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言》中，馮夢龍描繪了士、農、工、商、帝、王、将、相、盜、丐、優、娼、優、蔔、道、僧、尼等各種樣貌的人物。然而，他提及最多的，當屬士人。

士人中有一類人，原本是曆史人物，可馮夢龍卻用自己的小說，來渲染其奇聞轶事，并借其言行來“聊舒胸中磊塊”。

例如王安石固執偏聽，以緻人民怨聲載道；蘇轼鋒芒畢露，卻流于輕佻，故需有人點化。

《三言》中，有關蘇東坡事迹的描寫，以《明悟禅師感五戒》和《王安石三難蘇學士》最為清晰；而關于王安石形象的描寫，則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和《拗相公飲恨半山堂》為主。

馮夢龍劇照

馮夢龍在《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中，叙述王安石在未拜相之前擁有的諸多善譽，講述他罷官後，回金陵歸隐途中的諸多轶事。

從茶坊的壁間，到廟宇的朱壁、民家坑廁的土牆、村舍新粉刷的壁上、草舍泥牆、郵亭壁間，處處皆有人留“詩”嘲諷、诋毀王安石與新法。其中的某些詩詞，還提及王安石不為人知的隐私，預言了他日後的下場。

這些，既令王安石百思不解、腦中有很多問号，也令其感到自己所行已經到了“人人怨恨”的地步。不久，他便在悔恨和病魔的糾纏中，結束了他的一生。

事實上，馮夢龍在繼承宋元話本，改寫《拗相公》一文時，對王安石仍寄予同情，并非全然負面塑造其形象。

王安石雕像

首先，馮夢龍筆下的王安石，在辭官歸隐金陵的路上，既不擾民，對其謗語批評，也多默默接受反省，其襟懷氣度隐然可見。

其次，對王安石變法，馮夢龍或許不免也繼承元祐黨人對他的批評，但對其形象的塑造，卻非一面倒地隻呈現其“惡”，而不見其“善”。

換句話說，馮夢龍在既有的話本故事題材與叙事模式限制下，仍隐然流露出對王安石綿綿不絕的寬恕與善意。

相較于《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對變法“不絕于耳”的批判聲，《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中的王安石形象，則較為正面。

蘇轼劇照

這一則故事，叙述了王安石與蘇東坡之間的逸聞趣事。

話說王安石為相時，蘇轼一日前去拜訪他，适巧他不在。蘇轼在書房中等待時，将王安石未完成的兩句描寫“黃州菊花落瓣”的詩稿，擅自依韻續成；結果，王安石回來見到，心中不快，隔日上奏，将蘇轼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蘇轼自知得罪王安石，臨去黃州之時，到相府辭行。王安石托蘇轼辦一件事——從黃州回來之日，帶一壇“瞿唐中峽水”，來給他治痰火之症。

蘇轼到了黃州之後，發覺原來黃州的菊花和别處不同——秋天會落瓣。回想起當時錯吟王安石的黃州菊花一詩，乃欲親自到相府謝罪，并為王安石取瞿塘中峽水以為敬。

蘇轼劇照

誰知船行了中峽，忘了吩咐水手打水，隻好打下一壇下峽水，将水帶給王安石。

蘇轼以為同是一江之水，中峽水與下峽水應無分别，而撒了謊；不料，王安石拿水和陽羨茶一煮，見茶色半饷方見，茶水味淡，知是下峽水，拆穿了蘇轼謊言，也令蘇轼心中大為折服。

最後，王安石和蘇轼互相出題切磋、考問對方，蘇轼皆不如王安石，蘇轼甘拜下風；王安石也惜蘇轼之才，奏過宋神宗，複了蘇轼翰林學士之職。

馮夢龍劇照

馮夢龍利用兩人三次“詩文”鬥智、交鋒，肯定王安石識廣才博；尤其以黃州菊花落瓣、瞿塘中峽水濃味适中等事，更可見到王安石高才卻謙遜的一面。

相較之下，蘇轼自視甚高，但為人處世不夠圓融謙遜，因其好恃才誇己的性格，導緻仕途多阻的命運。

若進一步拿《明悟禅師感五戒》這篇創作于《三言》早期的作品，和《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對觀，更将發現“性靈”思潮對馮夢龍的影響。

《明悟禅師感五戒》的主要情節，是紅蓮女敗壞佛教高僧。

蘇轼劇照

小說講述五戒和尚為紅蓮女所壞，明悟禅師以賞蓮為名，題詩“紅蓮争似白蓮香”來暗諷、點醒五戒。

結果，五戒一時惱怒，坐化投生為蘇轼，滅佛謗僧而去。而明悟禅師為救五戒，乃投生為佛印禅師，終其一生，為蘇轼護持。

小說裡的蘇東坡，前世原是道行高深的和尚，因一時差了念頭，犯下色戒，把多年的清行付諸東流；今世轉生為一才高八鬥、志在功名、不信佛法的大文豪。

後來，因與好友佛印禅師有夙世之緣，在其不斷勸誡下，終于看破功名利祿，大通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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