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唱會上高歌的何家弘　李紅笛/攝

何家弘部分小說和著作的中外版本

“俗話說得好，不會唱歌的法學家不是好作家。”2月2日晚，能容納1200人的中國人民大學如論講堂座無虛席，一場特殊的演唱會剛剛開始，主持人這樣介紹着今晚的主角——何家弘：一位著有五部懸疑小說的法學家，一位愛唱歌的國際足聯道德委員會調查庭委員。

那天的演唱會上，何家弘還發布了自己的新作《司法證明方法與推定規則》的中英文版。

音樂與情懷

“我有很多大的夢想，比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每年都會給自己制定幾個‘小目标’，比如猴年的一個小目标是一次要跑完10公裡，這個目标已經實現了。”今年65歲的何家弘，完成了五部懸疑小說、數十部法學專著，并在2017年5月當選為國際足聯道德委員會調查庭委員，如今又成了一位“跨界歌王”，一個又一個的“小目标”讓他的心永遠在路上。

何家弘告訴記者：“開演唱會本來隻是一句戲言，不過有媒體采訪我的時候，在文章中專門提到了演唱會的事。于是每當我出去開會、交流，就不斷有人問我演唱會什麼時候開，甚至邀請我到當地舉辦。于是，我按照做科研項目的習慣，進行了全面的可行性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具備一定的條件：第一，經過兩年多的練聲，我的嗓音已有明顯改善，具備唱歌的基礎條件；第二，我堅持長跑、打球、遊泳等運動，具有較大的肺活量，可以連續歌唱；第三，我曾經在中央電視台的多種節目中擔任嘉賓和主持人，還多次擔任人大法學院春節聯歡會的主持人，有一定的舞台經驗；第四，許多學生校友對此事很有熱情，可以幫我籌辦。”

剛開始的時候，何家弘想得比較簡單：“到年底，邀請我的學生，找個會議室，唱幾首歌就可以了。”但他的學生們要把這件事做得更專業，他們成立了籌備組，在聯絡群裡征集伴唱伴舞的人員，讓有舞蹈聲樂特長的校友主動報名；他們為何家弘寫好穿插其生平故事的主持詞；他們請來專業的馬頭琴、笛子演奏家和演唱會現場導演。何家弘開玩笑地說：“整場演唱會，除了我這個主唱不專業，其他都是專業的。”

“何老師要開演唱會”的消息漸漸傳開了，原本場地定在能容納400人的禮堂，一開始訂票才發現座位不夠，于是換到能容納1200人的如論講堂，然而在演唱會開始前半個月，名額便被一搶而空。一句玩笑，終于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演出。

何家弘告訴記者：“我喜歡少數民族的歌曲，特别是蒙古族和藏族的民歌。于是我就選擇了十餘首比較熟悉和喜愛的民歌，先聽原唱錄音，再按照簡譜學唱并背歌詞。曲目選擇也有我對自己人生經曆的回顧，因為我曾在黑龍江小興安嶺腳下的農場下鄉，所以開場的第一首歌就是《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1969年，16歲的何家弘和十幾個小夥伴，帶着激情和理想，來到了北大荒，開始了長達8年的農場生活。艱苦的歲月，磨練了他們的韌性和意志。“在北大荒的8年，讓我對那裡産生了深厚的感情，如同我的第二故鄉。”

最終，在學生校友的大力幫助下，演唱會的主題定為“草原情·高山戀”。何家弘在公号中這樣表達：“我将在歌聲中，走下高高的興安嶺，來到美麗的大草原，追随遠飛的天鵝，在沉靜的夜晚，去敖包約會；我将帶着高原的戀情，走過神奇的天路，在雪山草原歡歌，與美麗姑娘共舞，然後伴随雅魯藏布江水，走出喜馬拉雅，回歸額爾古納河畔的茫茫草原。在這些歌曲中，既有我的事業，也有我的愛情；既有我的因緣，也有我的歸宿。”

作家與法學家

跨界似乎是何家弘永不停息的一種嘗試，他的五部小說《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無罪貪官》《無罪謀殺》被稱作“三罪二無”，這些作品被翻譯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等多國語言。第一部小說《血之罪》于2007年被英國《衛報》推薦為“亞洲十大犯罪小說”之一，并于2011年在“第五屆全國偵探推理小說大賽”中獲得“最佳推理獎”。他還于2016年在“第六屆全國偵探推理小說大賽”中榮獲“特别貢獻獎”。

“文學是我法學研究的副産品，創作文學作品和法律工作是一種互補。”何家弘告訴記者。剛開始創作小說的時候，何家弘隻是想圓一個文學夢，但後來他覺得中國非常需要普法，中國需要通俗的法學讀物。

