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27歲的時候遇到了她與李景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們正好在商量結婚，石榴卻在單位的體檢中發現右乳有癌腫，乳癌有四個等級，石榴的腫塊在第二級，堅決一點的措施，是右乳全切，順便把右腋下直到鎖骨的淋巴也全切除；風險更大的做法是，想辦法看看其他的方法能不能保全右乳，能不能通過化療和介入療法來保全石榴完整的形體。李景讓石榴自己拿主意，不過表示了他的主張：畢竟，命比好看重要，我覺得你還是全切為好。為了讓石榴對他們的這段感情安心，李景決定馬上與石榴去領證，但是推遲舉行婚禮。李景說：“什麼時候你覺得緩過來了——不是指全好了，而是可以恢複精神，不再老想着這事，再補個婚禮不遲。”

　　李景就這樣成了石榴的老公。石榴做手術的時候由李景來簽字，而不是由石榴年過6旬的老爸來簽字，李景是這樣講的，“這樣，有任何事，我先來擋一擋，傳遞到老人家那裡的震蕩會小得多。”

　　但就是這樣一對剛開始心很齊的小夫妻，後來也經不住有抱怨。石榴承認是李景陪伴她經曆了一整個痛苦的治療過程，但還是埋怨李景整個人都變了：“易怒了，也容易不耐煩。好幾次同我的主治醫生吵起來，也不考慮我還要在人家手底下做手術；當我跟他商量要植入義乳時，他說沒必要，‘我不嫌’，他沒有考慮到，我不是為他一個人的感受活着的。我特别不情願幹癟着半邊胸脯成為别人眼中的憐憫對象；他是男人，他不能理解一個女人不計較胸罩的型号，隻要能戴上病前的胸罩，就覺得整個人都‘完整了’的感受；我也特别不喜歡生病後，我們兩個在‘底氣’上的高低不平：他似乎成了強者，我成了弱者。對他選擇留在我身邊，我似乎一直要感恩戴德下去才對，可他忘了生病之前我也很驕傲的，如果他對這段婚姻有後悔，我可以放他一條生路。”

　　我将石榴的話轉述給李景時，李景愣住了。緩了半天他才說，“要是我告訴你，自從石榴生了病，我一直在做抗抑郁的治療，你相信嗎？”李景的辦公桌上堆着半尺高的關于治療輕微抑郁的書，同事都認為他是為了開導老婆買的這些書，誰也沒有設想過，他是在做自己的說服者和醫生。“石榴得了病，整個人都變了。”——這話，聽上去是如此耳熟——“說白了，她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怨婦，老是說，‘我又沒做壞事，為什麼這事攤到了我？’拿這問題磨了我大半年，好吧，我體諒；天天在一起談乳癌有多少多少的複發率，乳癌患者有多少多少比率以離婚收場，裝上義乳後過敏的人，比例有多少多少，好吧，誰叫人家身在其中呢，我體諒；從此以後，我不能談球賽，不能談電影，不能談朋友到哪裡去旅行了，這，我也體諒。但是，你不能因為我說過今天同事生小孩了，我們集體去看小毛頭了，就說我嫌棄你了，有意刺激你了——我已經保證過，如果石榴的身體狀況不允許，我們就過兩人世界好了，我哥有兒子，她不會有任何壓力的，我要怎麼保證，她才相信？”李景開始半宿半宿地失眠，他覺得石榴的所作所為是那樣地任性，就因為她是病人，她就有權力任性嗎？而李景，就因為沒病，就必須無條件地擔待她，讓她成為“常有理”？李景某一天終于成為活火山，沖石榴嚷道：“哎，是不是上天不該安排我們倆一個人病着，另一個人卻活蹦亂跳着，是不是因為我還健康，你就怨恨我？”

　　李景此言一出，石榴的臉就白了。繼而淚下，接着，兩個人抱頭痛哭。哭完了，郁積心中的不安都抖落了一點，兩人開始了石榴患病後的首次長談。李景承認自己在照顧石榴的感受方面思想準備不足，他從前認為自己可以100%地接受石榴的病，現在，他認為自己可以接受85%，“我也需要心理援助，某些援助可以來自朋友，但某些援助隻能來自你，因為你是妻子，隻有你能給。”石榴得悉李景在照料她的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因此變得焦慮和抑郁，也稱沒想到，“也許有些乳癌患者失去了婚姻，她們自己的心理狀态也要負責任。”石榴意識到，要給李景一點空間，讓他去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他也需要球賽、朋友、啤酒，需要乳癌之外的話題。“也許當我們倆能坐在一起談談剛上映的大片，談談下次短途旅行去哪兒的時候，我們才徹底在精神上放松了，那一刻，轉機才會來臨。”

　　從前，我們以為，如婚誓中所說的那樣，不論貧窮還是富貴，不論卑賤還是騰達，不論疾病纏身還是健康，永遠不棄不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錯了，這向來是一件很難的事。尤其是一方健康，一方惡疾纏身時，問問自己，你們還能從今日的相處中感知幸福嗎？還能對對方的所作所為感恩嗎？還能有幽默感逗樂對方嗎？如果有，很好，你們的關系才算到了水到渠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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