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中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

中國人曆來重視死的觀念與喪葬禮儀，這種廣泛的社會需求促生了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儒”。在中國古代社會，最晚到殷代有了專門負責辦理喪葬事務的神職人員，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稱為巫師、術士。

“獨尊儒術”，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可知它的出現，并非曆史的必然，其内充滿一定的偶然性。所謂偶然，包括巧合、某些事件影響及君主的臨時起意。

儒學曆史久遠，經過數千年發展，已成為中國人的正統思想。曆代曆朝中，儒學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充滿着坎坷與争議。新世紀的今天，儒學有了不同的面貌，正在朝着“複興”的方向發展。無論是把儒學當做信仰，還是對其抨擊不屑，都不可否認儒學的影響力。

不知何時，關注儒學的人愈來愈多，尤其是當下，儒學更是成為了一種風潮。

此時，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儒學如此受到關注？

首先，要明白儒學的特點“仁德思想”，儒家所倡導的思想無疑有利用國家穩定，教人從善，便于統治者治理國家。簡單概括，即：儒學隻是穩固統治的工具，而獨尊儒術，隻是漢武帝加強皇權的政策。

衆所周知，獨尊儒術源于西漢，由董仲舒提出，受到漢武帝賞識并全國推行。漢武帝的目的很明确，即利用儒家主張，達到封建思想統治的目的。若準确理解這段話的意思，我們需要先看三件事，與三個人有關。

秦始皇“焚書坑儒”——史書中詳細記載了此事緣由，并非秦始皇憎恨儒學，而是另有原因，且看背景：兩千多年前，古人平均壽命不高，哪怕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依舊抗衡不了歲月的力量。作為一統天下的君主，秦始皇自然不甘就此死去，便癡心尋找長生不老之法。

當時，秦國有許多方士受命尋找長生之方，可這世間哪裡有什麼長生的方法，這些方士知道無法完成任務，選擇了半路逃亡。秦始皇大怒，命地方禦史調查此事，這禦史抓來儒生審問，不料這些儒生并不配合，相合告密。

秦始皇盛怒之下，圈地抓人，共逮捕四百六十餘人，活埋于鹹陽。事後，朝廷曆數衆儒生罪狀，昭告天下。《儒林列傳》記載：秦始皇焚書後，為了樹立威望，對天下的儒生進行滅絕屠戮。實施過程是先利用官職引誘儒生進入鹹陽，而後，再以“種瓜之計”将儒生騙至坑殺地點，進行活埋。

顯然，秦朝的“坑儒事件”是經過精心預謀。

以上兩段有關“坑儒”記載，存在諸多不同，如人數差異、動機不同，說明“坑儒”存在疑點，這也是後世廣泛争議的地方。

有觀點認為，秦始皇并非罪惡之人，所殺四百餘人與項羽坑殺四十萬降軍相比，可謂是仁慈至極。另有觀點稱，秦始皇坑儒次數不止一次，學術界普遍認為至少兩次以上，如果秦室進行秘密活埋，或許“坑儒”受難者遠不止四百餘人。

《秦始皇本紀》對“坑儒”過程的描述僅有四字，即“坑之鹹陽”。而另有部分史書，卻是詳細記載了坑殺全程，甚至，連音容反應都描述的極為真實，仿若目睹一般。目前來看，過于翔實的細節，皆有作者的主觀發揮，真實性存疑。

随着現代學者對曆史的研究，秦始皇“坑儒”之事似乎有了新的發現。有學者認為：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确實有過焚書行為，但是，并未進行“坑儒”。所謂“坑儒”實則為“坑方士”，即：遭到活埋的四百餘人皆為方士，并非儒生。

這種說法擁戴者衆多，筆者覺得有這種可能。

回顧曆史，秦朝建立後，儒家在秦代的地位顯著提高，說明秦始皇并未刻意打壓儒學。哪怕是“坑儒”之事發生後，秦代儒家的發展并未受較大影響。其實，“坑儒”實則“坑方士”此觀點曆代皆有提起，如：清代學者梁玉繩便稱“餘常謂世以‘焚書坑儒’為始皇罪，實不盡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與諸生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顯然，秦始皇殺的極可能為方士，那為何秦始皇會背上“坑儒”的罪名，其實與各地的政治不同有關。儒家倡導仁德治國，而秦始皇推行法理治國，在儒家眼中，法律是不近人情的，刑罰是殘暴冷血的，因此，儒家著書宣揚秦始皇暴政治國，這便有了“暴君”之名。秦始皇并非完美，執政期間确有過失，但“坑儒”一事，屬實為儒家強加的罪名。

戰國時期，“儒”的含義極其廣泛，可将其當做孔孟學派的弟子，也可泛指學識淵博的文人。如莊子，就有人稱他為“小儒”。“儒”字不同的搭配會有不同的意思，孔子即特意強調，“儒”可分“君子儒”、“小人儒”，重點不在于“儒”，而在于君子與小人之分。荀子亦強調稱：“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對于違背儒家思想的人，可以“賤儒”稱之。

