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進士數量的地域分布，一直被學界當作各地差異的證據。一些學者對宋代進士的地理分布情況進行統計，并将進士人數與該地區的教育文化程度、經濟水平挂鈎，認為進士數量的多寡反映了各地區的綜合實力：進士人數多，可證明本地文教興盛、經濟繁榮、人才興旺；反之，則表明當地文教不興、經濟落後。然而，這種将進士的地域分布與地區差異相關聯的方法，未免将複雜的曆史問題做了簡單化處理。

　　首先，進士籍貫劃分标準不一。第一，本貫與現居住地的區别。張載、張戬祖上為開封府人，但其父張迪卒于任官期間，其後寓居西北。而張載、張戬兄弟在登第之前，大部分時間在西北成長、學習、遊學。而在統計進士籍貫的過程中，張載兄弟祖籍雖在開封，但在考中進士之前，其生活軌迹多在關中而非開封。因此，張載兄弟更多地被視為關中人士。張氏家族的籍貫評判是現居住地而非祖籍。與之相反，亦有現居住地與祖籍不同而歸為祖籍的記載。譬如，李綱的父親李夔墓志中寫明李氏家族祖上因避唐末戰亂而徙居邵武，而《宋史》中記載李綱自祖父李赓始便遷居無錫，判斷李綱籍貫為福建路邵武軍人的是祖籍而非現居地。清人也曾評價過宋人的籍貫，“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钜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範氏、梓州蘇氏易簡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穎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郏。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複可尋其仿佛耶？”又如，雍熙二年（985）進士孫冕在《輿地紀勝》中被記載為江南西路臨江軍新淦人，緻仕後歸隐于江南東路池州九華山。而孫冕之子孫龍舒的墓志銘中則載，孫龍舒與妻子郎氏合葬歸于杭州，無疑表明孫龍舒已經遷至杭州，其孫治平二年（1065）進士孫路在《宋史》中又被記載為開封人。祖孫三人在不同史料的記載中，籍貫各不相同。可見，即便是宋人也無法對進士個人的籍貫形成一緻的劃分标準。

　　南宋時期的籍貫問題更加複雜。靖康之變後，北方大量士人南渡，相當一部分士人出于對家國的懷念，在科舉考試中仍然以被金人占領的北方祖籍作為籍貫。以《寶祐四年登科錄》為例，王應鳳本貫開封府祥符縣，寄居于慶元府鄞縣。王公及本貫河南府，寓居順慶府南充縣。也有部分士人本貫與現居地不同，潘希聖本貫為臨安府，現居溫州永嘉縣。

　　第二，實際居住地與冒籍的區别。北宋時期，由于不同地區的科舉考試錄取人數不同，因而存在大量士人冒籍的現象。以《（寶慶）四明志》方志中所記載的進士為例，這些進士本應屬于四明地區，但是樓郁、陳誴、項晞、葛良嗣、于銳、馮景、陳伯疆、杜屺、袁灼、馮泾、茹開、姚持等人的籍貫卻在開封。其中，王安石為葛良嗣墓所作的墓志銘明确記載，葛良嗣之父葛源已經徙居明州鄞縣，而葛良嗣卻貫在開封。又如，朱伯虎本為秀州華亭人，其父祖為本地“豪長者”，但朱伯虎考中進士，卻同樣為開封貫。這些進士雖然被其後人和地方志的編撰者視為四明人，但在科舉中的實際籍貫卻是開封人。再如，鹹平元年（998）進士五十人，其中籍貫為開封者便有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顯然是冒籍的結果。這些士人能夠考中進士，得益于冒籍行為，卻又将其籍貫歸于他處，這并不符合邏輯。宋代冒籍的行為不僅較為普遍，而且難度不大，所花費的時間也并不長。虔州士人李潛前往京師赴考，到泗州時，子弟則請求先行到開封，并直言“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