冥冥之中，何家弘把研習法學的心得融入文學作品之中，因此這些小說也可以稱為“法學讀本”。《血之罪》是刑事錯案讀本，《性之罪》是證據調查讀本，《X之罪》是渎職犯罪讀本，《無罪貪官》是腐敗犯罪讀本，《無罪謀殺》是刑事證據讀本。“如果說前三部是從文學到法學的創作，那麼後兩部則是從法學到文學的寫作。在前三部小說的創作中，我是先有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後加入法學的内容。在後兩部小說的創作中，我卻是先有法學或法治的主題，然後再根據生活積累去編寫案例故事。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我喜歡前者。作為一個法學教書人，我青睐後者。”

有人把何家弘的作品叫做“反腐小說”“法治文學”，但何家弘認為，他想寫的是反腐敗背景下的懸疑小說，而不是圍繞着官場上的争鬥和商業權錢交易。“有些人評論說我的小說裡真正的壞人并不多，犯罪肯定要有罪犯，但這些壞人也有好的一面，也是我們在實踐中接觸案件中，即使外人覺得特别惡劣的犯罪也有善良的一面，不是對所有人都惡。”他認為，該責怪的不是堕落腐敗的個人，而是制度，他的作品想要探讨的，正是社會環境和制度對人的影響。

“我在北大荒下鄉時期寫作的第一部小說，探讨了司法公信力缺失，社會中人們對司法的認識，選了一個極端的視角——‘神明裁判’。偏遠地區的民衆發生了刑事案件，不願意到法院去，而是用民間的方式來解決。這正是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一種表現。”他說。

文學與法治

談到用文學普法，何家弘認為，普法很多時候都需要一些文化層面的東西，特别是文學作品。“我在十幾年前就提出法學的通俗化，有些人認為法學是很精深的學問，甚至寫論文的時候想的都是怎麼讓自己的文章更加晦澀難懂，以示學問高深。所以我辦了一個法學家茶座，内容都是比較輕松的雜文随筆，但是要有法學的思想和精神。”

何家弘的法學家茶座倡導了一種新的文風，在那之前中國真正寫法學随筆雜文的很少，所以開始約稿往往很難，很多稿子寫得像學術論文一樣，雖然很有思想，但作者還是習慣強調邏輯性，文章還有腳注。“後來我就明确說，這種文章不要腳注，腳注會打斷别人閱讀的連貫性。我認為，推進法治，一方面要培育法治的社會環境和制度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由于‘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大衆性的特征，所以，法治文化不能局限在法律活動的範圍内，應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學則是在社會中傳播法治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要建成現代法治國家，就必須加強法治文化建設，也要加強法治文學的創作和推廣。”

何家弘認為，中國的法文化生長緩慢，難成風尚。那麼法學就是法治文化的主要載體。法學彙集了人類智慧的成果，凝聚了人類思想的精華，因而是博大精深的。然而，法學又應該是通俗易懂的，應該具有大衆的品格。因此，法文化不能局限在法律适用和法律研習的範圍内，而應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當下中國而言，“普法”可能比“科普”更為重要，因為中國要建成現代法治國家，就需要先進的法文化，就需要大衆的法文化。

花香四海

何家弘的作品在海外影響比較大，甚至有人說是“牆裡開花牆外香”。對此何家弘表示，“一是因為犯罪小說偵探懸疑小說在歐美比較有市場，而中國本土的推理小說沒有培養出一些讀者群。二是外國的偵探小說創作水平比我們高，看我的作品有異國情調在裡面，有新鮮感。正如有的書評所說，我的小說裡有很好的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場景，包括帶有地方特色和少數民族特色，這些對外國人也很有吸引力。”

在設置懸念這方面，何家弘表示，無論什麼小說，總是要有懸念，即使是愛情也要有懸念，吸引讀者繼續下去。但文學作品不能把它寫成簡單的推理小說，要設扣解扣，設計巧妙，像一個智力遊戲猜謎遊戲一樣，想辦法欺騙讀者最後再說出答案。“有些創作走到一個自己沒法自圓其說的死胡同，用了太多虛構和想象，甚至是恐怖的色彩，最後隻能說是心理認知錯誤，這會讓讀者很失望。所以我寫的多數還是基于現實的東西，以真人真事為基礎，更多地去講故事。”

尾聲

演唱會現場，處處可見何家弘學生們的身影，這場演唱會就是他的滿園桃李用滿滿的信任和愛戴籌劃而成的。學生眼中的何家弘，足球、羽毛球、唱歌、跳舞……樣樣精通，低調随和的處事态度和豐富多彩的人生形成了何家弘意趣十足的“反差萌”。

在采訪的最後，記者向何家弘詢問：“您2018年的小目标還有什麼？”

“保密。”何家弘笑着回答。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