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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昨天（11月24日），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和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聯袂舉辦了“中國反家暴法律救助與心理救助論壇”。論壇的氣氛因來自湖北省利川市毛壩鄉23歲的農家女夏紅玉強壓悲痛的叙述而變得沉重。2004年12月1日，生下孩子才17天的她因拒絕與丈夫同房而慘遭丈夫用螺絲刀挖去右眼，從此她如花的人生因家庭暴力而變得灰暗。她的故事讓人唏噓，也讓人反思。

　　毋庸置疑，自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以來，反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婚姻法》修正案中禁止對婦女實施家庭暴力的規定首次從法律上确立了中國的反家暴立場，并明确了相關部門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職責，部分省市也出台了專門的反家暴地方法規。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還設立了反家暴110專門熱線，一些法院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合議庭，反家庭暴力運動從立法和政府的層面鋪開，而相關婦女NGO組織也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從不同的途徑、以不同的方式推動中國的反家暴工作，成為中國反家暴動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但是，中國的反家暴工作也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和困難，首先是來自法律的障礙，主要有：相關立法過于原則、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機關對家庭暴力的認定标準過于嚴格，采用的是類似于刑事訴訟的證據标準，使大量的家暴案件得不到認定，受害婦女無法獲得司法救濟；最高法院關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一）中對家庭暴力适用對象的界定過于狹窄，隻限于家庭成員，而沒有涵蓋親密關系者和同居關系者，而實際生活中這兩部分人群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中占有很大比例，一些國際條約及很多國家的相關立法中家庭暴力的适用對象也是包含這部分人群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對屬于家庭暴力行為界定得也過于狹窄，隻規定了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等針對受害人身體和人身自由的行為，沒有包括精神暴力、冷暴力等不作為行為，也沒有包括性暴力，這意味着遭受此類傷害的婦女将得不到社會和司法救濟。

　　其次是來自觀念和意識的障礙。中國的文化傳統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就是容納和容忍的，針對家庭暴力的社會救助和司法幹預仍然被動和乏力，家庭暴力在很大範圍和程度上仍被看成是婦女個體問題、家庭内部問題，沒有被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予以關注和重視。此外，家庭暴力折射和延伸的社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比如因家暴造成人為分居所帶來的婚内撫養權、探視權問題，因家暴造成人為分居所帶來的财産權問題，以暴制暴入獄婦女的心理危機幹預問題和出獄後的生存問題以及因家暴産生的孤兒的生存、教育問題等等。在社會環境、法律環境還無法有更大改善的情況下，如何突破這個瓶頸而使中國的反家暴運動在一個新的高度上發展？

　　目前形勢下應該立足于現實，用足和用好現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并勇于突破和創新，建立一個多渠道、全方位、具有中國本土化特點的反家暴模式。具體有三個層次：

　　一是法律層面，重點推動中國反家庭暴力保護令的出台。反家庭暴力保護令是國外已經通行的由法院做出的對家暴受害者一種具體的、個性化的保護措施，實踐證明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反家暴模式。其次是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有所突破。比如，在法院的判決書、調解書中明确對受害人的保護性措施和對施暴者的禁止性要求，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另外，通過司法建議書的方式，由法院向施暴者單位提出司法建議，要求單位對施暴者進行行政幹預。

　　二是行政幹預層面，一方面推動公安機關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中納入對受害者的保護性措施；一方面可以根據《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對相關單位和部門在反對家庭暴力中法定職責的規定，将反家暴的情況作為相關部門，如公安、婦聯、民政等政績考核的指标，推動這些部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是社會救助層面：第一推動社區調解是預防和制止家暴有效而重要的途徑；第二是建立零家庭暴力社區試點，在社區内開展反家庭暴力的宣傳和培訓；第三是建立多機構合作機制，充分發揮公安、社區、單位、婦聯、民政、醫療、心理救助、法院等各部門的作用，并加強多機構的聯動與協作，使之環環相扣，使家庭暴力的預防、調解、救助、證據收集、制裁等得以有效進行。

　　面對“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11月25日不應該隻是一個紀念日，“白絲帶”也不應僅僅是一個标志，而應該變為全社會的責任和行動，通過大家的努力，讓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感受到這個世界還有正義、還有希望、還有溫暖！（李瑩）（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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