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章雪峰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唐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整整40歲的大詩人杜牧，來到“孤城大澤畔，人疏煙火微”的黃州（今湖北黃岡），出任黃州刺史。正是在黃州度過清時節的時候，杜牧寫下了這首千古絕唱：

寫下《清明》的那一刻，杜牧的确是一個需要尋找酒家、借酒澆愁的人。因為他實在是生不逢時，趕上了唐朝中後期那場長達四十多年的著名黨争——“牛李黨争”，并且深受其害。

這場黨争，由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科場案發端，到杜牧踏上仕途時達到白熱化，“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每議政之際，是非蜂起”，害得貴為皇帝的唐文宗李昂都無可奈何，不由得慨歎：“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所謂“牛黨”，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等為黨魁的四十餘名高官；“李黨”，是指以李德裕為黨魁的二十餘名高官。兩黨加起來，也就百把人左右。但他們合力掀起來的驚天巨浪，卻足以覆亡大唐這艘巨艦。所以，在唐文宗李昂看來，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高官的為害程度，還要遠遠大于河北藩鎮中那些手握刀把子的粗魯武将。

這場參與官員達到幾十乃至上百人之多、時間長達四十多年的黨争，就像水面上的巨大漩渦，無論你是輕如蟬翼的落葉，還是重達萬斤的艨艟巨艦，都無法置身事外，都會身不由己地被卷進去。杜牧就是如此。

冤枉的是，杜牧既不是“牛黨”，也不是“李黨”；或者換句話說，杜牧的身體是“牛黨”，靈魂卻是“李黨”。

杜牧本來出身名門，出自“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京兆杜氏。杜牧的祖父，就是史上那位獨力撰著《通典》的杜佑。杜佑不僅文才出衆，還官運亨通，位至宰相，爵封岐國公。所以，杜牧的童年非常幸福：“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遺憾的是，杜牧剛剛十歲時，杜佑就去世了，杜牧沒有來得及沾這位英雄爺爺的光；杜牧剛剛十五歲左右，他的父親杜從郁也早早地去世了。

父親早逝，對杜牧的打擊巨大。失去親爹養育的杜牧，在青少年時期陷入了困境：“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于開元末，某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不是杜牧自述，我們實在難以想象，堂堂宰相孫子，貧困到了這個地步。

所以，到了杜牧成年時，他就無法由門蔭入仕，隻得由“牛黨”一手操辦，由科舉入仕。因此，說杜牧的身體是“牛黨”，就是這個原因。

《唐摭言》記載了杜牧在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中舉的著名故事。

他這一科的主考官——禮部侍郎崔郾，在考試之前的送行宴上，接見了來訪的太學博士吳武陵。

吳武陵是來推薦杜牧的。他當面給崔郾朗誦了杜牧的那篇雄文——《阿房宮賦》，在崔郾也覺得此文了得的時候，他趁機要求：“請你在這次主考時取他為狀元。”崔郾說狀元已經許人了。吳武陵退而求其次：“再怎麼着，也得給個第五名。”崔郾還在考慮的時候，吳武陵作勢要把《阿房宮賦》從他手中奪走，崔郾隻好趕緊答應：“敬依所教。”

然後，崔郾在宴席上公開宣布：“适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當大家知道是杜牧時，有人指出杜牧平日不拘細行，錄取隻怕有問題。崔郾堅持說：我已經答應了吳君，杜牧就是屠狗沽酒之輩，第五名也确定就是他了！

上面這個杜牧中舉的故事，需要說明的是：其一，唐朝科舉考試并不糊名，所以主考官可以點名錄取；其二，崔郾在考前就預定錄取名單的做法，在當時并不違法違規；其三，如此巴心巴肝、全心全意為杜牧出頭的吳武陵，是“牛黨”。

事隔千年，我們很難找出吳武陵在杜牧的人生關鍵時刻出頭幫他的原因。也許，那個原因簡單而且直接：杜牧進入了“牛黨”的視野，該黨出于黨争，需要籠絡像他這樣的青年才俊？杜牧中舉後，授職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但他并沒有選擇在中央長期任職，而是于當年十月前往洪州（今江西南昌），進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的幕府，後又随着沈傳師調任宣歙觀察使，到宣州（今安徽宣城）任職。杜牧在沈傳師幕府任職，一共六年。這個沈傳師，也是“牛黨”。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四月，沈傳師内召為吏部侍郎。杜牧沒有繼續追随沈傳師到長安，而是去了揚州，進入了時任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幕府，一任就是兩年。這個牛僧孺，不僅是“牛黨”，還是該黨的黨魁。“牛黨”的“牛”字，就來自牛僧孺。要命的是，這個“牛黨”黨魁，在和杜牧共事期間，還對他有過大恩。當年在牛僧孺的揚州幕府擔任掌書記之時，杜牧剛剛三十出頭。血氣方剛的年紀，又身處如此繁華的煙花之地，豈能不幹一兩把風流事兒？他那“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箫”的名句，就是在那前後留下的。

