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始改革開放到現在，将近30年快要過去了。中國人在性方面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又是因為什麼呢?回頭看看我們走過的路，将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跨進21世紀。

　　1980年，兩個表面看來與性無關的事物橫空出世了，它們給中國人性觀念的巨變打開了大門……它們就是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和1980年開始提倡和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

　　在新《婚姻法》中，離婚的必要條件被修改為：第一，雙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經調解無效。這似乎無關大局的一改，其實真夠得上石破天驚。從此，中國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觀念：愛情是婚姻的靈魂、愛情至高無上、沒有愛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從此，“五四”以來無數先進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理想，終于開始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開花結果了。于是，我們麻木慣了的心靈必然出現慌亂與盲動。80年代初期，哪一家傳媒沒有開設過“道德法庭”來詛咒“當代陳世美?多少人為“秦香蓮上訪團”撒下了一掬同情之淚?

　　人們都天真地以為，那些鑽《婚姻法》空子的家夥隻是支流和一小撮。有誰想到過，十幾年以後，處處高歌“不求天長地久，隻要曾經擁有”?我們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性關系解放，一直在打“飛進來的幾隻蒼蠅”;可是時至如今，我們應該已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一旦高揚起愛情的旗幟，不管什麼樣的民族，它的婚姻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巨變。從1980年起，獨生子女政策如同無盡的湧浪，如同水銀洩地，不但成為國策，而且成為絕大多數城市夫妻的自覺行為。

　　它改變了我們的麼?不僅是核心家庭化，不僅是對于“小太陽”的争論，而是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鋪天蓋地般地宣稱：人們之所以過性生活，不再僅僅是為了生兒育女，甚至不允許僅僅為了生兒育女。那麼為了什麼呢?官方從來沒有回答過，但是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心裡都明白：除了表達愛情和尋求身心快樂，怎麼可能還有别的目标?于是，漸漸地，有沒有快樂(而不是有沒有子女)開始成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質量的重要标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夫妻之間尋求那些更能夠使雙方快樂的性行為方式;性知識、性科學開始成為人們的急切的需求;幾乎一切性方面的傳統觀念都被質疑了。

　　這個“革命”，在我們中國進行得出奇地迅猛和順利，幾乎沒有人反對過。而在美國的60-70年代，大批虔誠的教徒上街遊行，或者在計劃生育門診部外面布置糾察線，阻止人們去避孕和做人流。他們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藥丸的普及，必然斬斷上帝用來控制人類性行為的手臂。因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會有私生子，衛道士們就根本無法再發現那些非婚的性行為，還怎麼能夠“殺雞給猴看”?

　　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女性的懷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們減少了對可能懷孕的恐懼與擔憂。這樣一來，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時間增加了，女性潛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了。難怪在西方反對計劃生育的人裡，那些“老處女”般的正統教徒格外多。回頭望去，我們相信，當年制定《婚姻法》和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們，沒有一個曾經想到它們居然會帶來這樣的結果。這就應了馬克思的話：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瘙;也應了恩格斯的話：鬥得你死我活的雙方，忽然全都讓位于一個新的、從來也沒人想到過的新事物。當然，還是中國老百姓看得透徹：歪打正着，騾子下了個小馬駒。1985年起，兩本書激活了中國的性學。雖然崔健在高唱着：“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但是更多的人則是腦袋伸到腳前面去了……

　　阮芳賦的《性知識手冊》和吳階平的《性醫學》是1985年前後的破禁區之作。當時還很少有人知道：中國人的房中術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30年代出了個張競生，50年代有個王文彬;于是人們似乎突然意識到：性，可以寫了，可以讀了，終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學熱”。(實際上，這股“熱”一直堅持到1994年，當某個在北京被傳媒炒得炙手可熱的大型性知識展覽，終于在全國賣不出票，承包人大虧其本的時候，“性的啟蒙階段”也就最終地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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