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漫畫《哆啦A夢》開始連載。

和其他低齡向作品不同的是，《哆啦A夢》充滿了未來感。

22世紀的小叮當回到20世紀末的日本，為了重振家風來改變大雄的命運。

它的衆多法寶裡，最有名的就是時光機。憑借着穿梭自如的時光機，大雄體驗了N次未來生活。在作者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裡，未來的科技高度發達：不僅有掃地機器人、無人探查機，還有隐形鬥篷、自動汽車。

如今已過了半個世紀，不少高科技産品已經成為了現實。

我們期待未來、展望未來，而這一切都體現在了影視作品中。

影視劇中的不同未來圖景，折射了人類的不同心理。

我們很早就認識到：科技發展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它帶領我們告别了蒙昧無知，推進了曆史進程的發展；

另一方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類擔心被高科技反噬。

早在1927年的電影《大都會》中，就展現了人類對未來科技的憂思。未來世界裡階級嚴明，整個社會依賴于龐大機器的運轉。摧毀上流社會和底層世界的邊際的，不是跨階級的愛情，而是改造後的機器人。

片中的二元關系有兩對：資本家和被剝削的工人；人類和機器人。而制造機器人的科學家，無疑激化了兩組對立關系。

雖然拍攝年代久遠，但《大都會》表現了科技發展産物的焦慮，暗喻了機器人對自然人的奴役，也影響了爾後科幻片的設定。

1982年上映的電影《銀翼殺手》則把未來設定于21世紀初。在電影中，未來的人類和機器（複制）人同樣處于天平兩端。銀翼殺手奉命處決機器人，卻不慎陷入情網。

作為反烏托邦電影的代表，《銀翼殺手》折射了人類對高科技的複雜态度。化為己用的複制人擁有了意識，從而變得不可控。為了斬除異類，人類勒令他們“退休”。

與之類似的電影還有《人工智能》《逃出克隆島》《機械姬》等。此類電影描繪的未來，擁有最先進的科技水平，工業文明的高度發展帶來了人類生存的隐患。

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無論是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無論是人類中心論還是審慎與反思，都繞不開我們内心深處對科技發展的隐隐憂患。

電影中的另一種未來，精心描繪了末日圖景，抛出了人類生存的難題。

這類電影往往會設置極端化的前提條件：極寒氣候裡的火車成為了幸存者的避難所（《雪國列車》）、冰河世紀般的巨變地球（《後天》）、冰川融化導緻的水上生存（《未來水世界》）。

這一切的導火索是能源危機、核戰争、氣候異常……末日電影的警示意義是：如果人類和環境不能和諧相處，那麼未來會迎來世界末日，原有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法則被洗牌。

末日論可以追溯到《聖經·啟示錄》，暗示了地球的審判日即災難降臨之時。

但神話中的末日，卻不是落幕之時，而是一個盛衰之際的轉折點。當人類熬過世界末日，就是一番浴血重生的新天地。

電影中的末日未來，本質上還是對現世環境危機的折射。而電影的結局，也通常不會是一黑到底，而是留下了人類生還的微光。

比起前兩類颠覆性的未來想象，穩中求變的未來是最貼近我們現實生活的。此類電影對未來的描繪，基于科技，有理有據。局部變化不可預料，人類進程的車輪穩步向前。

近日熱門的英劇《年年》，通過一家人的變化來假構未來5年的世界變化。個體和時代形成了叙事複調，充分利用了以小見大的藝術方式。

家中常備的語音智能系統，能解答主人的一切問題；

相機裡的美顔濾鏡變成了現實生活中的電子面具；

機器人包攬一切家務，上到跑腿打掃，下到解決性需求；

不變的是：生活依舊瑣碎平常，漫威依舊是常青樹，《銀河護衛隊4》如常上映。

再如賈樟柯的電影《山河故人》的第三部分，把時間線放在2025年的澳大利亞：吃餃子的傳統沒變，平闆卻變成了透明屏顯。算是賈科長對未來科技的保守估計與呈現。

上世紀80年代，電影《回到未來》系列對21世紀初進行了大膽預測：門沒有了把手，取而代之的是指紋識别；人與人可以依靠視頻進行交流；電影開始啟用3D技術……

如今，很多技術都得以實現，讓觀衆不由得感慨“我們已經回到了《回到未來》中的未來”。

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向前方的歲月展望，影視作品真的能預言我們的未來嗎？很多時候我們并不需要知道這個答案，隻需沉浸在創作者的想象中，感受未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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