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講“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講“五十而知天命”。其實大部分人讀到這些都是懵懵懂懂的，更多時候對于命運的直觀印象，大概就是擡頭仰望星空的時候，浩瀚無際的星空讓人覺得自己很渺小，總感覺冥冥之中有什麼東西主宰着自己。

古希臘人曾說：“向命運大聲叫罵又有什麼用？命運什麼也聽不見。”的确，當人在現實面前無計可施、一籌莫展的時候，就會埋怨命運，但命運看不見也摸不着，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這篇文章裡，我們從最原始的命運觀說起。

在人類的蒙昧時代，生産力還極其低下的時候，命運好像是由各種神掌控着的。水有水神、山有山神、土地有土地神，打雷有雷神，人在這些神靈面前是卑微無助的。這些神靈好像還特别愛發怒，一不小心就會得罪他們。所以原始社會裡，或者說人的集體潛意識裡，有很多關于神靈的禁忌。

為了讨好神靈，人們必須向神靈獻祭，所以就有了各種祭祀。祭祀的程序極其複雜，必須有專門的大祭司來完成。當然這指的是集體行為，在個人行為上，可能就是家裡擺一些貢品或者内心裡面做一些禱告。據說在印度，這種多神崇拜的文化還是很強大。

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人類智力的不斷提升，對于神靈的盲目崇拜逐漸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義的崇拜。從神靈崇拜轉換到理性主義的崇拜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人類的文明确實因為理性主義的興盛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随之而來的是從未有過的自信和豪邁。

就像西方人說的一樣：“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翹起整個地球。”看起來這是從物理學的角度說的，其實背後隐藏着另一層意思，就是人類終于可以不用再依靠神靈的恩賜了。因為人類發現，以前覺得很無助的東西，不過是因為暫時還沒有發現背後的道理。隻要發現背後的道理，地球我也可以搞定。

萬事萬物都有它的定理，人類隻要能夠發現事物或宇宙背後的所有定理，總有一天，我們人類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這也是古人講的”制天命而用之“。

在東方，朱熹說“性即理”。雖然朱熹沒能從這裡發展出科學，但這種思維模式其實和西方的啟蒙理性主義其實有相通之處。也就是說，超越于人類之外，有一個普遍的理，人需要去做的就是發現它。雖然一個偏向于外在的理，一個偏向于内在的理，但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

但很多人對于這種理性主義還是有警惕心的，《明儒學案》裡記載，明朝的曹端在談到朱熹時說：

朱熹說理之于氣，就好像人之于與馬，馬一出一入，人跟着一出一入。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人就是死人，談不上萬物之靈；理就是死理，談不上萬物之源。

由此可見，理學或者理性的勝利給人類帶來進步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迷惘：如果一切都是既定的，那麼置人于何地？西方的牛頓其實也想到了這個，但是由于東西方思維模式的差異，牛頓最後一頭紮進了神學的殿堂，試圖證明上帝是存在的。

心學的命運

心學的代表其實就是陸九淵和王陽明，所以叫“陸王心學”。心學某種程度上是對理學的“撥亂反正”，理學沒收了人的靈性，心學又将其奪了回來。

心學裡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還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人由原來“理”的附庸，一下子又站了起來。那感覺就好像原來是低着頭做人的，現在終于可以昂首挺胸了。但問題來了，心學怎樣去面對世界？答案估計讀者也想到了，就是“良知良能”。

但是後人很快就發現，心學有很大的流弊。心學裡的“良知良能”往往像電光火石一樣讓人無法把握。更可怕的是，由于良知良能難以把捉，在面對不确定性的時候，老百姓又可能回到那種原始的神靈崇拜命運觀。明代胡居仁曾說：

現在的人說到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那寂然不動處，這是有問題的。古人隻言涵養，言操存，什麼時候說過要“察見”？如果要求察而見其心體，内在便互相攪亂，反而無主了。

可見心學在發展中，無法向老百姓大範圍推廣。可能隻有那些天資聰慧過人的，像王陽明這樣的人，才能發現良知良能。但老百姓更多的是普通人，你讓他們如何做？不知道如何做還是好的，後期還會滋生一批僞心學，打着得道的幌子四處招搖撞騙。

從這一點來看，心學又不如理學，起碼理學是有一個可以把握的“理”，這個理是實實在在的，隻要你老老實實的去研究察看，總能有點收獲。而良知良能這個東西，即便你一輩子去追尋，也不一定見到一點消息。

命運的追問

人類從古至今，對于命運的探索大概走不出上面這三種模式。第一種命運觀是人類的靈智處于蒙昧未開時的産物，這裡無需多論。

心學和理學的争論，有點類似于佛教裡，神秀與慧能的差别。神秀主張“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目的是去明那個理；但慧能卻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因為慧能的這個見地，認為慧能是有資格傳他衣缽的。

其實我們如果靜下心來仔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理性主義某種程度上代表的是全人類的命運。因為這個“理”是可求可察的，如此人人皆可實踐，在這種人人皆可實踐的前提下，人類才有可能不斷進步。事實上，曆史也正是這樣走的，人類從蒙昧時代慢慢向今天發展，就是得益于理性主義的勝利。

哲學家芝諾曾說：“命運是一條無盡的因果鍊條，萬事萬物皆因此而賴以生存，世界本身的發展也遵循着這一準則與因果關系。”

如果你還不能理解的話，可以試着想一下馬克思講的不同社會形态。人類從原始社會一直發展到今天，經曆好幾種社會形态。這種社會形态的衍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天道的運行，至于說哪裡是天道的終點，誰也不知道。

而心學從某個角度講，其實代表的是個人的命運。在東方，往往都是少部分人得悟大道，但這樣的領悟很難像科學一樣普及開來，成為全人類的命運。這也是東方文化越走越難的問題所在。

心學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個人的命運，但又不全是。人在發現理的同時，還有奪天地造化之能，人雖是造化之産物，卻有生生不息、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潛力。這其實就是古人一直讨論的”天人之辯“。

儒家的理想是人人做聖人，社會成大同。這本身也是人道對天道的參贊之功，天道有其軌迹，人道有其志向，人道如何參贊天道，這需要人的智慧去完成，有點類似于熊十力說的”天待人而成“。也是孔子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對于熊十力說的”發展本體之潛能“，孔子早就說了，其實就是《論語》裡開篇的“學而時習之”。這裡的“習”所表示的意思，我們今天的人，當成是複習的意思，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裡的習其實有點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實踐、學習、再實踐、再學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裡，人不斷的通過實踐來校正自己的認識，再用校正後的認識進一步的實踐，如此人的潛能不斷提升。這種實踐是天與人的不斷交互，也是智慧在當下的不斷展現。

每個人的潛能都不一樣，有人擅長科學，有人擅長教育，重要的是發現自己的潛能後，不斷的去提升和擴充，從而為人類的進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而且這種實踐并不是盲目的實踐，是需要條件的。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隻能靜待其時，述而教化後人。就好像文中子曾感歎道：

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笃與斯，然未嘗得宣其用，退而鹹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

當然每個人的志向都不一樣，不是每個人都像聖人一樣有遠大理想，所以他們的實踐都不一樣，但所有人的實踐最後彙成了天道，天道又反過來作用人道。

由上可見，孔子所講"五十而知天命”，其實指的就是他對“天人之辨”的領悟。在當時的那個大環境下，也就是在當時的那個“天"下，孔子的理想是很難實施的，他所能做的隻是把他的思想寫下來流傳後世，讓更多的人明白。漸漸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他，并且像他一樣行聖人之道。

本篇文章為本人學習中的粗淺思考，僅供參考，感興趣者，歡迎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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