及羅馬人的腐化堕落等，是導緻羅馬衰亡的重要原因。

　　美國著名史學家、俄克拉何馬大學古典文學和文學教授凱爾·哈珀，在《羅馬的命運》一書中，則從人類學、生物醫學與曆史學的交叉領域出發，對公元2-7世紀羅馬的氣候、傳染病情況進行研究，得出了新的結論：氣候條件的顯著變化，以及數次傳染病大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羅馬推向衰頹的邊緣。

　　《羅馬的命運》一書卡片思維導圖

　　在凱爾·哈珀看來：羅馬的命運結局，固然有“人”的因素作祟，但自然的力量同樣不可小觑。

　　01 最優氣候期 技術、貿易：共同打造“羅馬奇迹” 根據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的理論，在農業社會中，當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生産資料為算術級數遞增時，人均生活水平就會陷入下降循環，最終戰争、瘟疫、饑荒、野獸等外部力量，會将人口重新拉回一個較低水平。

　　但2世紀中葉的羅馬，卻成功打破了馬爾薩斯人口壓力的魔咒。

　　彼時羅馬帝國的統治疆域橫跨3個大洲，總人口一度達到7500萬。羅馬城是一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城裡有豪華的浴室，也有設計精妙的高架引水橋。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時，羅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降反升，這一時期也被愛德華·吉本稱為“最幸福的時代”。

　　羅馬城景象

　　之所以能夠成就“羅馬奇迹”，從根本上得益于多重有利因素的疊加。

　　首先是作為“背景闆”的氣候條件。

　　大約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之間為“羅馬氣候最優期”，比起今天的“地中海氣候”，當時環地中海區域的氣候條件要更加溫和濕潤，降水的月度分布更為均勻。

　　這樣的氣候環境對于農業生産十分有利，葡萄、橄榄、小麥等作物可以在更靠北的區域種植，土地的生産力也大大提升，因此可供養的人口數量也有效增加。

　　一份估算數據認為，氣溫升高1攝氏度帶來的可耕種土地面積增加，足以滿足300-400萬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其次是對外貿易網絡擴張。

　　羅馬帝國是一個典型的軍事霸權組織，羅馬的士兵們四處征戰，通過掠奪、收稅獲取資源，擴大統治疆域。

　　在這一過程中，羅馬建立起了一個長達8萬公裡的公路交通網絡，再加上地中海的海上貿易通道，為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

　　而羅馬人對于消費主義的推崇和對奢侈品的偏愛，進一步推動了羅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頻率，交換的商品包括：香料、紡織品、橄榄油、葡萄酒、陶器、象牙等。

　　在一份2世紀的紙莎草文件上，一條駛往埃及的商船上所裝載商品的總價值可能超過600萬塞斯特斯。開頭所提到的陶瓶山也是這一時期的産物，當時羅馬從西班牙大量進口橄榄油。

　　曾經古羅馬的繁華地帶

　　再者是技術條件的進步。

　　随着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們開始向更邊緣的區域進發，非洲等地的農業生産變得活躍，為了應對半幹旱的氣候條件，人們開始修水庫、建大壩、挖水渠，水利磨坊等新的技術手段共同促進了農業生産效率的提高。

　　02 兩次瘟疫與氣候變遷：羅馬命運的隐憂已現 命運的天平并不總是青睐羅馬人，曾經是羅馬帝國崛起重要助推力的氣候因素，似乎變得不再那麼宜人。

　　這時，流行病菌也開始在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徘徊：公元176年，安東尼瘟疫爆發，公元249年-262年，西普裡安瘟疫肆虐百餘年。

　　在古羅馬的全盛時期，财政、軍事、農業、貿易等因素共同維系了帝國内外的均衡，但這種均衡狀态并不是穩定的。随着氣候變遷與細菌侵襲，羅馬帝國的根基開始遭到侵蝕，羅馬的命運開始走向一個新的轉捩點。

　　先來看氣候環境的改變，大約公元3世紀時，羅馬氣候最優期走向了尾聲，随之而來的是羅馬晚期過渡期。

　　一邊是太陽活動的變化，導緻全球氣溫的下降，光照時間與強度降低。

　　随之而來的還有幹旱，地中海南部、北非等地降水減少，原先肥沃的尼羅河區域洪水也變得稀少，于是，對降水量十分敏感的小麥等農作物出現減産。

　　農業生産受到重創，羅馬帝國政府能獲得的糧食也相應縮水，據估計，羅馬每年的稅收損失約為9.6-19.2萬奧裡斯。

　　另一邊是人為活動産生的不良後果。

　　為了擴大農業種植面積，濫砍濫伐成為普遍現象，局部生态環境遭到破壞，地中海地區的降水量減少也部分與此有關。砍伐森林使得積水區域增加，蚊蟲孳生，加速了傳染病菌的傳播。