故而，後世不必在“儒”字上糾結，史書中的“儒”并非為真正的儒學傳承者，或為“俗儒”或為文人，或為方士。“坑儒”一事由方士欺騙引起，秦始皇就算報複，也會選擇與坑蒙拐騙相近之人，而非飽讀聖賢書的儒士。

漢高祖劉邦溺儒冠——劉邦輕賤儒生，這是自古皆知的事情。至于他為何不喜歡儒生，史料中并未進行記載。有觀點稱：“劉邦不喜歡讀書。”其實，這些都是片面說法，沒有足夠的依據。

與劉邦同時期的項羽，雖說是武夫形象，但是，不代表他沒有讀過書。相反，出身貴族的項羽，飽讀聖賢書乃是必修課，而劉邦出身普通，中年時期還隻是亭長身份，可謂是大器晚成的典範。

劉邦是否文盲，曆史并未記載，不過《高祖本紀》曾載：“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意思為：劉邦是經過考試，方才當任亭長一職，且當時要求“以吏為師”，這也說明劉邦還是有些文化基礎的。

所以，若說劉邦不喜歡讀書人，這點顯然說不通。

像他身邊的蕭何、張良、陳平都有文化基礎。既然如此，民間為何盛傳劉邦不喜儒生。歸根結底，是因劉邦不喜歡儒家那套繁文缛節，而非抵制儒生。當初郦食其投奔劉邦，劉邦正在屋内洗腳，聽聞有儒生來見，當即爆粗拒見，稱郦食其為“豎儒”。

此話被郦食其聽聞後，當即不悅，本身他性情高傲，怎會忍這般羞辱。當下，郦食其推門而入，不卑不亢，據理力争，不曾想，劉邦不僅未生氣，反而頓生賞識，立刻拜郦食其為廣野君。

另一個事例還有叔孫通。

當時他見劉邦時，身穿為儒家服裝，劉邦看到面露憎惡。意識到不妥後，叔孫通換下儒服，另穿楚制短衣，劉邦這才面色舒展。可知，劉邦厭惡的并非儒生，而是儒家那套缛節繁飾。世人常說，叔孫通是儒家敗類，為了奉迎漢王，尋求前程，敗壞儒家聲譽。

其實，這倒有些冤枉叔孫通了，早年叔孫通在秦朝做博士，他見秦皇殘暴，便逃出投劉，這應當為順勢而為，明智之舉。叔孫通對儒家的利弊看得十分通透，并利用這點，助劉邦設計朝儀，去糟取精，重現孔聖禮樂精髓。

劉邦在看過他設計的朝儀後，不禁盛贊：“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窦太後使儒生刺野豬——西漢窦太後喜歡黃老之學，有次，她召來朝中儒士轅固，要向其請教一些時期。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信奉黃老之學的窦後竟然“請教”一個儒士，這葫蘆裡裝的什麼藥，難不成另有目的？

當時，儒家在漢代的地位很微妙，朝内有不少學儒的博士，像轅固就是漢景帝身邊的博士，但朝政的實際控制者窦後，偏偏信奉黃老之學，這些儒士自然不敢過于宣揚儒學。當日，轅固到來後，窦後當即發難，說了不少輕視儒學的話。

轅固也不甘示弱，當即反駁：“這是婦道人家的見識罷了。”

要說轅固膽子也是挺大，說這麼一番話，這不是暗諷窦後見識短淺嘛。窦後聽後，面色鐵青，命轅固與野豬搏鬥。堂堂一個朝中儒士，竟然要與野豬搏鬥，如果傳出去，豈不是令人笑掉大牙，儒學聲譽将就此一敗塗地。轅固也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得知消息的漢景帝及時趕來，化解了這次危機，否則儒家名聲将受到嚴重影響。

通過以上三件事，可看出儒生的地位十分被動，這種被動一直維持至漢武帝初期，直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行，儒家才是真正擁有主動權，迎來揚眉吐氣的時刻。其實，此時的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兼容”與“發展”特性。

上文所載的三件事，隻是儒學與權力擦出的火花罷了，它見證了儒學的發展曆程，唯有了解其本質，方能感受儒家思想的玄妙。

不過，後世對于儒學的争議仍未終止，獨尊儒術的出現，盡管提升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使儒學成為西漢的正統思想，但在一些人看來，獨尊儒術的作用言過其實，被後世儒生渲染誇大。換言之，儒家在武帝之前，被壓迫千餘年，好不容易靠“獨尊儒術”翻身，自然會被大做文章，刻意誇大作用。

兩種說法争論至今，各有說法。

參考資料：

『《說文解字》、《儒林列傳》、《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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