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裡，那個楚國君王可愛地孩子氣地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那麼無辜純情無奈堅定地承認自己的性趣，讓聽者欲責無從責，莫可奈何，隻有微笑了事。

　　亂彈新版主老虎上任的時候，說了類似的話。

　　他笑嘻嘻半開玩笑地說：“寡人無疾，寡人不是玻璃。”

　　“玻璃”這詞，是我從亂彈第一次聽到的。不知道出自什麼典故，但是知道在這個論壇不是什麼好詞，等同于“同性戀”。如果某個寫手想做人身攻擊，他會立刻準備好一盆狗血，耀武揚威好似拿了東廠的格殺令，朝對方潑去，嘴裡嚷着：“你這個玻璃！”被潑者再英明蓋世文采出衆，也會被此盆狗血弄得灰頭土臉，铩羽而歸。

　　同性之戀，不見容于這個小小的論壇，不見容于那些号稱讀了幾本書實際上越讀思想越狹隘的某些中國讀書人。然而，同性之戀，在幾千年前的東方西方都不是新鮮事。

　　古希臘羅馬曾經男風一度成為時尚。當時的哲學家們包括柏拉圖都在自己書中為同性戀大唱贊歌。他說，古時人有兩個頭，兩套同樣的身體器官，人分三類，女女同一身，男女同一身，男男同一身，其中以男男同身最為高貴。此後上帝将人劈開，他們失去自己另一半，于是窮一生之力去尋找。按他的定義，異性之戀不過是普通之戀，男同性之戀其實最為高貴，女同性之戀因涉及男尊女卑，被放到最低類。但是一切，按他的邏輯，都是愛情，一種尋找自己另一半的自然屬性。

　　在古代的中國，官場上文人間養婢女小斯是種生活習慣，斷袖之癖張揚得光明正大。好男風好女風不過是個人私生活的選擇，社會并不苛責，隻要當官的做好你的官，寫文的寫好你的文，大家相安無事。

　　隻是後來，松久必嚴嚴久必松，朝代變了一楂又一楂，社會的要求相随變換。

　　西方經曆了中世紀的宗教保守，經曆了性解放，幾個回合到了今天，對于同性戀，不喜歡的人仍然不喜歡，但他們無權公開聲稱他們的不喜歡，否則有歧視之嫌。本着平等與人權的口号，同性戀者有他們的生活，開始有了他們的婚姻，有了他們的種種俱樂部，有他們自己的容身之所。我過我的生活，選擇我的愛人，下班以後的事，不關你的事。

　　中國呢，四九年以後的文化統一，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清洗，讓那期間那以後成長起來的幾代人讀着挑揀過的有限的書本，受着“此處删N字”的教育，守着被社會認可準許後的道德。然後某一天，這個國家對外開放了，人們看到了與自己不同的文化與人種與生活，向外面靠近的同時他們迷失自我，城市生活變得光怪陸離，晚于“愛情”10年，“同性戀”這個詞出現了。

　　當身處資本主義香港的張國榮哥哥公布自己的性取向時已到無懼無畏的影歌雙栖天皇地位，同時也是到了四十不惑人生重晚晴的年齡，我有錢有地位有品味，衆人眼光能奈我何？所以他公開。

　　當成長于紅旗下事業輝煌如日中天的毛甯被人似無辜似活該地砍了三刀，經媒體半含羞半遮面地技巧披露，他的日子就沒有那麼好過了。網上那衆口一詞落井下石有仇報仇有冤伸冤的罵聲，似長江之水濤濤不絕如雷灌耳，至今濤聲依舊。讓我這個從來對他不感興趣的人，都不由同情地歎一聲：“可憐的毛甯,你手裡那張舊船票，是否還能登上曾經的客船？”

　　很多時候，人們憎恨一樣東西，僅僅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随後導緻誤解。就象中國人一度以為美國是遍地黃金，就象美國人一度以為中國人民個個會功夫。

　　幾個月前的假期，我去了附近一個同性戀彙集的小城。該日陽光明媚，碧海藍天，那些同志們面容俊郎，身形健碩，能夠看得出，不少人有份高尚職業，服裝品味上佳，為人有禮。那些男男女女手拉手走在街上，滿臉歡欣，或擁抱或親吻，目光間的癡纏，并不遜色于異性戀。有什麼錯呢，如果他們快樂？

　　如果我是歌者，你可以批評我的歌；如果我是寫手，你可以批評我的文；如果我是官員，你可以批評我的施政措施。我已向社會交了我的功課，其他私下的享樂私下的性取向私下的情感瓜葛，你可以不喜歡，但是你無份，也無權評論幹涉。

　　我過我的生活，你過你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隻要我的老闆對我的工作滿意，我的愛人對我的愛情滿意，就已足夠。你對我滿不滿意又如何？再怎樣也無權以此來攻擊我的能力我的人格。

　　所以每當我看到那些被狗血噴了一臉的人偃旗息鼓讪讪而下，就想對那些灑狗血的人提一句：

　　“閉上尊嘴，隻要文章寫的比你漂亮，人家是不是玻璃，幹卿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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