等到兩年之後，杜牧被召回朝廷擔任監察禦史，離開揚州時，牛僧孺在為他餞行的宴會上勸道：“你未來肯定前途無量，隻要注意身體，少幹點風流事就好了。”對于這個奉勸，心裡有鬼的杜牧在一開始當然是矢口否認的。但當牛僧孺取出一沓報帖後，杜牧不僅認了賬，而且泣拜緻謝。原來，杜牧每次外出，牛僧孺為了保證他的安全，都派人暗中跟随保護，并且用帖子記下杜牧的去所及時間，向自己報告。時間一長，報帖竟積滿了一箱。

牛僧孺這一招，徹底征服了杜牧。從此以後，杜牧終生不忘此恩，“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為之志，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在牛僧孺死後，杜牧還在為他所撰的墓志銘中，極盡溢美之能事，以報答他此時的知遇之恩。也就是說，杜牧一路走來，先後得到了“牛黨”中人吳武陵、沈傳師、牛僧孺等人無微不至的關懷，他本人也一直浸潤在“牛黨”的染缸裡，徜徉在“牛黨”的關愛裡。他的這一出身經曆，決定了他的身體是“牛黨”的性質。

如果說上述全程之中，杜牧本人對來自“牛黨”的關懷完全不知内情，我是不相信的。其實，不僅他本人知情，“李黨”中人也是看在眼裡，記在了心裡。所以到了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李黨”黨魁李德裕執政之時，時在京擔任比部員外郎的杜牧，就隻得于轉年四月來到黃州，外放為黃州刺史了。

《李德裕見客圖》 張大千繪

然而，身體上全是“牛黨”印記的杜牧，其靈魂卻又是“李黨”的。因為，他的政治主張、政治觀點，基本上是與“李黨”一緻的。

比如，在黃州期間，杜牧就在多件國家大事上與李德裕政見相同，同氣連枝，遙相呼應，心電感應。

杜牧到任黃州刺史整整一年之時，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澤潞（昭義）節度使劉從谏死，其侄劉稹自署留後，抗拒朝命。在以李德裕為首的中央政府，下令成德、魏博、河中等鎮兵力讨伐澤潞（昭義）時，杜牧自黃州呈《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給李德裕出謀劃策（大意如下）：

河陽方面，建議堅壁清野不出戰。成德軍與昭義軍有世仇，早欲複仇的成德節度使王元達肯定會攻擊昭義軍的西面。這樣，朝廷可以集中忠武軍、武甯軍，加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绛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另外，昭義軍的軍糧由山東供給，所以節度使率領重兵留駐邢州。這樣一來，留在山西的兵就不多了，可以乘虛襲取。史稱“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俄而澤潞平，略如杜牧策”。

轉年八月，杜牧又為防禦回鹘事作《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大意如下）：

建議集合幽州、并州的騎兵，和酒泉的步兵，選擇仲夏時節出發，去攻擊敵人……五月的時候，中原地帶已經很熱，但陰山則還很冷。此時出兵，于我軍有利，“行軍于枕席之上，玩寇于股掌之中”，可一舉獲勝。回鹘一直以為我軍不會在夏季出兵，此舉出敵意外，實為上策。對于杜牧這種改變出擊時間、對回鹘搞突然襲擊的謀劃，史稱“德裕善之”。

到了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杜牧由黃州刺史調任池州刺史之後，仍然作《上李太尉論江賊書》，就“江賊”一事發表政見（大意如下）：

江淮賦稅，是當前國家财政的主要來源。但現在因為有“劫江賊”，使得江淮賦稅難以運到長安，成為國家大患……防賊的辦法，可從宣州、潤州、洪州、鄂州各調一百人，淮南調四百人，同時在各州江岸設立兵營，駐兵練兵，打造戰船；至于江中，在每條船上選年少健壯者為主将，帶兵三十人，合計四十條船，晝夜值班，巡江防賊。如此一來，“是桴鼓之聲，千裡相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攻劫？”

從内政到外交，從财政到軍事，杜牧都一一上書李德裕，不僅有分析有辦法，而且有觀點有創意。不得不說，杜牧是唐朝詩人之中難得的政治幹才、治世能臣。有此之能，就是任為宰相，亦不為過。所欠缺者，一紙诏書而已。在黃州，杜牧還作有《郡齋獨酌》一詩，其中的名句“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常常被人引用。他這個名句，與同樣空有報國之志卻無施展機會的“老杜”那句“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有異曲同工之妙。

“好看的身體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裡挑一”。如今這句時髦的網絡語言，完全可以拿來形容李德裕當時對于靈魂與身體分裂的杜牧的真實看法。對于杜牧頻頻上書顯露出來的才幹，李德裕當時肯定也是欣賞有加的。李德裕縱然萬般不喜杜牧那“牛黨”的身體，卻不得不欣賞他那“李黨”的靈魂，于是在多件國家大事上聽從了杜牧的正确意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 牛李黨争” 就是“ 牛李黨争”。李德裕在他的宰相任期内，就是忘不了杜牧那分裂于靈魂之外的“牛黨”身體，就是不重用杜牧，任由杜牧在黃州、池州、睦州等地輾轉任職，沒有機會一展抱負、一施才華。

所以，在寫下《清明》的那一刻，在清明節的雨中，“欲斷魂”的路上行人，杜牧也可以算一個。他實在是很需要“借問酒家何處有？”好讓自己在酒精的麻醉之中，忘記李德裕，忘記“牛李黨争”，一醉解千愁。

（選自《藏在節日裡的古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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