　　學界歸納宋代進士籍貫時并未形成統一的标準，混雜了官方戶籍、現居地、祖籍、郡望四個不同概念。這導緻統計進士地域分布的過程本身就較為混亂，遑論将其與地區差異相聯系。

　　其次，進士人生經曆與地域的關聯。部分進士在他處求學多年。例如，澶州澶淵人周長孺在外為官時去世，其家人在歸葬途中抵達洛陽時，因貧無法歸鄉。于是，周長孺之子周純明便在洛陽定居，潛心學問并考中進士。周純明雖然祖籍為澶淵，但本人考中進士之前，與其祖籍毫不相關。劉摯祖籍為河北東路永靜軍東光，其父去世之後，由其外氏撫養，自十歲到考中進士，一直在京東西路東平府讀書學習。範仲淹作為蘇州人士，前往應天府求學，随後考中進士。這更多的是應天府書院教學水平的體現，而非蘇州地區人傑地靈的證據。

　　部分進士則遠走他鄉、四處遊學。士子章甫籍貫為建州浦城，但從十四歲起，“即辭親求師友，薄遊江、淮間殆十年”，于外地四處遊學十餘年。由于本地“身處遐僻，無良師友，不足以廣聞見，成遠業”，而首都作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是諸多士子遊學的去處。宋神宗“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更是吸引了衆多士子前往開封讀書學習。黃得禮十四歲時便前往太學，經過十一年寒窗苦讀，直至二十五歲中進士，在開封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故鄉受教育的時間。

　　除此之外，宋代官員由于在不同地區頻繁更換職位，在外常年奔波。為了督促家中子弟的學業，他們經常令其後輩跟随左右，由本人親自教導。蔡确、蔡碩兄弟本為泉州晉江人，但其父蔡黃裳緻仕後無力返鄉，于是居于京西路陳州“力教二子”。這更多是受家學的影響，而地理因素并無太大影響。

　　宋代士人為了精進學業、廣博見聞，多年在外地四處求學、遊學的行為十分常見。可見，這些士人的教育經曆與籍貫所在地并無關聯，亦無法體現此地的教育水平。

　　最後，進士數量與地區綜合實力。宋代進士的地域分布與一路的教育水平并無關聯。第一，路一級管轄的州縣在宋代一直存在變動，故學界所統計的某一路進士數量，實際是按照某時期路的行政區劃進行統計的。第二，宋代并無專職負責一路學政的官員，也不存在路級的教育措施。因此，地方教育取決于各自州縣長官的重視程度，而非路級官員。第三，宋代科舉的考試流程是發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其考試地點僅有各州府軍監與開封兩級。而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則是童試、鄉試、會試、殿試，考試地點則有縣府州、省城、京城三級。明清時期存在鄉試這一省級考試，并且其解額按照各省進行分配。宋代卻并不存在路一級的考核，發解試的解額則是根據各州郡分配。故明清時期可以對進士進行省一級的籍貫區分，而在宋代前往京城參加科舉的士人身上，其地方烙印并非路，而是州府軍監。換言之，宋代士人既不存在路一級的科舉考試，也沒有路一級教育上的管理。因此，士人能否考中進士，與本路并無瓜葛，僅與州府軍監存在密切關聯。

　　進士的地域分布與諸多因素有關，不應僅僅将其影響因素歸結為地方經濟水平。福建路的進士數量在宋代排名靠前，但是福建路民衆的生活水平在北宋時期并不高，“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非他處比，深山窮谷固有生而未嘗識銀者”，甚至出現棄嬰、溺嬰“不舉子”等現象。“不舉子”無疑是福建路民衆生存艱難的明證。因福建路進士數量多而将其原因歸納為當地經濟水平高，二者無疑自相矛盾。影響本地進士數量的因素有許多。蘇轍便曾談到，眉州進士在宋初之所以數量稀少，是因為“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數十年後，“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眉州士風轉變，從而使得當地進士數量迅速增加。這并非因為眉州的經濟水平發生了質的變化。秦桧當權時，在科舉中大肆錄取溫州進士，“引用州人以為黨助”，成為溫州籍進士數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因此，宋代進士數量的排名更多應該以各州郡而非路作為研究對象。進士籍貫的劃分無法形成統一标準，進士四處遊學的人生經曆、考中進士的影響因素頗為複雜。因此，我們不能僅僅以進士數量作為衡量地區經濟、文教水平的标尺，也無法将進士數量作為地區差異的直接證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項目“曆代國家治理的曆史底蘊與當代價值（LSYZD21003）、河南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唐宋時期國家治理研究”（2023-CXTD-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作者：李兵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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