　　數次瘟疫肆虐造成的影響，則更為深遠和嚴重。

　　作為軍事霸權國家，羅馬必須長期維持一支龐大的軍事隊伍，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帝國需要士兵，而士兵需要錢”。

　　瘟疫先是影響人口數量與結構。在醫療水平有限的時期，鼠疫、天花等傳染病基本上可以與死亡畫上等号，古羅馬也不例外。

　　安東尼瘟疫奪走了帝國約10-20%的人口，西普裡安瘟疫使得亞曆山大裡亞的人口從50萬減少到了19萬。

　　緻命的病毒奪走了無數年輕人的生命，羅馬的可征用兵源減少，後來不得不征召奴隸、強盜入伍，甚至引入蠻族雇傭軍，軍隊的戰鬥力日漸削弱。

　　社會經濟也受到了瘟疫的沖擊。在人口銳減、糧食減産的大背景下，帝國銀礦開采量也遭遇突然下滑，一系列因素引發帝國的财政危機和嚴重通貨膨脹，羅馬的貨币和稅收體系都面臨嚴峻挑戰。

　　為了籠絡軍心，克勞狄二世選擇用黃金犒勞将士，這一不成文的制度之後又延續了數代，這也從側面印證了當時貨币體系已經出現了混亂的迹象。

　　古羅馬金币

　　03 短暫的恢複期：制度韌性及其局限性 公元1世紀時，古羅馬哲學家普魯塔克提出過一個“忒修斯之船”的悖論：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部件被陸續替換，那麼最後形成的船還是原來的那隻船嗎？

　　這是一個哲學命題，也是古羅馬帝國曾經面臨的現實：在遭到危機時，制度内在的韌性使得它能夠進行局部調整，以适應新的内外環境，但帝國已是今非昔比了。

　　古羅馬遺址

　　在帝國的制度設計中，有不少類似于“緩沖墊”的策略。

　　城市中設置有專門的糧食儲存設施，以備不時之需。一旦發生糧食短缺的情況，羅馬政府會通過平抑價格、譴責暴利等方式維持糧食的售價。在首都羅馬城，皇帝不僅會引導建設公共設施，還建立了糧食救濟制度。

　　環地中海地區複雜的氣候與地形條件，當地的居民早已形成了一套食物儲藏、保管的習慣。因此，在面對糧食危機和通貨膨脹時，羅馬可以在一定時間内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

　　這種制度的内在韌性，正是羅馬帝國在經曆氣候變遷和安東尼瘟疫之後，仍然能夠重新回到正軌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新的疫情爆發，氣候條件變得愈加不利時，帝國制度即将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3世紀危機”也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

　　先是邊境線上防禦體系陸續被蠻族摧毀，形成了以高盧、巴爾米拉、意大利為核心的三個羅馬帝國，羅馬失去了達西亞等戰略要地。

　　公元268年，加裡努斯皇帝被暗殺之後，羅馬進入了軍營皇帝的時代，皇帝高度重視軍人的忠誠與勤奮，傳統的元老院貴族淡出曆史舞台，古老的政治傳統也成為過去。

　　對于瘟疫的恐懼也引發了文化領域的變革。傳統的阿波羅崇拜驅使人們通過參加各種獻祭活動，祈禱神明能夠驅散瘟疫。新生宗教--基督教用其“犧牲式”倫理吸引人們的關注，而“從死亡中複活”的教義也讓時時面臨死亡威脅的人們，感受到了一絲安慰與暖意。

　　基督教堂内景

　　随着時間推移，除了“羅馬”的名号，羅馬帝國這艘“忒修斯之船”上的零件已經幾乎被悉數替換，這時的羅馬，早已不複昔日全盛時期的模樣。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其衰亡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羅馬就像一艘巨輪，有過歌舞升平的時代，但随着氣候、瘟疫、政體、蠻族入侵、生活奢靡、消費主義……這些大大小小的冰山，一次次地與巨輪相撞，羅馬自身的制度韌性終于被破壞殆盡。

　　最後隻需一根小小的稻草，就可能讓羅馬的命運走上無法挽回的境地。

　　參考資料：

　　1、《羅馬的命運》，凱爾·哈珀

　　2、《SPQR：羅馬元老院與人民》，瑪麗·比爾德

　　3、紀錄片，《羅馬：帝國無止境》

　　注：本文配圖部分來自于紀錄片《羅馬：帝國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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