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史上最長久的選官制度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為國之本”，我國曆朝曆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說到官吏選拔，就不能不提到科舉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續到清朝，前後約有1300多年曆史，可謂史上最長久的選官制度。

科舉制度産生以前的人才選拔方式，主要包括西周的世襲世祿制、兩漢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這些制度在實踐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同一個問題，即以門第關系來取人。以九品中正制為例，其最初是為了矯正察舉制導緻的“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 ，通過設置“中正”作為“民意代表”選薦人才。然而其時門閥世族從社會底層加以控制，“鄉邑清議”變成了世族門第操縱的工具，遂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官員隊伍近親繁殖。這些門閥世族對社會的組織力、控制力和影響力事實上大于朝廷，對于中央集權非常不利。

開皇年間，隋文帝罷廢九品中正制，“近隋炀時，始設進士之科”。不過，隋唐時期的科舉制仍帶有此前察舉、九品中正的一些弊病，官僚權貴插手有隙。到了宋朝，宋太祖趙匡胤吸取了唐後期和五代的經驗教訓，對科舉制進行了重點改革。改革适應了社會政治的需要，加上措施比較得當，堅持時間比較長久，使科舉制漸漸完善起來。北宋時期湧現出諸多人才，僅仁宗一朝就有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氏兄弟、沈括等，與當時較為規範的科舉制度不無關系。我們不妨就以宋代為例，具體來看看科舉制是如何運行的。

科舉考場複原。圖片來自中國科舉博物館

“科舉”二字，取“分科舉士”之意，有幾大顯著特點：一是分科考試；二是取士權歸于中央所有；三是允許參考人自由報考；四是以成績決定取舍。宋初，科舉考試科目分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明經等各個專科，以選拔專業人才。此外還有“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诏”的特别考試，叫作“制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為重要，錄取的人數也最多。後王安石罷諸科，隻保留進士科與制科，另設新明法科遴選司法官。

考試一般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考生稱為“舉子”或“貢生”，于當年冬季集中到京師，次年春初參加“省試”。省試因就試尚書省而得名，由禮部主持。殿試實際是省試的一種複試形式，于宮内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具體考什麼？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可謂豐富。以進士科為例，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科目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詩賦、經義好理解，策、論是什麼？舉幾個例子來看。比如歐陽修出過一道考題是這樣的：“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于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于後世者，可得見乎？”大概就是漢宣帝的時候，丙吉和魏相兩人為宰相，他們為什麼能被後人稱為名相呢，大家來談談。蘇轼也出過一個題目：“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哙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是說晉武帝司馬炎獨斷而滅吳統一天下，前秦苻堅獨斷而淝水之戰失利亡國；齊桓公任用管仲而稱霸，燕王哙任用子之而導緻燕國大亂。大家都來反思反思，一樣的方法而結果不同，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看到這裡就明白了，策、論就是讓大家針對一些曆史故事、國家大政方針，談談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可以看出，試題的設置具有一定的實用性。科舉制度的設計目的，正是為了識别、發現優秀的治國人才，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審美能力，以試經義考查他們對經典義理的理解與闡釋，以試論考查他們的學識與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時務的識見與才幹。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隽，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既然要選治國之才，自然不能讓那些“才學不夠、作弊來湊”的人混入其中。為了防止徇私作弊，宋朝的統治者們可是下了大功夫，宋太宗以後，逐漸建立起一整套嚴格的考試制度和規則。比如，設置“鎖院制”，規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鎖宿于貢院不能回家，也不準見親友或與院外臣僚交往，這樣就隔絕了考官與其他臣僚的聯系，使請托難以得逞。又如，設置“别試”制度，凡是發解官、主試官、地方長官的子弟、親屬乃至門客參加考試，都會另設考場加以監督。再如，實行“封彌”制度，把試卷上寫有考生姓名籍貫等相關信息的位置用紙糊上，以防止與考生有聯系的考官辨認。但有時糊上姓名，也有考生會在試卷上寫暗語、做标記，這時“謄錄”制度就起作用了：收上來的試卷，由謄錄官統一進行謄錄後，再交由評卷官判卷。此外，還有一系列防止考場夾帶、替代、傳抄等的規定。這些做法，即便在當今考試中，仍不失其價值。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宋代在科舉取士上如此慎重，既費心設置制度，亦小心維護制度，來盡最大努力争取科舉制度的相對公平？

首先，沒有公平公正，科舉就失去了進步意義。科舉制度的出現，就是為了克服此前九品中正以門第取人的弊病，把選用人才之權集中到中央，并使之制度化和合理化，讓讀書受教育的士人能脫離官僚氏族的控制直接服務于朝廷。然而科舉又是一項十分殘酷的制度，任何人都有考試資格，考生基數巨大，競争激烈，誰都夢想能走個捷徑。一旦科舉取士沒了規矩、亂開口子，隻要有權有勢，就能肆意妄為，好不容易集中在朝廷手中的選官權力又回到權臣貴族手中，選出來的官員必然泥沙俱下，那麼科舉和此前的選官制度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别呢？

其次，科舉是一項安定社會的制度設計，它的公平公正是社會穩定的前提。科舉制另一個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考試不論出身、标準唯一，打開了社會底層的上升通道，使社會保持動态穩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雖不無誇張，卻是這種流動性的反映。這種流動性，是社會公平、穩定的重要條件。對底層老百姓來說，唯有科舉能讓他們靠得住，信得過，讓他們相信“隻要努力，面包總會有的”，就算考不取也不怨政府。倘若破壞這個官民兩利的社會政治制度，不講規矩、沒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勢要獨吞，窮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無論多出色，永遠是社會底層最低賤的人，沒有出頭之日，那麼，千千萬萬勞苦大衆内心的屈辱和絕望，将會彙聚成巨大的破壞力，足以讓任何一個政權烽煙四起。自隋文帝開科舉，到光緒帝廢科舉的1300年間，共産生進士十萬人，舉人、秀才百萬計。而這十萬、百萬人裡，消化吸收了多少潛在的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呢？所以，當看到新科舉子從皇宮門口魚貫而入時，唐太宗何其得意：“天下英雄盡入我吾彀中矣！”所以，宋代雖内憂外患重重，卻依舊得以延續三百一十九年之久，也沒有遇到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這與科舉制度不無關系。

公元796年，46歲的孟郊終于考上了進士。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勝，當即寫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春風得意”與“走馬觀花”兩個成語即由此而來

當然，科舉制度也存在種種弊端，并随着封建社會走向衰落而逐步失去了它的進步意義，甚至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究其原因，一是考試的内容日漸狹窄單一，并且越來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終形成“八股”。這導緻讀書人把精力都撲在儒家經義上，考了一輩子科舉，到頭來隻會寫八股文，毫無實用價值。就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一生就會表演“茴”的四種寫法，讓人嘲笑之餘亦覺辛酸。二是造成畸形發展的讀書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義。這時候士人讀書，唯一的目的就是功名利祿，終生按照“苦讀——應考——入仕”的模式苦心鑽營，社會上一切皆以官為中心，以官為轉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紅樓夢》中所寫賈府居官之榮與去官之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社會現實。三是考試的形式，由于王朝的腐敗和專制，已不再有公開平等競争的基礎，科場舞弊猖獗，屢禁不絕。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舉行了最後一次進士考試，科舉制自此永遠退出曆史舞台。曆史的興衰得失之間，既有值得我們繼承的優秀經驗，亦不乏可資鑒戒的深刻教訓。無論是正面看待還是反面檢讨，科舉制度體現的許多價值觀念，如公平競争、廣泛參與、唯才是舉等，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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